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第二十章 “自由法國”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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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冇有國內抵抗運動的支援,絕難保證法國最終躋身於大國之林。\\n\\n曆經兩年風雨,國內抵抗運動各戰鬥組織紛紛投奔“自由法國”。\\n\\n戴高樂於1940年6月18日，首先發出抵抗號召的目的是號召重建法國正規軍，以期站在盟國一邊對希特勒作戰。但是，法國人民無此耐心，不願容忍法西斯占領和維希為虎作倀，不願消極等待盟軍的到來。在國破家亡的情況下，他們同仇敵愾，憤起投入殘酷的反侵略鬥爭，在災難深重的法國本土展開瞭如火如荼的抵抗運動。\\n\\n戴高樂明白，他在倫敦的“自由法國”無異於一個脫離人民的僑民組織，很有可能，在法國得到解放時很少有人會知道這樣的一個組織。難怪英、美兩國的領導人不時地說，“自由法國”是一個完全冇有代表性的組織，是一個脫離現實的法國、僅服從一個無名將軍的組織。戴高樂深刻意識到，冇有國內抵抗運動的支援，絕難達到既定目的：保證法國進入戰勝者大國的行列。\\n\\n然而，自“自由法國”成立一年來，戴高樂幾乎還冇有在法國領土從事抵抗運動，同時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同國內抵抗運動聯合起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但是，在全力鞏固我們的海外基地時，我們主要考慮的是殖民地所屬國。在那裡怎麼辦呢?應如何爭取什麼幫助呢?當冇有任何辦法在法國國內行動，而且我們甚至還想不出辦法解決這一問題時，我們曾致力於製定出一些遠大的計劃，希望全國能同我們聯合在一起……但是，地下鬥爭的這一領域對我們大家來說，都不熟悉。法國絕對冇有對其所陷入的境地做好應有的準備……\\n\\n簡而言之，在殖民地所屬國，我們完全不能依靠我們在行動中曾依靠的力量。”\\n\\n從德國人占領法國之初，在法國就開始了反占領者的行動。當時，法國分兩個地區：北部包括由德軍占領的巴黎；南部包括由貝當控製的維希的“首都”。在以裡昂為抵抗運動中心的南方，早於1940年6月便出現了一些戰鬥小組，後來發展成為“戰鬥”、“解放”、“狙擊兵”和“陣線”等組織。北方的條件嚴峻得多。在這裡不得不直接與蓋世太保(德國秘密警察)周旋。但是，在這裡的抵抗從一開始就具有特彆明顯的戰鬥性。\\n\\n這裡也有很多組織，如“民族陣線”、“解放法蘭西”、“解放北方”、“抵抗運動”等。總之，那時的抵抗組織是非常複雜、非常混亂的，有些後來消失了，聯合了，分裂了。曾有很多英勇的戰鬥隊和戰鬥小組，它們消失時冇有留下自己的任何資訊。它們都是在地下狀態戰鬥的，甚至常常互不知道各自的存在。在鬥爭中獻身的人員來自各個方麵，他們的社會出身、政治觀點、職業和年齡等，都不儘相同。\\n\\n其中，有工人和農民，有貴族和教士，有教授和大學生，有家庭主婦和軍官。抵抗運動好似一麵明亮的鏡子，它照出了法蘭西民族的一切優秀、勇敢和崇高。對祖國的愛和對侵略者的恨，把抵抗戰士聯合在一起了。當時，參加抵抗運動的政黨組織很多，所以在抵抗運動間存在的各種矛盾也很多。\\n\\n因此，當1941年戴高樂決定同抵抗運動直接接觸時，不得不同眾多的組織聯絡，因為那時國內抵抗運動還冇有統一的領導中心。這一情況倒對在倫敦的戴高樂十分有利。\\n\\n因為他可站在抵抗運動的分歧之外，不與他們的矛盾有牽連，從而提出擔任領導角色的要求。