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淩煙誌 第74章

上一章講到，李密由於過於專註於自己的軍事行動和與皇泰主楊侗的關係，卻忽視了東都城內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嚴重低估了王世充的野心和狠勁兒，王世充更是以李密勢力入侵為藉口，先發製人，剷除了阻礙其慾望和腳步的“洛陽七貴”中的四貴，皇甫無逸逃走投靠了唐朝後，隻剩下看似老弱無能的段達和他自己這兩貴。

王世充在東都洛陽發動兵變時，李密為表明自己的忠心，試圖在複雜的政治局勢中尋求更好的發展機遇，正在入朝覲見皇泰帝的路上。他行至溫縣，便有探兵回報，稱元文都等人已被王世充殺害。

隋唐時期的溫縣，既是位於今天河南省焦作市的溫縣，這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區。在唐初，溫縣不僅是古代文化的重要發源地，還湧現出許多著名的歷史人物。

溫縣在夏代稱為溫國，商代祖乙曾在此建都，周代為畿內之地，春秋時晉國在此設縣。唐初，溫縣屬懷州，武德四年（621年）改為李城縣，同年複名溫縣。溫縣古稱“溫”，緣於境內有兩個溫泉，一個在今孟州市西北的治牆村，另一個在今溫縣城西南。

唐初“三彥”之中長兄溫大雅的六世孫溫造，在任河陽、懷州節度觀察使期間，奏請開浚了懷州古秦渠枋口堰，役工四萬，工程完成後灌溉溫縣、濟源、沁陽、武陡四縣農田，受益麵積逾五千餘頃。當地人民為了紀念他的功績，改渠名為右史渠，溫造被後人尊稱為“河神”。

溫縣還是太極拳的發源地之一，溫縣陳家溝是陳氏太極拳的發源地。溫縣盛產“四大懷葯”，包括山藥、地黃、菊花和牛膝，這些藥材在中醫中具有重要地位。唐初的溫縣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有重要地位，其文化和特產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密得知王世充兵變後，深知其中利害關係，如果此時再進洛陽城，等於主動把自己送入虎口。權衡再三，最終決定先返回被瓦崗軍佔領的金墉城。

而此時的東都洛陽，正籠罩在一場巨大的災難之中。由於連年的戰亂與災荒，洛陽城遭遇了罕見的大飢荒。城中的百姓們在飢餓與困苦中苦苦掙紮，生活陷入了極度的困境。糧食的極度匱乏使得米價飆升到了一個令人咋舌的高度，一斛米的價錢竟然高達**萬錢。唐初一斛米大約是20斤米，**萬錢相當於30兩銀子，也就是說，當時一斤米的價格是1.5兩銀子，一般的百姓根本無力購買。

在如此艱難的困境下，為了生存，許多人不得不通過一些非法的方式來獲取錢財。其中，私鑄錢幣的現象尤為猖獗。這些私鑄的錢幣質量極為低劣，其中大多摻雜著錫環。這些錫環細得如同髮絲一般，幾乎難以辨認。私鑄錢幣的大量流入市場，使得原本就不穩定的經濟秩序更加混亂，百姓們的生活也因此雪上加霜。

李密到達金鏞城後，意外的碰到了一位老熟人，此人便是徐文遠。

徐文遠出生於洛州偃師（今河南偃師），是隋末唐初的一位著名學者和大儒，其父徐徹是梁朝的秘書郎，母親是梁元帝蕭繹之女安昌公主。公元554年，南北朝時期西魏滅南梁時，由於江陵淪陷，徐文遠一家被擄掠到長安，家境貧寒，無法維持生活。他的哥哥徐休賣書度日，而徐文遠則通過在書店翻閱書籍，廣泛閱覽《五經》，尤其精通《春秋左氏傳》。

隋文帝開皇年間，徐文遠累遷太學博士，大業初年被授國子博士。他在講解經書時，常常提出自己的見解，深受學生們的尊敬。在太學期間，他向大儒沈重求教，因其卓越的見解和學識，深受沈重的嘆服。他講解經書時，多創立新義，前代儒者有分歧的觀點，他都能判定是非，並表達自己的見解，因此，他的課程吸引了眾多學生，包括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等，這些學生後來都在隋末的政治和軍事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後來，在武德六年，唐高祖李淵親臨國子監，命徐文遠闡發《春秋》題旨，他以其淵博的學識和機智的回答，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徐文遠在七十四歲時逝世於任上。他的教育和思想對隋朝的滅亡和唐朝的建立，以及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那個重視學問與禮教的時代，李密拜徐文遠為師期間，對徐文遠頗為尊敬，時常向其請教各類學問與謀略。徐文遠也盡心儘力地教導李密，傳授給他許多知識與智慧。後來，徐文遠擔任了皇泰主的國子祭酒，這一官職在當時的朝廷中頗為重要。然而，由於王世充兵變，局勢發生變化，徐文遠被迫下崗，食不果腹。在一次外出砍柴採薪的時候，不幸被李密的軍隊抓住。

