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官梯 第1章 退伍回到鄉政府，意外成為武裝部乾事

【第1章 退伍回到鄉政府，意外成為武裝部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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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朝陽，東原地區平安縣安平鄉人，1983年參軍，1985年光榮退伍。之所以說光榮，是因為我跟隨部隊在邊境參加了戰鬥，並榮立個人三等功。雖說立了三等功，可趕上大裁軍，回來不久，部隊就改編了。對於脫離部隊的農村兵而言，二等功可以安排工作，但三等功的意義不大。那時部隊參軍，農村兵安置的大原則是從哪裡來就回哪裡去，該種地依舊種地。

本以為這輩子就要與莊稼相伴了，退伍後我到鄉鎮武裝部（我走的時候還是公社武裝部）報到辦理手續，命運的天平卻在這一刻開始向我傾斜，自己也冇想到，日後會成為大家口中的高級乾部。

來到安平鄉武裝部，很是湊巧，武裝部長李尚武也是轉業軍人，我們還是一個軍的。他前些年以副團級轉業到鄉鎮，擔任我們鄉武裝部長。大裁軍過後，軍官都是降級使用，按說副團轉業以前是要安排正科職位的。

得知我在連隊乾過文書，又是高中畢業生，既是戰友又是老鄉，李部長便有意拉我一把。我把自己在部隊發表的一些文章拿給部長看，當時我們軍辦有一份《戰旗報》，我在連隊當文書時，經常發表一些豆腐塊文章。拿出報紙時，部長眼睛都亮了，他說以前每週都會看這份報紙，自己也發表過不少文章，如今已經一年多冇看到了，此刻看到《戰旗報》，倍感親切。這幾份報紙上都有我寫的文章，原本拿回來是打算向父母炫耀的，確實冇想到，在這裡能遇到老讀者。

能寫文章，又上過戰場、立過三等功，武裝部李尚武部長不禁稱讚道：“小子，看不出來你還是個文武全才。我這兒正缺一個乾事，你願不願意留下來幫忙？隻是剛開始肯定不是正式編製，等合適的時候，咱向領導申請，看能不能把編製解決了。”

這般天上掉餡餅的好事，就砸在了我頭上。就這樣，我成了鄉武裝部的一名非正式工作人員。農村土地已實行承包到戶，武裝部最重要的民兵訓練也不像從前抓得那麼緊了。我當兵前，村裡的民兵都要組織打靶，村裡的民兵連長時常穿著一身褪色的軍裝。我當兵回來後，村裡民兵的槍械都已上繳統一管理。

鄉鎮裡有五六十人，作為農業大鄉，這樣的人數算多的了。除鄉鎮領導外，就是七站八所的工作人員。衛生院和派出所這些大單位不和鄉政府在一起，其他像鄉農機站、畜牧站、水管站、社事辦都和鄉政府一起辦公。鄉裡看似有這麼多人，可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到五十多歲的“老人”，像我這種二十出頭的隻有兩個，一個是黨政辦公室主任鄧曉陽，另一個就是我。鄧曉陽是去年中專畢業後分配到鄉鎮的，分配來不久就擔任了辦公室主任。

作為辦公室主任，曉陽手底下都是比她年長許多的人。在論資排輩的年代，鄧曉陽這個外來戶開展工作並不順利。上麵有鄉鎮領導，下麵是不聽使喚的老油條，所以辦公室的工作常常都是曉陽一個人在做，好在那時事情不算多。

武裝部和辦公室的辦公地點並不相鄰。作為“權力”中樞的鄉辦公室，位於第一排的紅磚瓦房裡。而武裝部在最後一排的角落裡，武裝部隻有一間辦公室，辦公室裡有兩張桌子，一張桌子上落滿了灰，另一張桌子上則散落著不少報紙和雜誌。

在連隊當文書時，我也算機靈，深知要進步關鍵在於處理好和領導的人情世故，所以就想著一定要和鄧主任搞好關係。畢竟馬軍書記和張慶合鄉長去縣裡開會、下鄉，時常帶著的就是鄧主任。

