悍宋：朕，趙構，不做昏君！ 第316章 高麗、倭國，皆遣使通好

臨安城的深秋，褪去了夏日的潮熱，多了幾分爽朗。

然這份爽朗，卻被北地日益迫近的烽煙與城內無處不在的備戰氣氛，染上了一層難以言喻的沉重。

朝堂之上，日日議論的皆是邊關急報、軍械錢糧、城防兵員，空氣緊繃得彷彿隨時能迸出火星。

然而，在這一片肅殺與焦慮之中，一連串來自海外的訊息，卻如同幾滴甘霖，雖不能解旱，卻也讓人精神為之一振，隱隱看到了一線希望與轉機——高麗、倭國，竟不約而同地派來了正式的使節團，意欲與南宋通好。

高麗使團先至。

其時，高麗國早已在蒙古鐵騎的淫威下屈服，被迫稱臣納貢，國王甚至需送子入質，國內親蒙與反蒙勢力鬥爭激烈，處境艱難。此番派出的使團，規模不大，但規格不低，正使乃高麗王族遠支、精通漢學的禮部侍郎王雍。

他們乘坐的海船在明州市舶司接受了極為嚴格、近乎苛刻的檢查後，方被允許泊岸。

皇城司的番子、水師的密探，乃至臨時從臨安趕來的樞密院官員，對使團上下進行了數輪盤問，確認其身份、來意無誤，並嚴令限製其隨行人員的活動範圍後，才由明州府派兵護送，沿運河前往臨安。

倭國使團的到來，則更令人意外。

自唐朝以來，日本與中原王朝的官方往來便時斷時續，民間貿易雖盛，但官方遣使已稀。

此番前來的，並非以往常見的“遣宋使”那種大型文化使團，而是一支由幕府執權北條泰時派遣、以博多豪商宗像氏為副使的小型商貿兼探詢使團。

其船隊在明州外海便遭遇了南宋水師巡邏船隊的嚴密盤查，幾經交涉，出示了太宰府的文書印信，並承諾嚴格遵守宋國海防律令後，方得入港。

其審查之嚴，更甚於高麗使團。

兩批使節，前後腳抵達臨安，被分彆安置於專供蕃使居住的“懷遠驛”與“同文館”，皆有重兵把守，名為護衛，實為監視。

朝野上下，對此議論紛紛。

有言此乃蠻夷見蒙古勢大，宋廷危殆，故來窺探虛實，甚或為蒙古作前驅者；有言此乃海外諸國感念大宋往日恩德，見中原有難，特來聲援者；更多人則將其視為一窺外部世界對這場即將到來的宋蒙大戰態度的風向標，以及可能爭取的外交助力。

皇帝趙構對此事極為重視。

在初步確認使團無立即威脅後，他決定在垂拱殿偏殿分彆接見兩國使臣。

接見高麗使臣王雍在先。

王雍年約四旬，麵容清臒，身著高麗官服，舉止恭謹有禮，漢話流利。

行禮如儀後，他呈上高麗國王的親筆國書。

國書用詞極為恭順，先追憶了宋麗之間悠久的友好關係，盛讚大宋文明昌盛，繼而筆鋒一轉，以極其沉痛和隱晦的筆觸，描述了蒙古的強橫暴虐，以及高麗“屈身事虜”的無奈與悲苦。

文中雖未明言，但字裡行間流露出對蒙古的恐懼與怨恨，以及對南宋的同情與期待。

最後，國王表示“雖滄海阻隔，然心向王化”，願“永為藩輔，互通有無”，並進獻了高麗蔘、貂皮、細苧布、狼毫筆等方物，請求恢複因戰亂而中斷已久的官方朝貢與貿易。

趙構聽內侍誦讀國書，麵色沉靜，心中卻如明鏡一般。

高麗此來，絕非簡單的“慕義來朝”。

其國正飽受蒙古壓榨欺淩，國王與世子皆在蒙古掌握之中，國內反抗勢力時有活動，處境危如累卵。

此次遣使，一為試探南宋對抗蒙古的決心與實力，看看這南朝是否還有能力、有意誌成為牽製蒙古的一支力量，哪怕隻是精神上的寄托；二為尋求一條可能的退路或外援，哪怕是獲取一些軍事物資或經濟上的支援；三也為向蒙古展示其並非鐵板一塊，仍有外交迴旋餘地，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

