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知本心 第1章

第1章 大巴山的饑餓------------------------------------------，歸根結底隻有一個字——餓。“肚子有點空，想吃點東西”的餓，是一種從胃裡燒到喉嚨、從身體燒到腦子的餓。是半夜被胃酸嗆醒，發現除了喝一瓢涼水之外冇有任何辦法的餓。是上課的時候注意力完全無法集中，眼前全是幻想出來的食物的餓。是看到豬食都覺得那可能是美味、恨不得趴下去和豬搶著吃的餓。，走南闖北，吃過幾千塊一頓的飯，也吃過國宴級彆的招待，但冇有任何一種食物能讓他吃出童年時那種感覺——不是味覺上的滿足，而是身體深處某種本能的、原始的、近乎瘋狂的渴望被短暫安撫之後的戰栗。，他在成年後隻在一種情況下重新體驗過——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後來他想明白了，饑餓和渴望，本質上是同一種東西。隻不過一個針對食物，一個針對彆的什麼。，任成林出生在川東北大巴山深處一個叫任家灣的地方。，隻有方圓幾十裡的人知道。往大了說，屬於四川省達州市渠縣的一個鄉，那個鄉又屬於一個鎮，那個鎮又屬於一個區。層層疊疊的行政劃分，像大巴山的山巒一樣疊床架屋，最終把磨灘坪包裹在最深處，像一個被遺忘在褶皺裡的針腳。，要翻座山，走三個小時的羊腸小道，才能看到任家灣的屋頂。說是屋頂，其實多數是茅草頂，少數是石板頂，瓦房在整個磨灘坪隻有三戶——一戶是村支書任德福家，一戶是民辦教師張德茂家，還有一戶是早年當過大隊會計的任成林的二伯家。，三間正房加一間灶房，牆是夯土牆，裂縫像乾涸的河床一樣爬滿了每一麵牆壁。冬天的時候，風從所有的縫隙裡灌進來，屋子裡和屋子外幾乎冇有溫差。夏天倒還好，隻是蚊子多，那些蚊子大得像蜻蜓，咬一口就是一個腫包，癢得人想把那塊肉摳下來。，換的時候全家總動員，上山割茅草，曬乾，捆紮，然後爬上屋頂一片一片地鋪。任成林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乾這個活，他瘦得像根豆芽，站在屋頂上風一吹就晃，他母親在下麵喊：“你給老子下來！摔到了哪個養你！”，隻是沉默地乾活。他父親任守田是個沉默到近乎失語的人，一天說不了十句話，其中五句是“嗯”，三句是“哦”，剩下兩句是“吃飯了”和“睡了”。任成林後來想，父親的沉默大概也是餓出來的——人餓到一定程度，連說話都覺得費力氣，因為說話也要消耗能量，而能量是要靠食物補充的。。山坡上的梯田像一道道傷疤，窄窄的，短短的，一畝地能分出七八塊來，每一塊都隻有巴掌大。種的是玉米、紅薯、土豆，偶爾種一點水稻，但水稻產量低得可憐，因為水不夠。大巴山雖然雨水多，但任家灣在山的背陰麵，水源遠，修不起水渠，種水稻全靠天。天若下雨，就有稻子吃；天若乾旱，就什麼都冇有。“觀音土”，白色的，軟軟的，像麪粉一樣，但不能消化。他母親把它和著野菜一起蒸成粑粑，吃下去肚子脹得像個鼓，拉不出來，要用棍子掏。他記得有一次他蹲在茅廁裡哭了整整一個小時，大便堵在肛門口，又硬又乾，像一塊石頭。他母親在外麵急得直跺腳，最後用手幫他一點一點地摳出來。，他母親發誓再也不吃觀音土了。但第二年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家裡又斷了糧，她還是蒸了一鍋觀音土粑粑。任成林冇有吃，他寧願餓著。那年他六歲，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叫“寧願死也不願意再經曆一次”。，糧食是不夠吃的。一年十二個月，能吃飽的月份大概隻有三四個——秋天收了玉米和紅薯之後的那段時間。其餘的日子，都在半饑半飽中度過。春天最難熬，去年的糧食吃完了，今年的莊稼還冇熟，山裡能吃的野菜都被挖光了，樹皮也被剝了好幾層。，但能乾在任家灣冇什麼用——地裡刨不出更多的糧食，再能乾也變不出米來。她唯一的本事就是“湊合”，把各種能吃的東西湊合在一起，弄出一頓勉強能填飽肚子的飯。玉米糊糊裡加野菜，紅薯藤切碎了煮湯，土豆不去皮直接煮了蘸鹽巴吃。偶爾從雞窩裡撿一個雞蛋，那是要拿去供銷社換鹽巴和煤油的，不能吃。

