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 第十二章 鍥而不捨的上校

{

\"code\": 200,

\"title\": \"\",

\"content\": \"鍥而不捨，以堂·吉訶德的精神。為爭取建立獨立裝甲坦克軍而疲於奔命。\\n\\n被譽為“摩托上校”後，吉羅將軍對他說：“隻要我還活著。你就休想把自己的理論強加於人。”\\n\\n戴高樂清楚地看到，最高軍事領導人如此盲目行事，對法國是個威脅，會給法國帶來嚴重災難。所以，他頑強地為建立突擊坦克軍而繼續自己的“十字軍遠征”。他早已感覺到法國政治生活中對他設想的這種體製所持的蔑視態度。這在議會和議員，政府和大臣，當然還有新聞報刊等方麵都有反映。於是，他經常要向這些方麵求助。他常耐心地等待編輯們接見，邀請記者赴早宴、午宴，要求他們審讀自己的書稿，甚至靜聽他們的意見。他不止一次地遭到無理拒絕，受到羞辱。但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隻要能使法國得救，他都在所不惜，仍繼續奔波。\\n\\n最後，戴高樂終於使幾個記者對他的思想產生了興趣；他們開始積極宣傳戴高樂的計劃。例如，《巴黎回聲報》編輯安德烈·波隆諾發表了40篇闡明戴高樂思想的論文。戴高樂被俘時的難友雷米·魯爾也在《時報》上積極支援戴高樂的思想。在《論爭雜誌》、《秩序報》、《晨報》以及其他一些報刊上也出現了支援建設裝甲坦克軍的論文。自然，可靠的誌同道合者呂西安·納香和埃米爾·梅耶也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支援文章。戴高樂還得到了一些將軍的支援；這些將軍有巴拉香、丘尼雅克和杜瓦爾等；他們也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支援他。\\n\\n但是，“馬奇諾防線”的崇拜者決不願放下武器。他們依靠官方的支援，發動了更廣泛的反攻。例如，《費加羅報》刊載了這樣一些文章：《坦克不是不可戰勝的》、《坦克的弱點》。《法國水星報》發表文章說：“德國人是天生的侵略者，自然就必須有坦克師。但是法國是愛好和平的；它的任務是防禦，不可能擁護摩托化。”有些報刊把戴高樂變成了嘲笑的靶子。有人把戴高樂與一個諷刺喜劇的主人公尤比國王相提並論；尤比國王代表個人主義和遲鈍。如一個大文學評論上這樣寫道：“對這樣近乎狂妄的想法，我們評述時很難保持應有的禮貌。”\\n\\n戴高樂的計劃不僅受到來自官方軍事理論的盲目捍衛者的攻擊，而且還受到左翼反對派的猛烈批評。大家都知道，戴高樂在《建立職業軍》中曾聲稱，軍隊應成為國家革新的工具。另外，書中還有些不確定的東西。這都給他們提供了懷疑的根據。當時，社會上還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戴高樂的計劃可能導致他建立自己的特種禁衛軍；這支軍隊可能變成幻想獨裁**的反動工具。雖然戴高樂已經指出，要保留由新兵組成的群眾性軍隊，而建立一支由10萬受過職業訓練的人組成的精銳突擊軍，其目的隻是為了加強原有的群眾性軍隊，但是，很多人仍說，按照他的思想是要取消由人民代表組成的群眾性軍隊，並使其代之以雇傭的幫會軍隊。社會黨領袖萊昂·勃魯姆於1934年在《**》上發表了一係列充滿懷疑和警告的論文。其中最露骨的有：《我們需要職業軍嗎?》、《打倒職業軍隊!》。\\n\\n不過，在報刊上的這種論戰實際上並冇有什麼結果。因此，戴高樂又幻想爭取議會中的支援。然而，怎樣才能打入隱蔽在波旁宮圓柱後麵的這個世界呢?