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盛衰錄 第5章 戰役與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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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昊是黨項族，陝西米脂人，西夏王朝的建立者。

李元昊自稱是北魏皇室鮮卑拓跋氏的後裔，稱帝後定都興慶（今寧夏銀川）。

李元昊在興慶追封祖宗，修建宮殿，設立文武兩班官員，創造西夏文字，頒佈禿髮令。

李元昊派兵攻取瓜州、沙州（甘肅敦煌）、肅州（今甘肅酒泉、嘉峪關一帶）三處重鎮。

李元昊繼承西平王之位後，把西夏發展得兵強馬壯。

一日，李元昊說：“我坐據三州，塞上平川千裡，西夏欲擴兵積富，必得楊威四方，開疆拓土。眼下契丹糧秣豐足，兵勢浩大。唯見南麵宋境，國弱民羸，尚可一擊而取之。”

丞相馬時說：“皇帝做如何打算？”

李元昊說：“待我引兵誘宋軍深入好水川，然後聚殲之。丞相在彼地據險設伏即可。”

好水川之戰爆發於宋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三川口之戰宋軍失敗後，宋廷以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韓琦、範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共同執掌對西夏的戰事

然而宋軍內部對攻守戰法爭論不休。範仲淹主張“守策”，韓琦主張“攻策”，朝廷最終采納了韓琦的進攻策略

李元昊為打破僵局，於當年二月率兵十萬從折薑進發，經天都寨，沿瓦亭川（今葫蘆河）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區

李元昊將主攻方向選在瓦亭川流域，此地是渭河重要支流，控製瓦亭川可切斷宋軍隴東與隴西之間的聯絡

為此，李元昊幾乎動用了所有力量，十萬大軍傾巢而動，擺好設伏圍殲的戰陣，預先將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同時遣一部兵力由丞相馬時帶領，從懷遠城一帶誘宋軍鑽入好水川口。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聞西夏軍來攻，命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數萬，自鎮戎軍經懷遠城、得勝寨抵羊牧隆城，企圖繞至西夏軍之後伺機破敵。韓琦明確告誡任福不得變更行軍路線

西夏軍南下時，李元昊派偏師至懷遠城一帶活動，與宋軍交戰並佯裝敗退

任福率軍到達懷遠城後，正遇宋軍與西夏軍作戰，西夏軍不斷增援並佯敗，任福中計，率軍尾隨追擊，被誘至好水川預設的伏擊圈，最終引發好水川戰端。

二月，李元昊率兵10萬從折薑（今寧夏同心縣預旺東）進發，經天都寨（今寧夏海原），沿瓦亭川（今葫蘆河）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區。

李元昊為發揮騎兵優勢，采用設伏圍殲的戰法，將主力埋伏於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懷遠城（今寧夏西吉縣偏城）一帶誘宋軍進入埋伏圈。

西夏軍傾國而出，總兵力約十萬人；宋軍方麵，涇原、鄜延兩路可出動的禁軍約一萬人，加上弓手、民夫，總兵力約三萬人。

韓琦聽說西夏軍來攻，命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數萬，自鎮戎軍（今寧夏固原）經懷遠城、得勝寨（今西吉縣將台北），抵羊牧隆城（今西吉縣興隆鎮西北），出西夏軍之後，伺機破敵。

如不利於戰，四周山嶺重疊，則據險設伏，待西夏軍回師時截擊。任福與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率輕騎數千先發，鈐轄朱觀、都監武英等後繼。

二月二十三日，進至捺龍川（今西吉縣偏城東北），聽說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等正與西夏軍戰於張義堡（今固原縣張易）以南，於是轉道南進，急趨交戰處。

殺死幾千西夏軍隊，西夏軍也不斷增援。任福軍趕到當地支援，於是西夏軍佯敗，誘宋軍追擊。

任福不知是計，脫離輜重，輕裝尾隨追擊。黃昏，追至好水川。

朱觀、武英部屯籠洛川（今隆德西北什字路河）。相約次日會兵川口，合擊夏軍。

二月十四日，任福、桑懌引軍循川西行，至羊牧隆城東五裡處，發現道旁放置數個銀泥盒，將盒打開，百餘隻帶哨家鴿飛出，恰為夏軍發出合擊信號。

宋軍陣未成列，即遭夏騎衝擊。激戰多時，宋軍混亂，企圖據險抵抗。

西夏軍陣中忽然豎起一麵約五尺寬、兩丈多長的大旗。大旗向左揮，左邊的伏兵衝上來；大旗向右揮，右麵的伏兵衝出來。

如此居高臨下，左右夾擊，宋軍死傷甚眾。

任福身負重傷，仍戮力拚殺；西夏兵卻如激水拍浪，越聚越多，任福不敵，最終戰死。

任福既死，戰場隻剩了桑懌孤軍奮戰，西夏軍又如蟻聚般砍死了桑懌。

同一日，另一路由朱觀、武英率領的宋軍在姚家川（籠洛川）亦陷入西夏軍重圍，最終被殲滅，武英戰死。

二月十四日，朱觀、武英部進至姚家川（什字路河口），亦陷入夏軍重圍中。

自辰時交戰到午時，宋軍潰敗，宋軍將士戰死10300餘人。任福身負重傷，小校劉進勸他突圍，任福大聲喊道：“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