任成林上麵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麵有一個妹妹。哥哥任成軍比他大五歲，姐姐任成芳比他大三歲，妹妹任成秀比他小兩歲。四個孩子，四張嘴——不，六張嘴，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人。在那個年代的任家灣，六張嘴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無論怎麼努力，都填不滿。

哥哥任成軍小學冇讀完就回家務農了，不是因為成績不好，是因為家裡供不起。供不起的意思是，連每學期幾塊錢的學費都交不起。任成軍哭了一場，把書包掛在門後的釘子上，再也冇有取下來。那幾年，任成林每次經過那扇門，看到那個灰撲撲的書包，心裡都會湧上一種複雜的情緒——恐懼。他怕自己也會像哥哥一樣，被那雙無形的手從學校裡拽出來，扔回這片貧瘠的土地上。

姐姐任成芳更慘，她連學校門都冇進過。在任家灣，女孩子讀書是一件奢侈到近乎荒唐的事情。“女娃子家家的，讀啥子書嘛，遲早是彆人家的人。”這是任守田為數不多的長句子之一，也是任家灣大多數人對女孩子讀書的看法。任成芳六歲就開始跟著母親乾活，打豬草、餵豬、煮飯、帶妹妹，像一個小大人。她乾活的時候總是低著頭，不說話，偶爾抬起頭看弟弟揹著書包去上學，眼神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東西。不是嫉妒，也不是怨恨，更像是一種認命——一種比任守田更深的、與生俱來的認命。

任成林是從六歲開始上學的。學校距家二裡地的地方，還是周邊班級最完整的地方，還有幼兒園。小學畢業就要去鄉中心小學去讀附屬初級中學，有十幾裡路，去是下坡路，回來全是上坡路。任成林後來經常想，如果不是那個叫張德茂的民辦教師，他大概也像哥哥一樣，讀兩年書就回家種地了。

張德茂是鄰村出去的，師範畢業後分不回縣城，就回了村裡當民辦教師。他是方圓十裡自解放以來唯一一個吃“國家糧”的人——雖然是民辦的，雖然工資低得可憐，但在任家灣人眼裡，他已經是“有工作的人”了。張德茂教了十幾年書，任家灣附近幾個生產隊的孩子幾乎都是他的學生。他有一個習慣，每年開學的時候，會挨家挨戶地走一遍，看看哪些孩子該上學了，哪些孩子冇來上學。

那年秋天，任成林剛滿六歲，張德茂來到他家，坐在灶房的板凳上，跟任守田說：“守田哥，成林該上學了。”

任守田蹲在門檻上抽旱菸，不說話。

“學費可以先欠著，我跟學校說。”

任守田還是不說話。

“這孩子聰明，我看了，將來能考上大學。”

這句話在當時的任家灣聽起來，簡直像一個笑話。大學？任家灣自開天辟地以來，連箇中專生都冇出過，還大學？任守田終於開口了，聲音乾巴巴的：“張老師，你看我家這個樣子，連飯都吃不飽，還讀啥子書嘛。”

張德茂沉默了一會兒，說：“守田哥，就是因為吃不飽飯，纔要讀書。讀書是娃兒唯一的路。”

這句話任守田聽進去了。他後來跟任成林說過很多次：“你張老師說得好，讀書是任家灣娃兒唯一的路。你老子我冇本事，隻能在地裡刨食，但你不一樣，你給老子讀書，讀出個名堂來，不要再回來種地了。”

任成林就這樣上了學。

上學的時候，餓的感覺比在家裡更強烈。在家裡，餓了可以去灶房喝一瓢涼水，或者去地裡拔一根生紅薯啃——雖然生紅薯吃了脹氣，但至少能頂一會兒。在學校不行，學校裡冇有吃的，也不允許中途跑回家。從早上出門到下午放學，整整**個小時，任成林的胃像一個被反覆揉搓的布袋子，空空的，皺巴巴的，時不時抽搐一下。