所謂“恢複朝貢貿易”，更是希望重新打開一條獲取中原物資、緩解國內困境的渠道。

“貴國主深明大義，不忘舊好，朕心甚慰。”

趙構緩緩開口，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儀，“北虜猖獗，非止危害中原，亦荼毒鄰邦。

高麗舊為禮儀之邦，受其侵淩，朕亦扼腕。

然我大宋，上承天命，下撫萬民，自當整飭武備，保境安民。

凡願恪守臣節，屏藩中國者，朕必待之以誠，庇之以德。

朝貢貿易之事，可著有司議定章程。

然如今海道不靖，需得謹慎。”

趙構的回答，既表達了同情與接納之意，強調了宋朝抗蒙的決心，也劃清了界限——承認高麗“藩輔”地位，但並未做出任何具體的安全承諾，對朝貢貿易也設置了“海道不靖”的前提，留有充分餘地。

他賞賜了使團錦緞、瓷器、茶葉等物，並允其隨行商人在市舶司監管下進行有限貿易。

接見倭國副使宗像氏時，氣氛又自不同。

宗像氏乃商人出身，雖也恭敬，但少了幾分王雍的文雅拘謹，多了幾分商人的直率與精明。

他帶來的“國書”實為日本幕府執權北條泰時的書信，語氣不卑不亢。

信中首先對日本商船以往在宋國貿易中所得優待表示感謝，繼而提及近來聽聞北方戰事，海道不寧，日本商船亦受影響，希望宋國能加強海防，保障商路安全。

信中委婉詢問宋國對當前局勢的看法與應對，並表達了希望繼續並擴大雙方貿易的意願。

同樣，他們也帶來了硫磺、砂金、太刀、摺扇、漆器等貢禮。

趙構與重臣們明白，日本此行，政治意味遠低於高麗，更多是出於實際利益考量。

蒙古兩次征日雖被“神風”所阻，但給日本帶來了巨大震撼與危機感，使其對大陸局勢極為關注。

南宋的存亡，直接影響東海貿易圈的安全與日本的經濟利益。

幕府一方麵希望南宋能頂住蒙古，成為其與蒙古之間的緩衝；另一方麵，也擔心南宋潰敗後，蒙古水師可能再度威脅日本。

故遣使前來，既是打探虛實，評估南宋的抗戰能力與持久力，也是為未來的貿易乃至潛在的安全合作投石問路。

至於擴大貿易，更是實打實的利益訴求。

“扶桑國主關心海道，朕已知之。”

趙構的迴應更為務實，“我朝已設沿海製置使，專司海防，戰船雲集，水師整訓，必保商旅平安。

貴國商船，隻要遵我法度，自然暢通無阻。

至於兩國通好，貨物往來，乃互利之事，可著市舶司詳議。

硫磺等物，於軍械製造有益，可優先交易。”

趙構的迴應，直接點明瞭南宋加強海防的決心與能力，給日本吃了定心丸，也明確表達了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擴大貿易，特彆是軍用物資貿易的意願。

這既是經濟利益交換，也隱含著某種程度的戰略協作可能。

高麗、倭國遣使通好，雖動機各異，訴求不同，且其自身實力與能提供的直接幫助有限，但在蒙古大軍壓境、國際環境空前孤立之際，其象征意義與潛在影響不容小覷。

這至少說明，在東亞乃至更廣闊的範圍內，並非所有勢力都樂見蒙古一家獨大。

南宋的抗蒙鬥爭，在道義上並非孤立，在戰略上也可能存在微弱的潛在盟友或同情者。訊息傳開，臨安朝野稍感寬慰，主戰派士氣為之一振，認為此乃“天命未絕，遠人歸附”之兆。

而對趙構和張俊等人而言，這更堅定了他們強化海防、保持海上通道、爭取一切可能的外交與經濟支援的決心。

兩大使團在臨安停留月餘，除禮節性活動與有限貿易外，也與宋朝官員進行了多次私下接觸，獲取了大量關於南宋備戰、社會狀況的資訊。

他們帶著複雜的觀感與各自的收穫，相繼乘船離去。

海天渺渺，他們的歸國報告，將在高麗王廷與日本幕府中，引發怎樣的討論與決策，又將如何影響未來東亞的局勢，此刻尚未可知。

但南宋的國門，至少在這一刻，並未因北方的陰雲而完全緊閉，依然有幾縷外來的風，帶著試探、期待與算計，吹入了這座焦慮的帝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