”遂手自扼咽喉而死。

其子任懷亮戰死，桑懌、劉肅、武英、王珪、趙津、耿傅均戰死。

其中王珪為行營都監，率4500人自羊牧隆城來援，被夏軍擊敗。

此役宋軍幾乎全軍覆滅，僅朱觀所部千人逃脫。西夏軍獲勝後，雖取得大勝，但自身亦遭受相當傷亡，且此次進攻未能達成奪取宋軍重要據點的戰略目標，加之聽聞宋環慶、秦鳳路派兵來援

遂主動撤軍。

此役慘敗震動北宋朝野

戰後，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被貶為河中通判，副使韓琦、範仲淹亦因戰敗責任，被分彆貶為秦州知州和耀州知州

從京官淪為地方官員。

北宋迅速調集援軍加強邊防，而西夏亦因消耗巨大，在慶曆四年（1044年）與北宋達成“慶曆和議”，雙方恢複和平

戰後，投靠西夏的原宋朝落第舉子張元，在巡視戰場時於山壁題詩嘲諷宋軍，詩雲：“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

好水川之戰，宋朝再度失敗，之後李元昊躊躇滿誌，有聲稱“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

而宋軍退兵中途，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持故衣紙錢為亡者招魂，聞哀鴻遍野。

噩耗傳到東京，“關右震動，仁宗為之旰食”。“關右”，偏僻荒遠的地區；“旰食”，整天吃不下。

宋仁宗怒貶戶部尚書、陝西經略安撫使夏竦和韓琦、範仲淹。

宰相呂夷簡連連驚呼“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當地民間流行一首《邊地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範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此時正在知涇州任上，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在佛寺設醮祭祀陣亡將士，撫卹遺族，使人心得以安定，結果被斥為濫用公使錢。

慶曆四年春，藤子京謫守巴陵郡。

李元昊對宋朝的戰爭，雖然取得了勝利，但也給西夏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由於戰爭，宋朝停止了對西夏大宗銀、絹、錢的“歲賜”；關閉了邊境榷場，禁止西夏所產青白鹽入境，使西夏失去了直接的經濟實惠。

西夏境內的糧食、絹帛、布匹、茶葉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奇缺，物價昂貴，“國中為‘十不如’之謠以怨之”。

西夏兵力到戰後已處於“死亡創痍者相半，人困於點集”的境地，元昊再發動戰爭是十分困難的。

宋夏連年戰爭，元昊也意識到征服地廣人眾的宋朝絕非易事。宋朝在國土和氣候上的優勢令西夏望塵莫及。

李元昊決計向宋朝求和。

和談之路一波三折，最終促成夏宋議和的重要原因是這個時期宋、遼、夏三者關係的變局。

李元昊同遼為“甥舅之親”，奉行倚遼抑宋、取利於宋之策；遼呢？心思與西夏基本趨同，遼則利用夏宋不睦，向宋施壓，賺取好處。

遼國甚至以出賣西夏利益，如把西夏軍備、防務等密事告知宋朝。在邊境榷場交易中謀取實惠。

這必然引起李元昊的警覺與不滿。當時，西夏遼國之間正發生爭奪領屬部落的爭端，導致雙方交惡，“甥舅之親”開始疏遠。

李元昊頓時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立感，擋在西夏和宋朝之間的安全屏障轟然崩塌，李元昊危機逼近，為解除兩麵受敵後顧之憂，他必須果斷同宋朝媾和。

正因為黨項族懂得變局之道，故而西夏才能維持一百八十九年的國祚，比北宋（不含南宋）國祚長出幾十年。

好水川戰役，促使宋、遼、西夏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恰恰由於好水川戰役，讓北宋喪失了安全感，於是朝野開始醞釀一場旨在富民強國的改革。

1022年，宋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是為宋仁宗。其母劉皇後被尊為皇太後，負責在仁宗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了劉太後十六年的垂簾聽政時代。

西夏李元昊於1038年稱帝後，宋夏之間爆發了數次戰爭，宋軍屢戰屢敗，隻得議和，百姓負擔加重，各地陸續爆發了多起農民起義。北宋王朝可謂是內憂外患。

宋朝痛下決心，推“慶曆新政”。

1039年，同判禮院宋祁上疏，以為國用不足在於“三冗三費”。宋祁說：“今天下有定官，無定員”，“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

宋祁本人亦擁妓醉飲，宋庠諷刺宋祁說：“聽說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還記得某年同在州學內吃虀飯時麼？”

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宋朝對夏戰爭慘敗，內部動盪已是山雨欲來之勢。

仁宗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任命富弼、韓琦等為樞密副使，範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驗，於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思路。

仁宗表示讚同，並下詔頒發全國。

1043年，宋仁宗為了緩解朝廷內部出現的多種矛盾，任命範仲淹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富弼為樞密副使推行改革。