鄧曉陽個頭不高，長相乖巧，對人熱情，說話嘴甜。閒暇時，她會到李部長的辦公室說些悄悄話。看著他倆低頭嘀嘀咕咕，我心裡不禁感慨：“這小美女可不簡單，和書記鄉長關係好也就罷了，連一個冇進班子的鄉武裝部長，她都能把關係處得這麼好。”

鄧曉陽每次來都不會空手，隻要我在，她都會從兜裡掏出幾顆奶糖丟在桌子上。這種糖在我當兵前從未吃過，直到在前線的貓耳洞裡，偶爾會有奶糖和香菸送上來。我不會抽菸，戰友虞家林他們分煙，我和幾個不抽菸的人就分糖。同樣的奶糖，卻感覺味道不同，總覺得曉陽給的糖有一股子奶香氣，也許這就是曉陽的味道吧。那個年代，彆說鄉乾部，就是縣裡的乾部也不一定能隨時吃上奶糖，倒不是因為貴，而是小的供銷社根本冇有。

有一次，縣武裝部要一份報告，都是些瑣碎小事，但需要咬文嚼字。我寫好後，李部長感歎道，先不說你小子寫得怎麼樣，就這一手鋼筆字就是加分項。去吧，找曉陽蓋章。

我寫好報告後去找鄧曉陽蓋章，鄧曉陽看了看我寫的報告，一臉不可置信地說：“看不出來，你還會寫材料，而且字寫得這麼好？”其實，我的鋼筆字一直不錯，軍區組織的硬筆書法大賽，我還得過名次。

鄉大院裡能動筆寫材料的，除了鄧曉陽，還是鄧曉陽。看到我寫的報告，鄧曉陽一邊笑一邊點頭說：“冇想到，李叔一個大老粗，還相中了你這麼細膩的人。”說著就開始在兜裡翻找，好一會兒才掏出一個奶糖來。“就這一顆了，給。”

我看著曉陽白嫩細膩的手，嚥了咽口水，也分不清自己是饞糖還是饞人家的手。鬼使神差地伸手去接糖，這一下就觸碰到了曉陽的手。兩隻手觸碰的那一刻，一股電流貫穿全身。我看到曉陽仍在認真看檔案，但感覺那一刻，曉陽臉上多了一抹緋紅。

曉陽看得專注，我剝開糖，那熟悉的奶香氣愈發濃鬱。腦子一熱，手一伸，低聲說：“你吃。”這聲音低得幾乎自己都聽不見。曉陽疑惑地看著我，愣了愣，笑著說：“借花獻佛啊。”

那一刻，我隻覺得臉上火辣辣的，根本不敢看曉陽。曉陽則看了看門口，見四下無人，倒是大方地說：“我手冇洗。”說著張開櫻桃小嘴，一下就從我手裡把糖含住了。曉陽的披肩秀髮落在我手上，那一刻，我確定，我饞的不是糖。

曉陽一邊嚼著糖一邊說：“李朝陽啊，我看你跟著李部長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要不這樣，冇事的時候你幫我寫稿子吧。”“哎，哎，鄧主任，隻要您需要，儘管吩咐。”

時間久了，曉陽時常找我幫忙，寫個通知、發個檔案、報個簡報，我們配合得十分默契。幾項工作資訊登上了縣裡的新聞簡報，有那麼一兩篇還被地區的報紙刊登了。曉陽十分大方，隻要有資訊被上級采用，就會帶我去喝一碗羊肉湯。要是趕巧她晚上值班，還會叫上李部長一起小酌二兩。

冇過多久，鄉長和書記就認識了我，這讓我備受鼓舞。有一次吃飯，曉陽說：“李叔，我這邊忙著幾個專項工作，能不能讓朝陽搬到黨政辦，幫我幾個月忙，用完我再還給你。”李叔說：“我冇問題，不過你得找老馬和老張點頭。”曉陽說：“隻要你放人，馬書記和張鄉長的工作我去做。”“你也得問問當事人同不同意。”曉陽給我夾了一筷子肉，問：“朝陽，你願不願意搬到辦公室來？”我看看一臉壞笑的李部長，又看看一臉真誠的鄧曉陽，說：“我服從組織安排。”當時，我心裡也在想，能留到鄉武裝部已屬不易，要留到辦公室，難度多少有些大，不知道鄧曉陽有冇有本事把我留下。部長是過來人，笑著對我說：“我咋看你倆的眼神不太對勁，是不是咱武裝部的這頭豬要去拱白菜了。”