還是由於埃米爾·梅耶的關係，戴高樂得到了這樣的機遇。1934年6月，戴高樂在梅耶女婿格林保姆·巴蘭家結識了一個青年人，叫讓·奧比坦；他是主人家一個朋友的兒子，與政界聯絡頗多。在第一次相互交談時，戴高樂就使他信服了自己計劃的優越性。兩人交談後得出結論說，在這方麵需要說服某個著名的政治家。兩人認定，保羅·雷諾可能是這樣的政治家。奧比坦叫戴高樂送給雷諾一本題有致敬字樣的《建立職業軍》，並與雷諾說好，讓雷諾接見戴高樂。\\n\\n保羅·雷諾是一位能乾的律師，出身富豪家庭，又是一位站在“溫和自由主義者”右翼一邊的著名議員，被認為是經濟專家。他已是幾屆內閣閣員，已表明自己是一位堅毅能乾的政治家，常發表講話支援旨在鞏固法國陣地的外交政策。誠然，他缺乏果斷性、徹底性和獨立性。例如，他從不願違抗情婦拉波爾特伯爵夫人的影響。這位伯爵夫人是位很堅強的女士；她的關係遍及經濟界和法西斯擁護者。但是，戴高樂覺得，雷諾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政治家。他很靈活，長著一副像東方人的臉，素有“小老鼠”、“蚊子”等外號，雖然個子矮小，但有大政治家的虛榮心。兩人見麵後，他對戴高樂印象很好，立即答應支援戴高樂。後來，在《法**事問題》一書中，雷諾寫道：“當1935年戴高樂見我並向我講述了他的裝甲坦克軍的計劃後，我突然感到，法國的未來有了希望。”人們普遍認為，雷諾的感覺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可以有效地采用戴高樂的方案。而戴高樂為了實現自己的計劃，便自告奮勇為雷諾草擬到議會發言的提綱。\\n\\n1935年3月15日，當下議院就士兵服役期限延長至兩年問題進行辯論時，雷諾介紹了戴高樂的方案。他在發言中，概述了《建立職業軍》一書的基本思想和論證。他是個很有經驗的演說家。他說：“法國的問題在於，要建立一支能殲滅性反擊任何進攻的專業化軍隊。我們有政策，我們應有一支能實現這一政策的軍隊。我們的政策是相互援助和國際合作。不知大家考慮過冇有：如果希特勒橫行歐洲，而我們在法國領土上采取消極防禦，那會使相互援助受到什麼限製?”\\n\\n雷諾的發言獲得了成功。他很快提出一個議案，主張“立即建立一支特種軍隊，其編成內包括6個第1線師、一個摩托化師、總預備隊和各勤務部門”。這支部隊最遲應在1940年15日前做好全部準備。\\n\\n該議案照例送至下院武裝力量問題委員會。該委員會按慣例稍事拖延後，即去征求軍事權威和負責部門的意見。結果，在提交議案的報告中得到了令人傷心的批覆：“軍隊改革是無益的，不可取的，是與邏輯和曆史相牴觸的。”議案被埋葬了。這一結局是不難預料的，因為早在1935年3月15日，當雷諾在下院提出建立突擊裝甲坦克軍隊問題時，陸軍部長甘末林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就宣稱：“我們既已花費巨資築成了這樣一條堅固的防線，如果我們竟瘋狂地越過這條防線去做不可思議的冒險，那隻能是狂人。”\\n\\n說實在的，在最高軍界，都把戴高樂看成狂人。全軍的最高領導人，貝當元帥、魏剛、甘末林，以及布希、迪菲厄等將軍都對戴高樂持學究式的激憤態度。戴高樂開始的知名度和獨立性激怒了他們。他們說，他是“記者”、“政客”、“陰謀家”。甘末林將軍甚至曾要把戴高樂送到科西嘉島去服役。但是，如同戴高樂回憶所說，甘末林將軍雖然如此喊聲如雷，嚇唬他，但終因能寬宏大量，冇有對他進行閃擊打擊。\\n\\n但是，戴高樂並冇有因為甘末林的大度而感到輕鬆，因為他的建立突擊軍隊的計劃一點冇有實現的可能性。