“自由法國”同國內抵抗力量的接近，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直到最後，他們之間還存在一個深淵；儘管在這個深淵上架了幾座不穩定的小橋，但解放後這些小橋都很快倒塌了。\\n\\n戴高樂同國內抵抗運動的嚴重分歧來自策略問題。戴高樂認為，國內的抵抗運動應成為擁有秘密軍火庫的地下戰鬥隊伍。他自己應成為這些戰鬥隊的當然總司令。各戰鬥隊隻應根據他的命令列動。當國內抵抗戰士們奮力投入反德寇的戰鬥時，戴高樂要他們等待命令，而他的命令必須隨盟軍進入法國之後才能到達。\\n\\n此時，國內抵抗運動應起的作用是，鞏固以戴高樂為首的法蘭西民族委員會的威望，而將來則應幫助戴高樂在殖民地所屬國建立自己的政權。按戴高樂的話說，“抵抗運動應成為與各**事行動相配合的一個整體。暫時，它應作為預備隊。現在在殖民地所屬國公開進行戰鬥的時機還未來到。”\\n\\n但是，各抵抗組織不理解也不願執行他的這一策略。他們於1941年秋開始對德國占領者發動了群眾性襲擊。1941年10月23日，戴高樂發表廣播講話，說：“法國人起來殺掉德國侵略者，這是完全自然和完全正確的。侵略者如果不願死在我們手裡，那就應該隻呆在家裡……但是戰爭必須有策略。戰爭隻能由負責作戰的人來領導。\\n\\n目前我命令在淪陷區的人不要公開地殺害德國人。惟一的理由就是：敵人現在可以輕而易舉地大批屠殺我們目前被解除武裝的戰士，作為報複。另一方麵，隻要一到我們能夠進攻的時候，我就會發出你們期待已久的命令。”這話使得國內的抵抗戰士不知所措，並感到震驚。\\n\\n戴高樂的這一命令未能被抵抗戰士理解。他們認為，這個命令等於要他們停止抵抗，拒絕主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最積極的鬥爭形式。更使他們憤怒的是，戴高樂建議抵抗戰士的活動僅限於在帕西上校或雅克·蘇斯戴爾(戴高樂的另一代理人)監督下蒐集情報資料。抵抗運動的各戰鬥組織不願聽從這個命令，認為這個命令無疑是一個投降命令，是純粹為提高戴高樂作為抵抗運動領袖的威望的。\\n\\n戴高樂在倫敦BBC電台發表演說（1940年6月18日）儘管如此，戴高樂還是擴大了同國內抵抗運動的聯絡。抵抗運動的領袖們儘管與戴高樂有分歧，但都認識到，必須建立一個鬥爭領導中心。他們迫切需要武器和經費，而這一切都必須由戴高樂提供。因此，他們同倫敦的接觸雖有重重困難，但仍不斷擴大。尤其英國情報處還常對戴高樂進行乾擾。英國情報處在法國建立自己的間諜網，直接同“自由法國”競爭。\\n\\n對戴高樂來說，特彆重要的是要儘快取得抵抗運動的一些著名領袖的支援。但是，原來從倫敦方麵派給戴高樂的人多為“法蘭西行動”成員、情報軍官和職業間諜，他們多對國內抵抗戰士缺乏同情心。這時特彆需要有一個深為抵抗戰士尊敬並傾向支援戴高樂路線的人。這個人終於找到了；他為解決抵抗運動的問題給戴高樂立下了汗馬功勞。\\n\\n此人就是40歲的讓-穆蘭，厄爾一盧瓦爾省省長；在德軍占領沙特爾城時，他被敵人捕獲，不久又被釋放。此後，維希政府撤了他的省長職務，他就成立了一個抵抗運動的地下組織。讓·穆蘭看到抵抗運動過於分散，深感抵抗運動需要聯合。不久，他也得到了抵抗運動其他一些領導如“戰鬥”的領導人弗賴奈的支援。1941年10月，穆蘭好不容易從法國到達裡斯本，後又幾經周折，從裡斯本到達倫敦。1941年12月，戴高樂同穆蘭進行了幾次長時間的談話，對他的天賦和決斷能力印象很深，便決定派他回法國去，做他的政治和軍事代表，領導法國非敵占區的抵抗運動。經過短期突擊跳傘訓練後。穆蘭於1942年1月1日乘一架英國飛機傘降著陸，回到法國。他的密碼號先是“雷克斯”，後是“馬克斯”。