冇過兩天，李部長就通知我到辦公室報到。我抱著幾本書，拿著一些檔案資料，搬到了鄧曉陽對麵的位置。本就是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又整天一起乾活，漸漸地，我和鄧曉陽的關係越來越親近。一起去食堂吃飯、一起加班、一起在大院裡散步。其實那時的曉陽，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領導，真正的領導是鄉書記馬軍、鄉長張慶合和武裝部長李尚武。部長看到我們，總會悄悄地給我擠眉弄眼，意思不言而喻。

但我內心一直不敢傾訴心意，說實話，我有些自卑。那時鄧曉陽是正式的國家乾部，而我是一個不知能否轉正的臨時工。我家在農村，鄧曉陽家在縣城，雖說她從不談及自己的家庭，但能看出，鄧曉陽並非普通家庭的孩子。

可鄧曉陽反倒比我大方，她是城裡孩子，又讀過中專，冇那麼保守。有時候同事們開我們玩笑，她也不怎麼反感，依舊拉著我一起吃飯、一起散步。那時，我心裡其實挺開心的，也給自己打氣，人家女孩子都不怕，我一個上過戰場的人怕什麼。反正咱也冇做什麼，身正不怕影子斜。但事實上，確實也冇做什麼逾矩之事。

很快，玉米熟了，農村進入秋收時節。大部分乾部家裡都有田地，包括鄉鎮、學校在內全部放秋假，隻安排了少數幾個乾部輪流值班，我也回家掰玉米去了。我家離鄉鎮不遠，隻有兩三公裡，但家裡房屋不多，我們五兄妹根本不夠住，所以平時我都住在鄉大院的宿舍裡。鄉大院的宿舍，除了值班的，住在這裡的人並不多，我算一個，鄧曉陽有時候加班也會住宿舍。

掰玉米時，有些玉米還冇完全成熟，水分大，不能放太久，否則會發黴，所以會單獨煮來吃。雖說比不上嫩玉米好吃，但也聊勝於無。掰了一天玉米，弄得一身臭汗，我到村前的大河裡衝了涼，便吃晚飯。那時玉米、花生、紅薯都成熟了，一桌子都是香氣。

吃完後，我睡慣了宿舍的大床，實在不想和二哥正陽擠在一張床上。於是，我裝了一些玉米、花生放在自行車上，準備去鄉大院宿舍睡覺，這些玉米、花生自然是帶給鄧曉陽的。她今天值班，明天就可以休息了，我把這些放在公共汽車上，讓她帶回家。

趁著夜色，我騎著車，一想到馬上就能見到曉陽，車子越騎越快，十多分鐘就到了鄉大院。此時才九點多，鄧曉陽有個習慣，隻要值班就睡得很晚，晚上喜歡貓在辦公室看小說，她說隻有這個時間，才感覺生命是屬於自己的。

我看辦公室冇人，就打算去宿舍找她。我喊了幾聲，卻冇人答應，難道她回去了？應該不會，辦公室的門冇上鎖，杯子裡還有熱水。我在宿舍門口敲了敲門，裡麵傳出開門的聲音，鄧曉陽開了門，“朝陽，你來了，我有些不舒服。”鄧曉陽頭冒虛汗，聲音沙啞，一臉虛弱。

“怎麼會這樣？”“不知道，昨天降溫了，興許是感冒了。”我在前線時學過一些基本醫護知識，測溫是最簡單的。我用手摸了摸鄧曉陽的額頭，滾燙。“必須先降溫。對，去鄉衛生院，那裡有值班醫生。”

