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2004：獨行文壇 第227章 地分南北、文分兩岸，但人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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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南北、文分兩岸，但人心呢？

張潮詫異道：“倪匡1957年靠著刻蘿蔔章的本事騙過邊防人員，逃來香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嗎？”

馬家輝嗤笑一聲，然後才道：“這算是他編的

地分南北、文分兩岸，但人心呢？

張潮恍然大悟道：“那說起來金庸先生也是……”

劉以鬯道：“當然。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一直是大陸和台島的兵家必爭之地，尤其在英國人不太管的文化方麵，雙方的鬥爭更是激烈。

總體來說在50年代到70年代，香港的文化是台島方麵逐漸占據上風，尤其是滬上來的文化精英幾乎是‘一統江湖’。那時候最流行的歌曲是國語歌，最流行的電影是國語電影，粵語片、粵語歌被認為是不入流的。

那時候談戀愛，小夥子約女孩子看電影，都是要看國語片，要不然就是看黃梅調，冇有人看粵語片。

我清楚的記得在1950年代的時候，香港的電影院還能看到不少粵語片。但是後來國語片就越來越多，這種情況到了1972年到達頂峰，全年竟然冇有一部粵語片投產。香港的傳統粵語片也徹底完蛋了。”

張潮問道：“這些曆史太古老了，我完全不瞭解，我小時候看的港片，多是80年代後拍的——後來呢？”

劉以鬯道：“但是待到70年代以後就不一樣，走‘群眾路線’的文化精英們崛起了，尤其在流行文化方麵，用金庸、倪匡的，許冠傑的粵語歌、粵語片，徹底翻盤了台島背景的文化精英。

這些優秀的文化產品，不僅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這塊土地上普通市民之間的分裂和對立，並且重新打造了一個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文化認同共識。最後就連台島背景的文化人，也不得不跟隨這股潮流。

等到中英談判完成，台島方麵的局勢也有了重大變化。首先就是承認失敗，從政府預算裡停掉了對香港台島背景的文化人、影視公司的金錢補貼。所以80年代末期以後，香港的文化格局就全部倒向了內地。

當然，我這裡講的隻是大致的脈絡，實際上的情況複雜很多，講上三天三夜也講不完。很多時候並不是對抗，大家也會合作賺錢，所以經常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分不清的。

不過總體上要承認，內地背景的文化人更有出息一些，在資源很匱乏、開局很不利的情況下，把事業做成了。台島背景的文化人拿著大把的資源和補助，高高在上，最後重複了當年命運。”

張潮一時之間不知該感慨，還是該追問，沉默良久以後對劉以鬯說道：“所以其實香港作家和文化人本土意識的覺醒，也有著這些外來因素的作用。”

劉以鬯點點頭道：“那當然，而且這是必然的。冇有一個經濟這麼發達、市民受教育程度這麼高、文化活動這麼發達的地區，會一直被外來文化所左右。它產生的二代、三代文化人，一定會把目光投注在本土文化的獨特性上。

這一定會催生本土意識的覺醒。從西西的《我城》開始，這就是一股不可能逆的潮流了。

但是本土意識一旦覺醒，你就冇有辦法控製它的走向。有些人會注重其融合性，有些人會注重其獨立性，有些人會注重其超越性——其實都無可厚非。

我來告訴你這些，就是希望你要注意到問題的複雜性。不要把反對你的人，都當做敵人。他們也都是當年種下的苗結出的果子，有酸有甜。你現在就算把酸的果子都踩爛，以後結的果子就都是甜的了？”

張潮若有所思，沉默了一會，又問道：“那老先生您有什麼好的建議？”

劉以鬯卻冇有回答張潮的問題，而是起身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我快90歲了，我已經做完了曆史交給我這一代人的事情，我隻能告訴你我曆經的這些掌故，至於後麵你選擇做什麼，怎麼做，那是你的事情。”

潘要明和馬家輝此刻也站起來，一左一右攙扶著劉以鬯。劉以鬯走到門口，又轉身道：“你可能疑惑我這個老頭子為什麼要和你說這些。

我在24歲的時候就去重慶做了《國民公報》和《掃蕩報》兩份抗戰報紙的副刊編輯，那時候一共就七份大報；30歲的來到香港，又做了《香港時報》和《星島晚報》的編輯；1985年，我又做了《香港文學》的編輯。抗戰的艱難我經曆過，內戰的迷惘我也曾有過……

南、北，陸、台……我最後還是成了一個香港人。是文學救贖了我，我多麼希望文學就是文學——但是有太多人覺得文學不能隻是文學。

我曾經看著張愛玲一次一次帶著稿子找我隔壁的《西風》編輯投稿；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一次連載發表，是在我編輯的《掃蕩報》副刊上；姚雪垠的第一個集子，是我幫他策劃出版的；孫伏園的魯迅研究也是發表在我主編的《星島晚報》副刊上……

最後，我還是希望文學就是文學，上一代的恩怨，不要成為下一代的包袱。地分南北、文分兩岸，但人心呢？看你們這一代了。”

說罷，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今晚寫得比較艱難，就這麼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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