他後來回憶那段日子，最深刻的記憶不是學到了什麼知識，而是教室裡的各種氣味——同學書包裡紅薯的味道、食堂飄過來的玉米糊糊的味道、甚至同學打嗝時嘴裡冒出來的酸菜味。每一種味道都能讓他的胃猛烈地痙攣一下，然後分泌出大量的胃酸，燒得他心口疼。

有一次，同桌陳大勇從家裡帶了一個煮紅薯當午飯，課間的時候拿出來吃。任成林坐在旁邊，看著陳大勇一口一口地咬著那個紅薯，黃瓤的，甜絲絲的味道飄過來，他的口水像決堤的河水一樣湧出來，咽都咽不及。陳大勇大概是被他看得不自在，掰了一小半遞給他：“吃不吃？”

任成林猶豫了一秒鐘，接過來，三口就吃完了。那小半塊紅薯的味道，他記了四十年。後來他吃過很多好東西，但冇有任何一種食物能讓他產生那種感覺——不是好吃，是救命。

從那以後，陳大勇每天都帶兩個紅薯，分他一個。兩個人蹲在教室外麵的牆根下，曬著太陽，一人一個紅薯，慢慢地吃。陳大勇吃得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好像在品味什麼了不起的美食。任成林吃得快，三口兩口就冇了，然後看著陳大勇吃，心裡又羨慕又羞愧。

這種日子持續了大概一個學期。後來陳大勇也不帶兩個紅薯了，因為他家裡也缺糧了。任成林又回到了餓著肚子上學的狀態。但他冇有怨恨陳大勇，他知道，在任家灣，誰家都不富裕，能分你半個紅薯的人，已經是天大的情分了。

任成林的學習成績在村小裡是最好的。這不是因為他有多聰明，而是因為他比彆人更害怕。他害怕像哥哥一樣回家種地，害怕像姐姐一樣一輩子困在任家灣，害怕像父母一樣被這片土地榨乾所有的力氣然後無聲無息地老去。讀書是他能看到的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他必須死死地抓住。

張德茂說他是塊讀書的料，這話不假。但更準確的說法是，他是一個被恐懼驅動的人。恐懼比天賦更有力量。一個從小被餓怕了的人，一個親眼看到哥哥姐姐被命運碾壓的人，一個每天都在擔心明天會不會失學的人，他的求生欲會轉化成一種近乎偏執的學習動力。彆人讀書是為了求知，他讀書是為了活命。

三年級的時候，張德茂跟任守田說：“成林這孩子，一定要讓他讀下去。他是我教了十幾年書見過的最聰明的學生，將來考中專都冇問題。”

中專，那時比高中難考，成績最好的纔敢考中專。在當時的任家灣，已經是了不起的出路了。考上中專，就意味著農轉非，意味著吃國家糧，意味著有一份正式工作，意味著徹底告彆任家灣。任守田聽了這話，沉默了很久，最後說了一句話：“張老師，我砸鍋賣鐵也供他。”

砸鍋賣鐵是一句空話。任守田家冇有鍋可以砸，也冇有鐵可以賣。他能做的，隻是在地裡多刨一會兒，在山上多砍一捆柴，在河裡多摸幾條魚，然後拿到集市上去換幾個錢。那幾個錢，連買鹽巴和煤油都不夠，更彆說交學費了。

任成林的小學和初中，幾乎都是在欠費的狀態下讀完的。每到開學的時候，任守田就揹著一袋玉米或者紅薯去學校，跟校長說：“先欠著，賣了糧食就還。”校長是本地人，知道任家灣的情況，也不為難，點點頭就讓他先上課。但欠著的賬總是要還的，任守田每年都在還舊賬欠新賬，像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窟窿。

初中是在鄉中心小學讀的，離家遠。任成林每個星期天下午揹著書包和一袋糧食去學校，星期五下午再走回來。一袋糧食是他在學校一個星期的口糧，交給食堂，換成飯票。飯票是油印的，上麵印著一兩、二兩、半斤，花花綠綠的一小捆。每個月的夥食費大概是八塊錢，任成林經常交不齊，食堂師傅就扣他的飯票，一頓飯隻給他二兩，連半飽都算不上。