鄧曉陽擺了擺手說：“四肢無力，頭疼，走不了路。”鄉大院原本有一輛縣裡淘汰的吉普車，雖說不知道傳了幾手，但在當時也是稀罕物，是縣委作為鄉鎮企業改革先進鄉的一等獎獎勵給鄉裡的。可晚上鄉長和書記都住在縣城，所以車也在縣城。這種情況，又是晚上，也不敢讓鄧曉陽坐自行車。我說：“也彆講究了，我揹你過去。”

鄧曉陽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臉色一紅，有些嬌羞，但還是點了點頭同意了。鄉衛生院離鄉大院不算遠，不到一公裡。鄧曉陽站起身，看著我一米八的個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站到凳子上，趴在了我的背上。一股淡淡的香氣鑽進鼻孔，長這麼大，我還從未這樣背過一個女孩，心臟撲通撲通直跳。也顧不上什麼禮節了，我揹著鄧曉陽，臨出門時，還不忘一腳勾著把門關上。

走出鄉大院，路上靜悄悄的，秋風拂麵，空氣中瀰漫著酒糟的味道，那是不遠處的高粱紅小酒廠正在釀酒。高粱紅小作坊從我小時候記事起就有了，門口的木門已經包漿，曾經的私人作坊如今已成為安平鄉的鄉鎮企業。農忙時的鄉村，大家勞累一天，晚上喝上二兩高粱酒，渾身舒坦。

冇有路燈，也冇有車燈，隻有頭上皎潔的月光和從誰家大院裡傳來的狗叫聲。按說平時背一個人不算什麼，畢竟五公裡越野我在連隊都是前三名。可那天掰了一天玉米，手本就有些酸，不知不覺中，我也冒了虛汗。這不算遠的距離，平時覺得冇什麼，這會兒卻有些氣喘籲籲了。不知不覺，為了不滑下去，鄧曉陽勒住了我的脖子，我的手也不自覺地托起了鄧曉陽的屁股。

就這樣走了幾十米，鄧曉陽忽然打了一下我的頭，在我耳邊輕聲說：“壞蛋，手往哪兒放。”這時，我才意識到手放在了人家姑孃的屁股上。我把鄧曉陽往上背了背，說：“我的鄧大主任，你彆打了，我也快累趴下了。”鄧曉陽又打了一下，說：“要不你抱著我吧。”我確實這個姿勢手冇了力氣，就把鄧曉陽放下。看著曉陽的眼睛，我一時間方寸大亂，那種感覺，用小鹿亂撞來形容再貼切不過。我左右看了看，確實冇人。

曉陽看出我的擔心，笑了笑說：“咋，抱不動？”我嚥了咽口水，一把就把曉陽抱了起來。曉陽兩手勒住我的脖子，走了冇幾步，頭就十分自然地枕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心裡暗自嘀咕：抱著可比揹著沉啊！但心裡實在捨不得放手，還不時像做賊一樣，生怕遇到什麼人。就這樣，我背一會兒，抱一會兒，終於到了鄉衛生院。

鄉衛生院的值班醫生被喊起來，還滿臉怒氣，看到來的是鄧曉陽，臉色好看了許多。量了體溫，一看快40度。醫生經驗豐富，馬上打了退燒針。但退燒針效果冇那麼快，還需要物理降溫。我找了個盆子，向醫生要了溫開水，也顧不上許多，就幫著鄧曉陽擦了擦額頭和脖子。換了七八次水，熬了一夜，等到第二天，鄧曉陽的燒總算退了。人退了燒，精神狀態就好了，看著我咧嘴傻笑。

在醫院休息了一會兒，鄧曉陽說想回家，不想在醫院住了。於是，我帶著一袋子花生、玉米，送鄧曉陽回家。在公共汽車上，鄧曉陽依偎在我的肩膀上，就這樣，我倆稀裡糊塗確定了戀人關係。等到下車，我肩膀上扛著玉米和花生，一手拉著鄧曉陽，走著走著，怎麼感覺越來越熟悉。最後忽然想起來，這條路不正是通往縣委大院的路嗎？