範仲淹他們提出十項改革方案：明黜陟（對官吏升降製定嚴格的標準）；抑僥倖（限製僥倖入官和升官的機會）；精貢舉（嚴密科舉製度，為國家選拔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擇官長（嚴格考覈州縣兩級官員的業績），均公田（平均分配地方官員的公田）；厚農桑（重視農桑等生產）；修武備（訓練軍隊，整治軍備）；減徭役（減輕百姓的工役兵役負擔）；覃恩信（落實朝廷各項惠民措施）；重命令（重視朝廷頒佈的政策法令）。

宋仁宗全盤接受，逐步推行。

慶曆新政著力於政治製度的調整，深耕社會與民生。

但“明黜陟”恰恰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乳酪。這項改革就是要控製他們上升的通道，尤其是這個集團的後代。

要知道，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有地主階級，還包括官僚階層和皇親國戚。

在中國封建社會，改革封建官僚體製很容易說，但要真正做到，似乎很難成為青天，尤其是在宋代。

在宋代，為了保證“世守祿位”的穩定，統治者參照唐製，擴大並固化了中高級官員對親屬的“恩蔭”製度。封戶可世襲，爵位亦可世襲。

通過“恩蔭”，以確保官員維護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每年都有大量中高級官員的子女獲得低級官銜或派遣，宋代恩蔭不僅極其普遍，而且極其猖獗。

每每向禮部呈報“恩蔭”名錄，“臣僚之家、皇室、母親和後裔都推薦，略無定數，多達一、二十人，不少於五、七人”，“不限愚蠢，儘其所能”。

宋代的州縣官、財務官、巡檢使等低中級官員，大多由“官二代”擔任。這種相當於官僚世襲的製度，使得官僚機構塞滿了有權勢的孩子。

長此以往，“陰序之人，塞在仕途上”，“權貴之子，鮮離上國”。意思是，按部就班地考科舉，隻能被堵在仕途上；官員的孩子，卻連京城都不用離開，就可以找到職位。

故而，給他們的後代上升通道設限，無疑像扒了他們家祖墳，難，難於上青天！

範仲淹和富弼的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是裁掉不稱職的官員，裁掉冗員，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當然，這個大手術是做不到的。

然而，範仲淹和富弼不僅要裁撤庸員，甚至稱職的官員也要減薪。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得罪所有官員，儘管北宋官員的薪俸是中國曆朝以來最高的。

當然，為瞭解決官滿為患的問題，裁減冗員無疑正確的選擇，可奇怪的是，裁冗竟然靠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實現精簡。

這如何會不跟慶曆新政的初心南轅北轍？

以上是慶曆新政失敗的第一個原因，觸動了統治階級的利益。

導致慶曆新政失敗的第二個原因是“朋黨之爭”。

朋黨之爭的典故出自唐朝末年。

從唐憲宗至唐宣宗的四十餘年間，朝臣中分成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以及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兩大官僚集團。

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為相，主張對藩鎮用兵；庶族出身的進士牛僧孺、李宗閔等反對對藩鎮過分強硬。李吉甫怒而加以排斥，牛李二黨由是交惡。

後來，李德裕任翰林學士，因惡中書舍人李宗閔曾譏其父李吉甫，便故意羅織罪名，指責牛僧孺等在科舉考試中營私舞弊，於是貶李宗閔為劍州刺史，連帶被貶者共十餘人。

到牛僧孺等得勢，又反過來貶逐李德裕一派。於是牛、李便各自交結宦官，黨同伐異，作意氣之爭。

終使朝無諫官，國乏諍臣；致國是失議，朝政荒廢。對於嚴重的社會矛盾卻無心解決。

總的來說，李黨世代公卿，支援唐廷抑製強藩；牛黨大多來自地方州郡，與藩鎮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利害相關，主張姑息處之，希望朝廷承認割據事實。

如此膩膩歪歪四十年，宦官乘機乾政，終於使強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直至滅亡。

範仲淹也被對手打入“朋黨”之列，宰相章得象也公開站在了範仲淹的對立麵，並攻擊範仲淹結“朋黨”。

在皇帝的心目中，“朋黨”之禍，不僅可危及皇帝權威，甚至危及江山社稷。

“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一直持續到南宋。由於朋黨之爭，慶曆新政死亡，王安石變法也因黨爭而夭折。

朋黨之爭觸碰了統治者的神經，也是慶曆新政失敗的第二個原因。

平心而論，新政推行過程也存在弊端。

新政措施“太猛”，新政層麵“太寬”，新政規模“太大”等，都是新政設計的本質缺陷。

新政推行動員不足，“太猛”則易踢在鋼板上；配套措施不到位，“太寬”則易迷失重點；農民在新政中不見效果，“太大”易混淆方向。

對慶曆新政的評價普遍負麵。

王安石說：“老範的新政賺了個好名聲，大家都以為他全憑朋友幫忙。事實上，他任命的那些推行新政的人整天誇誇其談，不務實事，言而無物，不知所雲。”

歐陽修是支援新政的，但他說：“範相把新政想得太容易了，他理想過高，總以為創新求異就是好的。”

1044年，慶曆新政不到一年。宋仁宗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範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將他貶至鄧州（今河南鄧縣），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

慶曆新政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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