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黃昏 賣書記

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

買書，常常為買不到好書懊惱，為失之交臂而遺憾，為掏不出那麼多錢詛咒書價之暴漲。然後羨慕魯迅先生每年的書賬，都是好幾百大洋地花，而且能買到那許多有價值的書籍。現在，哪個以文字為生的作家，敢這樣大手大腳地買書呢？也許有錢的個體戶能一擲千金，可他們又並不需要書。於是，隻好一作王小二過年之歎，二作阿Q式的自慰，與其現在買了將來保不準還會賣，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無論如何，買不到書，頂多是惱火罵娘而已。

可是賣書，特彆是賣自己不想賣、不捨得賣的書，那種心痛，雖比不上賣兒賣女，但看到你珍藏的書、報、刊，被撕碎了包鹹菜，被送進造紙廠，扔進水池子裡漚泡，那滋味實在是扯心揪肝的。

其實，我不是藏書家，隻不過自己悔不該作了不該作的知識分子，而且還是更不該作的作家，不能不有那麼幾本書而已。當然，你是個臭知識分子，你是個臭作家，你就不可能冇有喜歡書籍的臭毛病。有時候讀到黃裳先生的購書劄記，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裡的鈔票除了買燒餅外，尚有餘裕，未嘗不想到琉璃廠去轉轉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書，那種快樂，也隻有同此癖好的人才能體會。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還要賣掉或者扔掉這些書的話，也就興味索然了。儘管如此，買書之心不死，見書店而不進去，總覺得若有所失地不安，這大概就叫做毛病了。

談起賣書，話就更長了。先後，我一共有過三次說來痛楚的賣書體驗。如果按時間劃分，恰巧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我把我怎麼也割捨不下的一些書，帶到了北京。單身漢，住集體宿舍，屬於你的空間，必然是有限的。你的書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至影響彆人革命，一旦超越這個範圍，彆的革命的同誌就會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覺了。若是說：“你都看些什麼書呀？”那還算是客氣的。如果說：“你怎麼儘看這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書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煩了。也許中國人從孔夫子開始，就生有一種誨人不倦的好習性，特彆願意幫助人，挽救人，給人指點迷津。於是我隻能誠惶誠恐地使我的書籍體積縮小，免生枝節。

共和國最初幾年，真是一個充滿了革命羅曼諦克的時期，誤以為美麗的幻想和憧憬，會在明天一早打開門時呈現在眼前。雖然我並不樂意精簡我那可憐巴巴的百十本書，但相信暫時的失去，等到那盼著的一天，甚至會得到更多。那是我一個永遠的夢，能擁有琳琅滿目的幾架我心愛的書籍，此生足矣！於是我把好容易背到北京來的，解放前在上海讀中學時逛四馬路舊書攤上買的，在南京讀大學時轉四牌樓或夫子廟的小書店裡買的；一個窮學生當然不可能買到什麼珍、善本書，不過也是愛不釋手的幾本破書，以革命的名義淘汰了一批。

那時東安市場內，即現在一進門的公廁方位，有一條買賣舊書的小衚衕，鱗次櫛比地排滿了書攤。我那些書自然不值錢的，三文兩文便賣掉了。我始終遺憾，有一本外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書名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作者叫什麼，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歐作家，大抵是不會錯的。文筆之幽默，至今還留下深刻的印象。還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內容，描寫人們怎麼在知道了慧星要和地球相撞，麵臨大毀滅前的恣意享受人生的最後一刻的形神狀態，豬宰了，牛殺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給點燃了，本不愛的男女也匆忙結合了。等到那恐懼的一刻過去，人們發現自己還活著，才知道那該死的世紀末是怎樣把大家坑了？

以後，我再冇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所有的外國文學家辭典裡，也找不到這位作家的一點線索，真不該賣掉那本書。

記得有一本三十年代編的當時名家小說，沉掂掂地，很有些分量，論斤約了，至今我也後悔不迭，要留在手邊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精神，和晚期為人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種皈依正統的心態，兩者之間所產生的難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雖然有的篇目，如鬱達夫的《遲桂花》，總算在很後的後來重新問世，但像葉靈鳳、邵洵美、洪靈菲，甚至張資平那些也曾盛極一時的作品，就湮冇在曆史的積澱裡，很不容易找到的了。我還記得似乎是沈從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給彆人，去給人家生兒育女的淒淒苦苦的小說，嗣後再出他的集子時，也冇有收進。還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說，題名忘了，描寫一個三十年代年青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肮臟的亭子間裡，頗委瑣的場所，似乎是一個非職業性的妓女，隻求快些了事。誰知這個男人對女性**及有關部位的崇拜，卻是非常弗洛依德的。那些**裸的描寫，應該說夠大膽和不讓後人的。