鄧曉陽說：“這就是我家，縣委大院。”這時我才知道鄧曉陽的父親是副縣長，就是那個我在簡報裡經常看到的人。其實這一點我早該想到，哪箇中專生畢業一年多就能直接擔任黨政辦主任呢。知道鄧曉陽的父親是副縣長，我放下花生、玉米就打算走。鄧曉陽拉著我說：“敵人都不怕，還怕自己的同誌？你難道讓我一個人扛著這些東西回家？”看曉陽一臉堅定，我心想，大不了被攆出來，能怎樣。

等到家門口，曉陽敲開門，還好是她母親開的門。阿姨看到我明顯一愣，但不愧是領導乾部家庭，馬上露出笑臉讓我進門。當天不是週末，鄧曉陽的父親作為縣城乾部，不放秋假，所以不在家。阿姨給我泡了茶，上下打量了我幾眼。曉陽可憐巴巴地說：“媽，我昨天發燒快40度，是我這個同事朝陽送我去的醫院，今天又送我回家來了。”阿姨笑眯眯的，十分熱情，說了些客套話。不知不覺到了吃飯時間，中午阿姨留我吃飯。阿姨十分利索地進了廚房，囑咐道：“曉陽，陪你同事聊聊天。”我本打算去廚房幫忙，被阿姨拒絕了。

不得不說，阿姨廚藝精湛。中午，不一會兒就做了四菜一湯。聊天時，阿姨話裡話外都是問我的家庭、過往。當得知我上過戰場，還在部隊立了三等功時，阿姨還專門敬了我一杯茶水。下午，鄧曉陽又送我到汽車站。秋假這幾天，我對她朝思暮想，就連乾農活時也心不在焉。我從未如此盼著上班，當然，盼著上班是為了見到鄧曉陽。

秋假結束，鄧曉陽來上班，一見麵，趁著冇人，我們先抱了抱。那時大家提倡自由戀愛，但婚姻大事，還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的少之又少。所以在旁人眼裡，我們還是和普通同事一樣，甚至還刻意保持距離。

過了冇多久，鄧曉陽告訴我：“朝陽啊，我媽偷偷跟我說，我爸找機會會來看看你。”聽到副縣長要來看我，我心裡多少有些不踏實，但還是故作鎮定地說：“來就來吧，縣長又不吃人。”

說曹操，曹操到。當天鄉裡便接到通知，常務副縣長鄧牧為要來鄉裡檢查工作。書記和鄉長立刻帶領全鄉乾部職工打掃大院衛生。實際上，一般的縣領導前來，倒不必如此大動乾戈，但常務副縣長親臨，鄉長和書記哪敢有絲毫懈怠。

第二天一大早，鄉黨委書記馬軍和鄉長張慶合便早早候在了鄉大院。約莫10點鐘，一輛吉普車緩緩駛入大院。這位常務副縣長氣場強大、派頭十足，平日裡威風凜凜的書記和鄉長，在他麵前也變得格外謙遜，儘顯平易近人之態。

鄧縣長組織鄉班子開了會，之後又單獨留下書記和鄉長交談。隨後，鄉長來到辦公室，把我叫了過去。此時，書記和鄉長都已離開，辦公室裡隻剩下我與鄧曉陽的父親——鄧副縣長，麵對麵。

鄧副縣長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開口說道：“你目前還冇有解決編製身份問題，年輕人，應當以事業為重。我現在不是以副縣長的身份和你交談，而是以曉陽父親的身份明確告訴你，你和曉陽的事情，我不同意。”他語氣堅定，不容置疑，冇給我絲毫開口辯駁的機會，話一說完，便端起保溫杯，轉身離去。書記和鄉長熱情挽留他吃飯，鄧副縣長婉言拒絕，冇有留下。

我走在回辦公室的路上，聽到同事們在一旁議論紛紛：“這鄧副縣長今天咋冇留下來吃飯呢？往常來可都是要吃的呀。”

回到辦公室，曉陽滿臉焦急，迫不及待地問道：“我爸爸跟你說了什麼？”我看了她一眼，心中五味雜陳，艱難地吐出幾個字：“咱們還是分手吧，咱倆在一起，真的不合適。”曉陽的眼淚瞬間奪眶而出，帶著哭腔說道：“我不管，我絕不分手。”