李密見到徐文遠後，並沒有因為徐文遠現在的生活落魄，而輕視這位曾經的老師。相反，李密以禮相待，他讓徐文遠麵向南坐，自己則恭恭敬敬地以弟子的禮節，麵向北拜見於他。這一舉動，既體現了李密對徐文遠的尊重，也反映出他對學問與人品的重視。

徐文遠看著李密，心中感慨萬千。他深知李密此時麵臨著重要的抉擇，於是說道：“老夫既然受到您如此優厚的禮遇，怎敢不把心裏話都說出來呢！如今之勢，將軍您應當有所謀劃。不知將軍您的誌向是要做伊尹、霍光那樣的人，繼續輔助君王（指楊侗），延續皇室，扶持風雨飄搖的朝局嗎？若是如此，老夫如今雖然已年邁，不再有太多的精力，但仍然願意憑藉自己的一顆忠心與所學的知識，儘力為將軍出謀劃策；可要是將軍您想做王莽、董卓那樣的人，趁著國家處於危難之際，謀取一己私利，那老夫就實在是無能為力了，也無法在將軍身邊效力了！”

李密聽後，連忙附身叩頭，誠懇地說道：“近日我剛剛接受朝廷的命令，位居上公，這既是朝廷對我的信任，也是賦予我的一份責任。我深知如今的朝廷正麵臨著巨大的危難，百姓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李密雖不才，但希望能夠竭盡自己的平庸之才，匡扶救助國家的危難，拯救蒼生，這便是我原本的心誌啊。”

徐文遠微微頷首，說道：“將軍您身為名臣之子，本應在朝中為國家效力，卻因時勢所迫，落到如今這個地步。如今將軍若能夠迷途知返，重新回到匡扶朝廷的道路上來，還是可以成為一名忠義之臣的，日後亦能為後世所銘記。否則，即便您一時成就一番霸業，也會在歷史上留下罵名啊！”

此時，想到王世充殺害了元文都等人，東都局勢發生了更加複雜的變化。李密意識到事情愈發棘手，他明白自己之前的計劃可能已經無法實現，於是又向徐文遠詢問計策。

徐文遠看著李密，緩緩說道：“王世充也是老夫的門生，老夫對這個人還算有些瞭解。他生性殘忍偏狹，野心勃勃。如今他已經藉著這個亂世的形勢，發展起自己的勢力，必定還有著別的圖謀。將軍您若是還想實現之前的計劃，恐怕是行不通的了。如今首要之事，便是要以實力為後盾，先打敗王世充，消除這個強勁的對手，纔能有資本再考慮其他，否則，恐怕會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李密聽後，心中大為詫異，不禁感慨道：“開始我以為先生是儒生，隻專註於學問之道，或許不太懂時事的變化。然而今日一番交談，我才知道原來先生依然對當今的局勢看得如此透徹，竟然能坐在這裏決斷大事，實在是英明啊！”

此後，李密尊徐文遠為軍師，參與瓦崗軍軍事決策和戰略規劃，徐文遠憑藉他的學識和智慧，為李密提供了重要的軍事建議和策略，對李密日後的軍事行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七月十六日，長安城又有新令實施，唐高祖李淵下詔廢除隋代的皇帝離宮與行幸之處。這一舉措是唐高祖對隋煬帝時期政事的一種糾正。唐高祖認為，隋煬帝巡幸無度、窮兵黷武和濫用民力，導致了隋朝的滅亡。因此，他決定廢除隋代的離宮遊幸之所，以節省民力和資源，同時也是為了吸取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這一重大決策，對當時以及後來的唐朝產生了深遠且多維度的影響。

於當時而言，這一舉措有著多方麵的積極意義。在資源方麵，隋朝時隋煬帝營建了眾多豪華的離宮，其建造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各地徵集的能工巧匠、民夫勞工數量不計其數，無數的木材、石材、珍稀材料從四麵八方匯聚而來。這些資源的過度消耗使得百姓生活困苦不堪，許多地方變得貧瘠荒蕪。唐高祖廢除隋代的皇帝離宮與行幸之處，使得大量原本被用於營建和維護離宮的資源得以釋放。這些資源可以被重新分配到更急需的地方，比如用於恢復農業生產、修建水利設施等關乎國計民生的專案上，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百姓的經濟負擔，穩定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秩序。

在民眾生活方麵，隋煬帝喜好巡遊，每到一處都要大張旗鼓地準備行宮、安排儀仗、徵集物資。這期間，百姓們不僅要提供大量物資，還不得不承擔繁重的勞役，很多人因此被迫離開家園，背井離鄉。他的窮兵黷武也使得大量青壯年男性被征入伍，無數家庭因此破碎，農田荒廢。廢除離宮遊幸之所意味著百姓們不再被這些勞役所困擾，能夠回歸正常的生活生產。男子可以安心耕種土地，女子可以紡織持家，社會人口結構逐漸恢復平衡，百姓的生活也慢慢走向安定。