八十年代初，在大連棒槌島遇到這位前輩作家，我差一點就想請教她寫的這篇刻劃性心理的作品了。話到嘴邊，我遲疑了，這本書我三十年前賣了，讀這本書更早，是四十年前當中學生時的事了，萬一記憶出了差錯，豈不是惹得老前輩不愉快嗎？好象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過，不能不說是遺憾。一篇作品能給人留下這樣久遠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價值的。

當時，我賣掉這些書，倒也並不怎麼心痛。

問題在於《擬情書》，《查拉圖斯如是說》和其它幾本《世界文庫》，一定要我棄之若敝屐，實在難捨難分。尤其那本《擬情書》，是用草紙印刷，估計是抗日戰爭期間在大後方紙張匱乏情況下出版的，若儲存到今天，倒不失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為傳播文化所作出的努力的佐證。我是在上海當時叫作呂班路的生活書店裡買的，那是抗戰勝利後不久的事。時至今日，這兩書也見不到，尼采的書不出，尚可理解，不知為什麼，《擬情書》似乎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許嫌那種表達愛情的方式陳舊了些？難道愛情還有古老和現代的區分麼？

我一點也冇有怪罪那些過分熱情幫助彆人的人的意思，他們（也包括她們，女同誌要偏激起來，絕對不怕矯枉過正的）在小組會上，在生活會上，在學習會上，在支部會上，就有人對我下不了狠心與過去絕裂，表示痛心疾首。那時候開會是生活的主要內容，比賽誰更加革命些，則更是主要內容的內容。而革命，對某些積極分子來說，很大程度上是革彆人的命。

“還有功夫去研究怎樣寫情書？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怎麼下不了狠心一刀兩斷呢？”一位穿列寧服的神色嚴肅的女小組長語重心長地教導我：“我真難以理解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怎麼感情總是不對頭呢？看起來，對你們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啊！”她那搖頭的樣子，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藥，隻好忍痛把書當破爛賣給敲小鼓的了。但我納悶，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嗎？後來，我們各奔前程了，這位女同誌雖然憎惡《擬情書》，但她能使兩個老同誌為她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受到處分，我就有點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麵的她，就是後麵的她，有一個不是她，這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她還健在，她能看到這篇《賣書記》，也許她會作出一個正確的答覆。

第二次賣書，是六十年代餓肚子的結果了，不但賣書，說來也無所謂丟人的，甚至連並不多餘的衣物也變賣了，有什麼辦法，餓啊！轆轆饑腸光靠醬油衝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越喝越浮腫。夜半餓醒了，就得琢磨家中還有什麼可以賣的？救命要緊，壓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時候，求生的**也益發強烈。

賣，凡能變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我真感謝中國書店的收購部，當時能以六折的價錢收購完整的不脫不缺的期刊報紙，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作用。捨得也好，不捨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為了糊這張“口”，將儲存了好多年的雜誌，用車推到現在的西單購物中心的原來商場裡的中國書店，全部賣掉了。

當時，最淒愴的莫過於那套《譯文》了，也就是現在的《世界文學》，當我從小車往書店櫃檯上裝的時候，心裡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我把朋友的一份友情也變賣了，這是我直到今天也還不能釋然於懷的。

因為茅盾先生在解放後將它複刊時，適逢我在朝鮮前線，冇能及時買到，等我回國後訂了這份刊物，總是以未有最初的幾期為憾，像王爾德的《朵連格連的畫象》就在複刊的前兩期上。於是我好一陣子滿北京城地找，希望補成全璧。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就是這樣彆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際關係也是這個道理，你把他當作至交，他卻在背後乾出賣你的勾當，而且令人厭惡的是，這類人言必馬列，正襟危坐，其實肚子裡裝的齷齪，比墨鬥魚還要黑，絕對可以做到吃人不吐骨頭的心毒手辣。相反，也有血性漢子，或許說些話，做些事，並不儘合你意，但在關鍵時刻，他的肩膀決不脫滑，使你覺得這個世界尚有好人在，真情在，否則，也著實讓人絕望的了。

一九五七年，有位作家（後來證明不過是個作家混子而已，這大概也是個規律，一個作家倘寫不出作品，或壓根兒也不會寫作品，便隻好像天津三不管，北京天橋那種地痞加流氓似的靠耍嘴把式來霸占地盤。過去這樣，現在也還是這樣，古今同此一理），恨不能由於我寫了一篇《改選》，把我送去勞改，他好立功受獎。這位寫不出作品，卻想吃蘸人血饅頭髮跡的老兄，一麵假惺惺地如何如何對我表示知己，一麵到處蒐集材料，欲置我於死地。就是曾經將他自己的《譯文》前幾期讓給我的這位老同學，在這位小醜作家前去向他調查我的時候，很說了幾句公道話，惹得這個反右英雄回機關來破口大罵，聲言凡與我有來往者，皆可打成右派雲雲。這樣，我的老同學受我一點政治上的牽連，在那時的中國，自是意料中事。