更使他憤怒的是，事件的發展愈益證實了他那些最壞的擔心。\\n\\n希特勒上台還不到一年，就開始實施他的侵略計劃。1933年10月，德國悍然退出國際聯盟。\\n\\n1934年，德國開始準備掠奪奧地利。7月，法西斯分子殺害了奧地利首相多爾富斯。10月，在馬賽，試圖實現集體安全計劃的法國外交大臣巴都和南斯拉夫國王亞曆山大，被法西斯分子暗殺。接替巴都的賴伐爾開始公開幫助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頭目準備世界戰爭。1935年1月，他促使把按凡爾賽條約由法國監督的薩爾工業區交給了德國。希特勒政權在國內外都鞏固了自己的陣地。1935年3月，德國恢複了普遍兵役製。10月，墨索裡尼得到賴伐爾的同意後，悍然向埃塞俄比亞進軍。1936年3月，德國僅以幾個營的兵力即占領了萊茵非軍事區。本來法國完全有權乾涉。隻要法國派出一個師，也能使希特勒的冒險行為遭到破產，從而動搖希特勒的政權。但是，法國按兵不動，隻是由總理髮表了一個可悲的聲明：“不能容忍斯特拉斯堡處在德國大炮的射程之內。”預防新戰爭的一次機遇被錯過了。戴高樂認為，隻要法國有幾個坦克師，坦克履帶的鏗鏘聲和摩托的轟鳴聲就足以使得希特勒的這次冒險和後來的多次冒險遭到破產。\\n\\n更糟糕的事件以排山倒海之勢，接踵而至。佛朗哥在西班牙的叛亂使得法國後方受到了威脅。法國不顧自己的民族利益，背叛西班牙，讓佛朗哥在希特勒和墨索裡尼的幫助下推翻了西班牙共和國。1938年德國合併奧地利後，希特勒又打破了法捷同盟。法國冇有對侵略者采取任何抵抗行動，結果使自己大難臨頭。\\n\\n而戴高樂此時隻是處在預言者的地位。雖然形勢對他做出了響應，但人們卻仍對他置若罔聞。這時，戴高樂仍抱一線希望，繼續為坦克“長征”。戴高樂竭力催促雷諾出馬援助。這時，對雷諾來說，戴高樂的思想是加強其政治影響的重要手段。在其他右翼代表中，有讓·勒庫爾·格朗梅鬆先生積極支援戴高樂的計劃；他是議會國防委員會委員。傾向於支援戴高樂計劃的，還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如亞曆山大·米爾朗、約瑟夫·保羅一彭古爾、卡米爾·肖坦。\\n\\n戴高樂還曾向一些左派人士請求支援。\\n\\n戴高樂的擁護者們，首先是梅耶，做了巧妙的安排，使得社會主義者首領和人民陣線主席萊昂-勃魯姆於1936年10月第一次接見了戴高樂。\\n\\n戴高樂走進總理勃魯姆的辦公室。與他迎麵而來的是個白髮下垂、高個子、瘦弱的老頭。至於勃魯姆對戴高樂的印象，勃魯姆寫道：“我看到他進來時，從容不迫，非常沉著，他那高高的個子和寬寬的肩膀顯示出形象有些高大。他聚精會神地直看著我，他見我時的舉止和慢騰騰的講話，都表明，他隻懷著一個思想、一種信念，而其他事他都可以置之不顧。”\\n\\n勃魯姆用自己對孩子般的語氣馬上表示了對戴高樂的信任，對戴高樂的計劃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不過，——戴高樂尖銳地回答說，您一直反對這些計劃啊。”“一個人做了政府的領導人以後，——勃魯姆解釋說，——他的觀點是會改變的。”後來，他們又談到，當希特勒向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進軍時，法國應該怎麼辦。“很簡單，——戴高樂帶譏笑的口吻說，——根據情況，我們可以首先從預備隊和後備隊調人。然後，我們可以從我們的工事裡透過槍眼，看著歐洲被奴役就得了。”\\n\\n“什麼，——勃魯姆大聲道，——難道你叫我們派一支遠征軍到奧地利、比利時和波蘭去嗎?”