\\n\\n他的使命是組織秘密軍小組，設立空投武器接收站，分發經費，用無線電同倫敦保持聯絡。回國後，他巧妙地把南方三個最大的組織聯合起來，組成聯合抵抗運動。他被抵抗運動的大多數領袖承認為戴高樂的代表，並建立了戴高樂駐法國總代表團。雖然在倫敦把這個總代表團描繪成領導國內整個抵抗運動的最高領導機構，但實際上這最多隻能是一個負責分配武器、經費等的中介機構。這樣一來，穆蘭成功地取得了國內抵抗誌士和倫敦“自由法國”人的“共同承認”。\\n\\n幾個月後，國內抵抗運動的其他幾個代表也先後到達倫敦投奔戴高樂。這些代表中，有社會黨人克雷斯蒂昂和工會聯合會的皮諾。皮諾是“自由北方”的代表，於3月來到倫敦。他年約40歲，微胖，頭髮稀疏，有一雙藍色的大眼睛，精力非常充沛，長於從事秘密活動。戴高樂同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想同他製定一個共同行動綱領。但是，戴高樂同他隻談恢複法國的偉大，並極力指責貝當和第三共和國。皮諾對此感到害怕，覺得戴高樂以此表示拒絕戰後恢複議會民主。於是，兩人未能達成一致。到4月28日，皮諾登機準備離開倫敦時，有一個摩托兵給他送來一份戴高樂告抵抗運動書提綱；提綱中冇有把維希同第三共和國等量齊觀，同時允諾恢複民主自由和進行社會改革。最後，戴高樂和皮諾才達成了一致。皮諾於4月底回到法國後對國內的秘密抵抗組織的團結與合作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n\\n在皮諾之後到倫敦的是皮埃爾·布洛索萊特。他也是個社會黨人，年近40歲，身材瘦小，一到倫敦立即欣然承認戴高樂為領袖。帕西對他印象很深，戴高樂很喜歡他。他後來回國後成了抵抗運動的最出色的鼓動者和組織者之一。\\n\\n在布洛索萊特到倫敦後不久，抵抗運動中的一個大組織，“解放”的領導人埃馬紐埃爾·達斯蒂埃於4月底乘一艘潛艇來到了倫敦。\\n\\n他是一個貴族的後裔，他的那個氏族出了好幾個拿破崙和路易一菲力普時代的內務部長。他自己原是個海軍軍官。他也擁護社會改革，擁護法蘭西民主化。開始，不列顛反間諜人員令人厭煩地詢問了他好幾個小時，後來法國反間諜人員又詢問他。最後，他才被邀請同戴高樂談話，並就合作抵抗問題雙方達成一致。\\n\\n此後，戴高樂深深地意識到，必須轉變自己的政治路線，並逐漸改變了自己的一些講話內容。於是，在他的講話中出現了一些在他的詞典裡是很不尋常的話語。1942年4月1日，他說道：“被特權集團和統治上層出賣了的法國正在完成我們曆史上的一次最偉大的革命。”4月30日，戴高樂宣稱：“法蘭西勞動者是抵抗的榜樣，他們不顧一切維護法蘭西人民的忠誠、光榮和偉大。”\\n\\n1942年6月23日，在抵抗運動的地下報紙上發表了戴高樂將軍的一個宣言。宣言中概括了戴高樂和抵抗運動的聯合綱領。檔案中也肯定他以前提出的任務，即恢複法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等。但是，除此以外，還有關於勝利後國內結構的一些重要保證。這個宣言非常重要，其主要內容如下：\\n\\n1942年6月23日戴高樂將軍在法國出版的秘密報紙上發表的宣言［法］：戴高樂：《戰爭回憶錄》第1卷(下)，第652～654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n\\n1942年6月23日\\n\\n敵人和賣國賊對法國的陰謀的最後一層蒙紗現在已經扯掉了，這次戰爭所要解決的問題對所有法國人都是清楚的：不是獨立就是處於奴隸地位。每人儘力打敗敵寇，解放我們國家，這是他的神聖責任。除了勝利以外，冇有任何解決辦法，我們也冇有任何前途。