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上海
車子停在弄堂口。沈靜言推開車門,下了車。夜風迎麵吹過來,帶著桂花的甜香和隔夜的煤煙味,涼颼颼的,她縮了縮脖子。
顧明慎也下了車,站在車旁邊,手插在口袋裡,看著她。
路燈在他身後投下一圈昏黃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拖在石板路上,像一條黑色的河。
他喝了太多酒,臉上還紅著,但眼神已經清醒了。在車上眯了一會兒,酒勁過去了一些。
“進去吧。”他說。
“嗯。”她應了一聲,卻沒有動。
他也沒有動。兩個人站在弄堂口,隔著兩三步的距離。
風把梧桐樹的枯葉吹到他們腳邊,沙沙響,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嘆氣。她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也許等他先說再見,也許等他說別的什麼,也許什麼都不等,隻是不想走。
不知道是鬆本對沈靜言感興趣還是因為別試探她,今天又邀請了沈靜言去渡邊家吃飯,顧明慎不放心也跟著來了。
今晚在渡邊家,她坐在那個日本人旁邊,喝他倒的酒,吃他夾的菜,回答他那些像刀子一樣的問題。
她一句錯話都沒說,一個破綻都沒露。但她累了。
不是身體累,是心累。像一根綳了太久的弦,隨時都可能斷。
而他坐在她旁邊,替她擋酒,替她看渡邊的眼色,替她在桌子下麵握她的手。
他的手很暖,掌心有一點汗。她記得那個溫度。
“婉清。”他叫她。
她抬起頭。他站在路燈下麵,臉上半明半暗,眉頭微微皺著。他叫她婉清的時候,聲音和叫“沈秘書”不一樣。
“沈秘書”是平的、直的、沒有溫度的。但“婉清”不一樣。
這兩個字從他嘴裡說出來,像一顆石子投進深潭,有迴響,有漣漪,有餘音。她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區別。
也許有,也許沒有。但她注意到了。每一次都注意到了。
“你今天喝了不少。”她說。
“還好。”
“你替我擋了好多杯。”
“應該的。”
她低下頭,看著自己的鞋尖。鞋尖上有一點泥,不知道在哪裡沾的。
也許在渡邊家的院子裡,也許在下車的時候,也許在更早的地方。她盯著那點泥,看了很久。
“顧明慎,”她說,“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他沒有回答。她抬起頭,看著他。他站在路燈下麵,手還插在口袋裡,肩膀微微塌著,像扛著很重的東西。他看著她,目光很深,深得像一口井。
“你想聽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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