\\n\\n“不，——戴高樂答道，——如果德國國防軍沿著多瑙河和易北河前進，我們為什麼不能進兵萊茵呢?如果德軍進入維斯瓦河流域，我們為什麼不能進入魯爾區呢?同時，隻要我們能這樣還擊，無疑就能限製德國的侵略行為。但是，我國的現行體製使我們動彈不得。如果我們有坦克軍隊，我們就能這樣行動。如果政府對此預有準備，難道政府不會充滿信心嗎?”\\n\\n這位聞名的總理以極友好的態度同意了戴高樂的說法。然而，他同時又說：“如果我們在中歐和東歐的朋友暫時被征服了，那自然是很可悲的。但是，如果希特勒最後打不敗我們，他還是會毫無所得的。相信你也會同意，我們的體係雖不宜於進攻，但對防禦還是頂呱呱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防線和築壘工事都將能保障我們領土的安全。”\\n\\n“那纔不見得哩，——戴高樂回答道，——早在1918年就冇有所謂的不可攻破的防線存在了。請你看看，從那時起，坦克和飛機的發展有多大進步!在未來戰爭中，隻要密集使用足夠數量的戰鬥機械，就能在任何選定的地段突破任何防禦壁壘。一旦打開一個缺口，德軍就可以用大量快速坦克在航空兵支援下深入我們的大後方。如果我們擁有與他們數量相同的坦克，一切都會改變；如果冇有的話，那就一切輸定了。”\\n\\n萊昂·勃魯姆告訴戴高樂說，政府也采取了堅決的措施，要製造坦克和飛機，併爲此擬定了一個龐大的經費開支計劃。戴高樂則對勃魯姆說，預定製造的那些坦克都是用於護送步兵的，那批龐大的經費並不是用於建立獨立精銳的坦克軍隊的，所以錢將白花。“至於撥歸國防部的經費將如何利用的問題，——總理答道，——這是達拉第先生和甘末林將軍的事。”戴高樂答道：“恕我直言，對國防狀況負責的應該是政府，是總理，而不是他們。”\\n\\n在交談中，雖然戴高樂反駁了勃魯姆總理的觀點，但勃魯姆對他的態度還是很友好的，並且表示希望看到他在陸軍部長的身邊工作就好了。當戴高樂激烈反駁時，他也未及解釋自己的建議。不過，後來他又推諉說，戴高樂已於1937年受命在最高軍事研究中心工作，在那裡試用期間不能另接受其他任命。看來，戴高樂就隻能在達拉第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了；達拉第是戴高樂軍事理論的死敵，對戴高樂很不友好。\\n\\n戴高樂這時還是箇中校。中校和總理的嚴肅交談持續了很長時間。此時，勃魯姆得不斷去拿起話筒接電話。其間，有10來次因要解決一些議會和行政瑣事而打斷他們的談話。戴高樂臨彆時，勃魯姆失望地做個手勢，疲憊不堪地說：“瞧，一個政府的首腦，甚至冇有5分鐘的時問來集中思考一個問題，要堅持你的計劃，談何容易!”\\n\\n戴高樂覺得，這位政府首腦是個束手無策、優柔寡斷的人，不能大刀闊斧地解決問題。情況的確如此。勃魯姆在這次談話中，麵對戴高樂的計劃，也表示了一些同感，但他同樣未對抵製這些計劃的敵人而采取任何措施。戴高樂因得知那些軍事要人愚蠢地頑固堅持其陳腐的觀念，所以早已對他們感到失望。此時，戴高樂瞭解了政界最高人物的觀點後，便對政治活動家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因為他們猶豫不決，膽小怕事，不負責任，無原則地支吾搪塞。但是，在他們當中，確實有人能理解戴高樂的計劃，並準備不顧以老統帥為代表的一些人的異議，而支援戴高樂的計劃。有趣的是，後來，法國潰敗時勃魯姆被關進法西斯監獄後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自己犯的一個大錯就是，當時冇有支援戴高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看來，可能是低估了戴高樂的計劃和我自己的錯誤。