\\n\\n可是這個重大的考驗已經向國家表明，威脅它的生存的危險不僅來自外方，冇有勇敢而徹底的國內改造，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勝利。\\n\\n一個被貪汙腐化所癱瘓了的道德、社會、政治和經濟製度，已經在戰敗中下台。另一個在罪惡的投降中產生的製度，正沉醉於個人的權力。兩個製度都是法國人民所嚴厲斥責的\\n\\n儘管有奴役製度的鐐銬，但國內向我們發來的千萬個信號，使我們看到它的心願和希望。我們代表法國宣佈這些心願和希望，並確認法國人民作戰的目的。\\n\\n我們要求我國恢複它所有的一切。對我們說來，戰爭的結束意味著恢複法國的完整、帝國和國家遺產；意味著國家必須重新絕對控製自己的命運。任何竊奪國柄的勢力，不論來自國內或國外都必須摧毀肅清。因為我們要使法國再次成為完全支配自己命運的主人，同樣我們也要隻使法國人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同時，因為它從敵人壓迫下解放出來，一切的國內自由必須恢複。一旦敵人被從我國國土趕出去，全體法國男女將選出一個國民議會，由它行使全部主權，決定國家的未來。\\n\\n我們對法國權利、利益和榮譽過去和現在所受到的每個打擊都要加以報複，還要消滅一切危險。這首先意味著，破壞戰爭法規、損害法國生命財產的敵人頭子們必須和與他們合作的賣國賊一同受到懲罰……\\n\\n我們要求全體法國人能夠安全地生活。在對外政策方麵，我們必須獲得物質保證，在國內，必須作出實際的保障，以終止對權利的不斷侵犯所造成的壓迫，以保證每個公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自由和尊嚴。對於我們來說，國家和社會安全是絕對必要的不可分的目標。\\n\\n我們要徹底摧毀敵人侮辱宗教、道德和人道，隻相信自己強大得能夠任意支配世界而成立的那些傀儡群眾組織。同時，久受尊崇的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今後將成為我國的現實。人人都有思想、信仰和行動的自由，人人都受到彆人的尊敬，並在困難時得到援助。\\n\\n我們希望這個影響各國人民的未來、把各民主國家團結在同一鬥爭中的戰爭，結果會產生一個世界組織，能在每個方麵都建立永久的團結和各國的互助。我們打算讓法國在這個國際組織中占重要地位，因為它的天才和特長是有資格占有這種地位的。\\n\\n法國和世界為自由、正義和個人自決權而奮鬥並遭受苦難。這個自決權、正義和自由必然在事實上、法律上贏得這場戰爭，這對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利。\\n\\n隻有法國和人類獲得這樣的勝利，才能補償我國所經受的空前考驗，再次為它開辟走向偉大的道路。做任何努力、任何牲犧來獲得這場勝利都是值得的。我們一定勝利。\\n\\n在戴高樂發表這一講話之後不久，社會黨人安德烈·菲力普於1942年7月27日，參加了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並被任命為內務委員。從此，帕西僅負責抵抗運動的軍事問題，而抵抗運動的政治問題則由菲力普負責。\\n\\n這樣，在“自由法國”成立兩年後，戴高樂聯合統一國內抵抗運動力量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一進展有力地加強了“自由法國”在世界大國中的地位，從而更加堅定了戴高樂反法西斯必勝的信心。\\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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