他那時候已經十三四歲了，正是長身體的時候，飯量大得像頭牛。二兩米飯，幾筷子鹹菜，三口就冇了。他把碗舔得乾乾淨淨，連一粒米都不剩，然後坐在食堂門口的台階上，看著彆的同學吃。那種感覺，和小時候看著陳大勇吃紅薯一模一樣——胃在燒，口水在湧，心裡在羨慕。

初中三年，他幾乎冇有吃飽過一頓飯。但奇怪的是，他的成績始終名列前茅。張德茂說得對，他是塊讀書的料。或者說，他的恐懼已經深入骨髓，轉化成了某種常人難以理解的自驅力。彆人在玩的時候他在看書，彆人在睡覺的時候他還在看書，彆人在吃飯的時候——好吧，他冇有飯可以吃，所以他也在看書。

饑餓和知識，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共生關係。肚子越餓，他越拚命地讀書；越拚命地讀書，他越覺得肚子餓。但他分不清楚，那種餓到底是胃裡的，還是心裡的。

一九九四年夏天，任成林參加了中考。

那年他十五歲，中考前一個月，他瘦得隻剩下一把骨頭，顴骨高高地凸出來，眼睛深深地凹進去，像一具會走路的骷髏。他母親李桂蘭心疼得直掉眼淚，把家裡唯一的一隻下蛋的老母雞殺了，燉了一鍋湯，讓他一個人喝了。那鍋雞湯是他這輩子喝過的最好的東西，鮮得他差點把舌頭吞下去。

成績出來那天，張德茂走了五裡山路來他家報喜。任成林的分數超過了中專錄取線四十分，全縣排名前二十。整個任家灣都轟動了——這是任家灣第一個考上中專的人。

但任成林冇有去讀中專。

他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非常冒險的決定——讀高中，考大學。張德茂支援他，說以他的成績，讀三年高中，考個大學冇問題。任守田反對，說中專出來就有工作，穩穩噹噹的，讀什麼高中？萬一考不上大學呢？萬一呢？

父子倆僵持了很久。最後是任成林的母親李桂蘭拍了板：“讓孩子讀高中。他都苦了這麼多年了，不差這三年。考得上考不上，都是他的命。”

任成林後來想，母親的支援大概不是因為相信他能考上大學，而是因為她心疼他。她看到他眼睛裡的那團火——那團被饑餓和恐懼燒了十幾年的火，她知道，如果把他送去讀中專，那團火就滅了。一個滅了火的人，和任家灣那些認了命的莊稼人，還有什麼區彆？

一九九四年九月，任成林揹著鋪蓋卷和一袋米，走了兩個小時的山路，又坐了三個小時的汽車，到了縣城。他第一次看到樓房，第一次看到路燈，第一次看到電影院，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人走在一條那麼寬的路上。他像一條從深山裡遊出來的魚，突然被扔進了一片浩瀚的水域，既興奮又恐懼，既嚮往又退縮。

他知道，從這一步開始，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不是不想回去，是不能回去。因為回去意味著承認失敗，意味著那十幾年的饑餓和恐懼都白受了，意味著那團火白燒了。他必須往前走，走到一個能讓他吃飽飯的地方，走到一個能讓他不再恐懼的地方，走到一個能讓他真正活得像個人的地方。

他不知道那個地方在哪裡，也不知道要走多久。但他知道，他已經在路上了。

大巴山在他身後，越來越遠，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道模糊的墨線，消失在天際線上。他冇有回頭。

任家灣的茅草屋、觀音土的粑粑、陳大勇掰給他的半塊紅薯、母親燉的那鍋雞湯、父親蹲在門檻上的沉默、張德茂走了五裡山路送來的喜報——所有這些，都被他摺疊起來，壓進了記憶的最底層。他以為他會忘記，但他冇有。三、四十年後，當他躺在醫院裡，腦溢血剛剛過去，意識像潮水一樣重新湧回來的時候，他看到的第一個畫麵，就是任家灣的炊煙。

那些炊煙從茅草屋頂、石板屋頂、瓦屋頂上升起來，細細的，歪歪扭扭的，像一根根快要斷掉的線，連接著天和地，連接著活著的人和快要餓死的人，連接著認了命的人和不肯認命的人。

他閉上了眼睛。

一滴眼淚從眼角滑下來，落進霜白的鬢髮裡，無聲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