此後，書記和鄉長也時不時找我談話，話裡話外都是在告誡我，作為一個臨時工，千萬不要得罪領導，彆把自己的前程給耽誤了。為了避嫌，我主動提出調回武裝部。說是主動申請，實際上大家心裡都明白，這也是領導的意思，隻不過主動申請這種說法，聽起來更順耳些。

李部長看著我，語重心長地說：“大丈夫何患無妻。鄧曉陽確實很不錯，但你倆的差距實在太大了。她父親下一步接任縣長，基本已成定局。你還是腳踏實地，先把正式身份解決了纔是正途。”

在那段日子裡，我總是刻意躲著曉陽。即便如此，每一天我都備受煎熬，隻要一天見不到她，心裡就像有貓在抓撓一般難受。

到了1986年春天，鄧曉陽找到我，告訴我她已經和父親攤牌，說兩人徹底分手了，還說她父親願意在我身份問題上提供幫助。我說道：“不用了，我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解決。”曉陽輕輕敲了一下我的腦袋，嗔怪道：“你彆犯傻了，事情哪有那麼簡單。冇人幫你說話，誰會給你辦呢？”

就這樣，在1986年夏天，我終於正式解決了身份問題，成為了一名正式的國家乾部。

彼時，改革開放成為全國熱議的話題。然而，我們身處內陸地區，隻是聽聞沿海地區發展迅猛，卻難以真切體會到究竟快到何種程度。

1987年，我的浙江戰友虞家林到省城出差，特意坐大巴車輾轉來到我的家鄉。這些年，我們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當年在連隊時，我們並肩作戰，我的三等功便是與他一同立下的，我們是生死與共的好兄弟。

戰友興致勃勃地跟我講，他在上海做外貿生意，據他描述，上海的變化可謂日新月異，而我們這邊依舊貧窮落後。他的外貿公司發展得如火如荼，正處於擴張階段。他此次前來，一是為了和我敘舊，重溫昔日的戰友情；二是詢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乾一番事業。我當時腦子一片混亂，便說要回家商量商量。戰友在我這兒住了兩天，臨行前留下名片，還叮囑我，隻要我想去，隨時去找他，還笑著說“苟富貴，勿相忘”。

我靜下心來仔細思量，自己雖說解決了身份問題，但在這鄉政府，和鄧曉陽在一起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眼下，鄧曉陽因為我倆的事，一直和她父親慪氣，上麵調她去彆的地方，她堅決不去；組織提拔她，她也拒絕。我心裡想著，倒不如出去闖蕩一番，這樣對她、對我或許都好，也能讓她找一個更般配的人。

於是，我下定決心，找到書記和鄉長，提交了辭職報告。這一舉動在當時引起的轟動，遠遠超過我入職之時，畢竟那時還冇有“下海”這種說法。

鄉長和書記輪番找我談話，苦口婆心地勸我，說鄉政府雖說工資不高，但好歹是吃公家飯的安穩工作，我跑去上海，簡直是自不量力，不知天高地厚。

然而，我去意已決。臨行前，我找到鄧曉陽，滿心不捨地對她說：“忘了我吧。”鄧曉陽全然不顧這是在辦公室，一把緊緊抱住我，斬釘截鐵地說：“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跟著你。”我耐心地勸了她幾句，我深知自己可以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可不敢替心愛的曉陽做決定，未來的路充滿未知，命運難以預測，我可以去冒險，但絕不能讓她陪我一起陷入未知的險境。

第二天，我告彆了父母，坐上了鄉鎮的公共汽車，準備先到省城，再轉車前往上海。車子緩緩駛過鄉大院，我目光緊緊盯著那熟悉的建築，卻始終冇有看到那個心心念唸的身影。

當公共汽車即將駛出鄉鎮時，我的心情瞬間跌入穀底，滿心的落寞與惆悵。不管願不願意放下，似乎都不得不放下了。就在這時，公共汽車突然被攔停，我抬眼望去，一個無比熟悉的麵容出現在車門口，是鄧曉陽！她手裡提著行李，腳步匆匆地朝著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