就是他，知道我在找《譯文》，便說：“你要哪一期，你拿走好了！”

“你呢？”我看他書架上整整齊齊地從複刊第一期起排列著，有些不忍心。

他說：“既然你喜歡……”他就是這樣一位敢把心掏給你的人。

所以，當我站在中國書店的櫃檯前，由於生計所迫，不得不賣掉這套《譯文》的時候，我猶豫了。這其中有幾本雜誌包含著朋友的一份心意啊！也許我應該留下來，以便將來使他那一套《譯文》得以完整地儲存。可是，中國書店的收購條件，必須是不缺期的才能六折，否則，就要你把書往磅秤上堆了。

原諒我吧！老同學！我太需要錢了，因為我太餓了。

後來，我從外地又回到北京來，他卻由北京到外地去了，難得見麵一次，話題也不免太多。但這件絕非小事的細節，我總是忘了告訴他一聲。當然，他那豪爽任俠的性格，即使知道，至多也是一笑而已，纔不會放在心上。去年，他因病辭世，收到他的訃告，馬上想到了他那幾本被我賣掉的《譯文》，為未能使他瞭解，而成了我永遠的遺憾了。其實，六十年代那最餓的日子裡，他和我一樣，也浮腫來著，也衝過醬油湯喝來著，想到這裡，除了遺憾，更有不能釋然於懷的歉意了。

第三次賣書，便是七十年代那轟轟烈烈歲月裡的事了。

如果說，五十年代賣書，隻是為了割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屬於外科手術。那麼，到了“文革”期間，不得不賣掉所有可能涉嫌的書籍，完全為了保全性命，是生死攸關的頭等大事了。因為來抄家的狂熱之極的紅衛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說不清”的。特彆對你這種板上釘釘的所謂分子之類，你若敢辯解一聲，輕則嗬斥，重則棍棒，然後高帽一頂，遊街示眾，那還不是家常便飯。

放明白些，除規規矩矩不亂說亂動外，要緊的是不能給抄家的小將們，留下任何口實，這時候，你才體會到書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說你厚古薄今，外國書多了，說你崇洋媚外，即使你把毛著放在極恭敬的位置，那也不行，為什麼你有那麼多的非馬列的書？是何居心之類的話，必然跟著批過來的。上帝保佑，最佳之計，就是把所有印成漢字的東西統統肅清，“人生識字糊塗始”，如今，連字都冇有了，肯定萬事大吉了。

於是除去我妻子的鋼琴樂譜外，我們倆基本上將大部份書都送到廢品站落破爛。

現在重新回過頭去，想一想當時賣書的往事，說不好是喜劇呢？還是悲劇？

住宅區的廢品收購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著革命造反派的紅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過。

“不是最後都漚爛了做手紙嗎？”我妻子有點不耐煩。

“那也看有冇有反動的！”這位怕肛門受到精神汙染的紅色老太太，義正詞嚴地說。

雖然負責審查，大權在握，哪本要，哪本不要，她說了算。但識字不多的這位審查大員，還需要我一一報上書名，才決定取捨。那套二十七冊的《契訶夫文集》遞了過去，她問：“哪國的？”

“俄國的。”

她不收，撥拉到一邊。

“為什麼？”

她眼睛一瞪，“彆當我不明白，俄國就是蘇聯，老修的東西不收。”

同樣的理由，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全集》，和一套線裝本的《元曲選》，我倆又原封不動的拉了回來。這三套書，正好封、資、修，全齊了。現在這些劫後餘生的書還在我的書架上擺著，冇有變成擦屁股的手紙，真得感謝那位老太太的“大義凜然”。

排在我們後邊等候賣書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種竹製的童車裡，裝得滿滿的，全是大部頭，趁著我妻子和收購的算賬的那一會兒，我問老人：“你老人家把這些分冊征求意見本的《辭海》，乾嗎也賣掉呢？那是工具書呀！”

“是嗎？”好像他剛明白《辭海》原來是工具書似的。

“不該賣的，不該賣的！”我勸他。

他說：“我參加過這部書的部份編纂工作，不過，現在……”他反過來問我：“這種書還用得著麼？”

當時，我不知該怎麼回答？

但他老人家那張疑問的臉，時隔多年，我仍舊記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長的話，我更是忘懷不了。他說：“印刷術是中國的四大發明之一，聞名於世。但是，秦始皇焚書呢？怎麼算？”

收購的老太太吆喝他：“老頭，快推過來！快推過來！”

老人動作緩慢地把那一車書推進屋裡去，那模樣，真的不像是賣書，而像賣他的親生骨肉一樣。

也許從這一刻起，我才真正懂得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的道理。

但願從此不賣不想賣的書，那該多好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