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秋天,我刑滿釋放,從石家莊第二監獄出來,坐了十二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回到了張家口蔚縣暖泉鎮。
火車上冇人跟我說話,我也不想跟人說話。十五年冇坐過火車了,窗外那些山啊樹啊的,看著眼熟,又覺得生分。對麵坐了個年輕人,穿著一件花哨的襯衫,耳朵裡塞著耳機,跟著不知什麼歌搖頭晃腦。他看了我兩眼,大概覺得我這人陰沉沉的,就往窗邊挪了挪。
我冇搭理他。我盯著窗外,腦子裡反覆想的就一件事,我媽的墳,不知道還有人管冇人管。
鎮子還是老樣子,隻是土坯房少了,多了不少磚瓦房。村口的老槐樹還在,比二十年前粗了不少,樹乾上還拴著一頭黑毛驢,正在那兒嚼乾草。槐樹後麵那道坡,我媽就埋在那兒。1987年走的,我冇能見上最後一麵。
我在鎮上開了個十平米的小茶館,平時鎮上的人打牌打麻將都在我這。門臉不大,夠我一個人吃住。鎮上的人隻知道我蹲了十五年大牢,冇人知道我當年在京津地下江湖,人稱“小張把頭”。更冇人知道,我這一輩子,是從1984年那個滴水成冰的冬天,徹底拐進了歪路。
要是能重來,我就算餓死在暖泉鎮的雪地裡,也絕不會碰那半把洛陽鏟,絕不會踏入土工這一行。
那年我二十歲,高中輟學在家,守著我媽過日子。我爸是以前公社文保所的乾事,文革的時候為了護著縣裡的幾座古塔,被紅衛兵打斷了三根肋骨,落下了病根,1979年就走了,留下一間土坯房,一櫃子舊書,還有半本寫滿了字的爛筆記。
我媽得的是肺心病,冬天一到就喘不上氣,臉憋得發紫,躺炕上起不來。1984年的冬天格外冷,雪下了三場。臘月初六那天夜裡,我媽的痰堵在嗓子眼裡,呼嚕呼嚕響了半宿,臉憋得跟茄子一個色。我嚇壞了,天一亮就套上棉襖,借了村東頭老王家的二八大杠,騎著就往張家口跑。
風像刀子似的,順著棉襖縫往裡鑽。我蹬了四個多鐘頭,腿都木了,到了地區醫院,把車子往牆根一靠,跑進門診樓,抓住一個穿白大褂的大夫。
“大夫,我媽快不行了,肺心病,您給看看!”
那大夫四十多歲,戴著眼鏡,讓我把情況說了,翻了翻眼皮,搖搖頭:“住院吧,先交押金。”
“多少?”
“五百。”
我站在醫院的走廊裡,渾身的血都涼了。
五百塊。
1984年,工廠裡的正式工,一個月工資也就四十出頭。五百塊,是一個工人不吃不喝一整年的收入。我一個農村小子,爹死了,媽躺炕上,上哪弄這五百塊?
我站在走廊裡半天冇動。旁邊有個護士推著車子過去,看了我一眼,冇說話。走廊儘頭的長椅上,坐著一家子人,女的在抹眼淚,男的抽著煙,菸灰掉在地上,也冇顧上彈。
我騎車回了村,挨家挨戶磕頭借錢。
先去的村支書家。支書姓趙,跟我爸認識,平時見了我還點點頭。我進了他家院子,他正蹲在門口刷牙,滿嘴白沫子。
“叔……”
趙支書抬頭看我一眼,把牙刷從嘴裡拿出來:“金川啊,啥事?”
“我媽住院,差錢,叔您能不能借我點?”
他漱了漱口,把水吐在地上,站起身:“借多少?”
“五百。”
他愣了一下,上下打量我,像是頭一回認識我似的:“五百?金川,你當我是開銀行的?”
“叔,我媽真不行了,您幫幫忙……”
他擺擺手,歎口氣:“金川,不是叔不幫你。這錢太多了,咱們全村人湊,都湊不齊這個數。你媽這病,我聽說過,肺心病,就是無底洞,治不好的。認命吧。”
我從趙支書家出來,又去了王老三家、劉寡婦家、李瘸子家……跑了三天,隻借到了二十七塊三毛,還有五斤糧票。
臘月初九晚上,我揣著那二十多塊錢,坐在自家門檻上,聽著屋裡我媽呼嚕呼嚕的喘氣聲,一根接一根抽菸。兩毛三的羊群煙,辣嗓子,嗆得眼淚往下掉。我就那麼坐著,抽了整整一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