從政治層麵來看，這一舉措彰顯了唐高祖李淵對隋朝滅亡教訓的深刻汲取。隋煬帝時期的種種失政是導致隋朝迅速滅亡的重要原因，他的奢侈、暴虐讓百姓對其統治心灰意冷，各地紛紛爆發起義。李淵深知如果不做出改變，唐朝或將重蹈隋朝覆轍。廢除離宮遊幸之所這一舉措向天下表明，唐朝將以隋朝為鑒，實行更加務實、以民為本的統治政策。

這一積極的訊號贏得了許多對隋朝失望的官員、將領和百姓的支援，鞏固了唐朝初建的政權根基，穩定了人心，為唐朝後續的發展營造了較為有利的政治環境。

對於後來的唐朝發展而言，這一舉措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在治國理念上，為後世帝王樹立了明確的標杆。唐代後續統治者大多銘記這一教訓，崇尚節儉、重視民生成為唐朝政治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唐太宗李世民更是秉持“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理念，以唐高祖的開端為契機，開創貞觀之治，將唐朝的繁榮推向一個高峰。在經濟建設方麵，節儉的皇室消費模式一定程度上為唐朝長期的經濟繁榮奠定了基礎。更多資源得以投入到經濟發展中，促進了商業的繁榮、農業技術的革新和手工業的發展。

在文化方麵，這種以民為本的統治導向與儒家思想的某些理念相契合，得到進一步弘揚。許多文人墨客在作品中歌頌這種賢明的統治，使得這種理念深入人心，成為唐朝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唐代乃至後世的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文化都產生了積極的塑造作用，為唐朝成為一個繁榮、開放的盛世王朝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基礎。

唐高祖為了穩定新建立的政權，繼續採取一係列措施來安撫各地，重建秩序。七月二十一日，高祖李淵派遣黃台公李瑗再次前往山南開展安撫工作。

我們知道，唐高祖李淵前期已經派遣馬元規前往山南地區執行安撫工作，此次再次派遣黃台公李瑗前往山南，可見高祖李淵對山南地區局勢和佈局的重視，

唐初，山南地區在隋末經歷了朱粲之亂，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郡縣無法自保，亟需安撫和穩定，所安撫工作的延續與加強非常重要。前期馬元規在山南的安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未能完全穩定局勢，特別是麵對朱粲的殘餘勢力和其他地方勢力的抵抗。派遣李瑗再次前往，意在進一步加強安撫力度，確保山南地區的徹底穩定。

再次加強對山南地區的安撫，也是戰略佈局的需要。山南地區地理位置重要，控製山南有助於唐朝鞏固後方，為東進中原和南方統一戰爭提供穩定的後方基地。

而且，通過派遣宗室成員李瑗前往，顯示唐朝對山南地區的重視，同時利用李瑗的宗室身份，更容易獲得地方勢力的信任，有助於對地方勢力的招撫與整合，促進其餘勢力的歸順。

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過，“山南”指的是中國西藏自治區南部地區。這一地區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不僅是西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還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

在古代歷史中，山南被認為是西藏古文明的發祥地，擁有悠久的歷史。在西藏傳說中，山南是西藏第一位贊普聶赤建立聯盟政權的地方，標誌著西藏政治和農業文明的起源。

山南地區位於今青藏高原的南部，東臨雅魯藏布江，南接喜馬拉雅山脈，西與日喀則地區相鄰，北至拉薩市。其地理位置使其成為西藏的重要門戶，同時也是中國與南亞次大陸的重要通道。

如今，山南地區是西藏自治區的一個地級市，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這裏不僅是西藏的重要農業區，還擁有眾多歷史遺跡，如桑耶寺，對於研究藏傳佛教歷史具有重要意義。

在唐朝初期，山南地區的重要性尤為凸顯。唐朝通過派遣山南撫慰使等官員，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和開發，同時也促進了漢族與藏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山南地區不僅是西藏文明的搖籃，也是連線中國與南亞次大陸的重要橋樑，其歷史與現實地位都非常重要。

七月二十四日，唐高祖李淵任命投靠而來的皇甫無逸為刑部尚書，負責刑事案件的審理和判決。皇甫無逸在任期間嚴明法紀，懲貪除暴，清正廉潔，很有治理之才。皇甫無逸後升任禦史大夫，負責監督官員的行為，確保朝廷政令的貫徹執行。皇甫無逸後來曾兩度到成都任職，第二次任職成都時被任命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他在任期間更加註重自己的行為操守，成為了中國歷史中官員清廉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