如果當時能實現戴高樂的計劃，後來就可能避免戰爭失敗的災難。”\\n\\n戴高樂的建立裝甲坦克突擊部隊的計劃未能實現，什麼目的也未達到。但是，他冇有因此而責怪自己。他儘了一切努力。他所做的努力，按照他的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想像的。當一般人都認為他已無任何可能獲得成功的時候，他仍像堂·吉訶德那樣頑強地抱著既定信心，繼續進行鬥爭。怪不得，有位漫畫家畫了一幅漫畫：戴高樂騎著一匹堂·吉訶德的瘦馬。從外表看，戴高樂的高大而消瘦的體形，的確很像個傳統的騎士，但不能僅僅從外表看他。從另一方麵看，他在很大程度上的確為國家安全找到了很可靠的手段，清楚地預見到了形勢的發展進程，表現出深刻的現實主義思想。他對軍事和法國外交政策的前景具有敏銳的洞察力。\\n\\n但是，他完全合乎規律地陷入了孤立境地，常常單槍匹馬，孤軍奮戰。甚至他無限忠心地為其服務的一些人，也與他疏遠起來。這些情況給他帶來了暫時的失望和痛苦。也許有人能使戴高樂轉向妥協，以讓其飛黃騰達。但是，這種妥協會埋葬一種特殊的命運，而戴高樂認為，冇有這一特殊的命運，生活就冇有意義。正因為如此，為坦克而鬥爭的失敗並未能動搖他的堅定意誌。不管怎樣，他仍毫不動搖地繼續為建立突擊坦克部隊而戰。\\n\\n1937年中，戴高樂奉調到被譽為“元帥之校”的最高軍事研究中心工作。\\n\\n1937年9月，戴高樂被任命為第507坦克團團長。\\n\\n1937年9月末，勃魯姆再次接見了戴高樂。\\n\\n據戴高樂本人對這次會晤的說法，他慣於以文人雅士麵貌出現，並以一個寬厚巨人的威嚴聲調對這位脆弱的政府首腦講話。在他的記憶中，這次對話似乎尚能留下的印象就是，這位第三共和國行政長官，在某個重大事件上，既不能專心思考，也無權進行指揮，更不能意識到他的權力和責職的重大。他向萊昂·勃魯姆說出的最後一句話是：“國防是政府的職責。”\\n\\n但是，這場爭論並非徒勞無益。戴高樂也許更加理解這位終身法學家、“正直者”、輿論家和對話人的憂慮。勃魯姆後來經受了雙倍的創傷，成了思想大膽、喧囂一時的風雲人物，他永遠也不會忘記戴高樂。1940年初，戰禍發生前夕，這兩個人再次相逢。此後，1945年他們兩人成了法國渴望統一、消除分歧的象征。\\n\\n1937年12月，在保羅·雷諾斡旋下，戴高樂晉升為上校。而戴高樂當年在聖西爾的同學朱安翌年即晉升為將軍。\\n\\n這時，對戴高樂來說，建立職業裝甲坦克突擊軍已成幻想，但不可逆轉的戰爭日益逼近。他深深意識到做好戰備工作的重要意義。因此，就任駐梅斯的第507坦克團團長後，他嚴於律己、一絲不苟、力求部隊訓練達到完美無缺的地步。這時，他作為上校團長，經常身著坦克兵的短上衣，戴著白手套和坦克兵的頭盔，不顧個子高大，爬進狹窄的坦克。該團的駕駛員、機械師、射手和通訊兵都操作得很出色，從而使第507坦克團成為模範團。戴高樂也因此得名“摩托上校”。1938年7月14日國慶節時，軍長吉羅將軍曾在閱兵式上向戴高樂上校表示祝賀。但是，吉羅將軍是個典型的美國老軍人。他總是嚴格按條令原則思維和行事，對戴高樂不夠重視，因為他知道戴高樂同高級軍事領導人的分歧。有一次，在師演習中，戴高樂建議違反條令讓他的坦克團投入獨立衝擊。吉羅將軍斷然打斷他的話說：“可愛的戴高樂，隻要我還活著，您就休想在這裡把自己的理論強加於人……”\\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