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進風裡,往阿婆家的方向走。走了很遠,回頭看了一眼。百樂門的霓虹燈還在閃,紅的、綠的、藍的,在夜空裡明明滅滅。
她看著那片光,想起蘇曼君說的話:“這個世道,男人做事,為了名,為了利,為了權力。女人做事,為了活命。為了自己活,也為了別人活。”
她不知道蘇曼君說得對不對。但她知道,她做這件事,不是為了名,不是為了利,不是為了權力。
是為了那些還在黑暗中等待的人。為了老陳,為了書生,為了林晚。為了那些她認識和不認識的同誌。為了阿婆,為了顧明慎,為了她自己。為了活。為了自己活,也為了別人活。
她轉過身,繼續走。風還在吹,雨已經停了。天上有幾顆星星,很暗,像是快要滅了。她看著那些星星,想起老陳說過的話:上海的天,總是灰的。但你要記住,灰的上麵,是藍的。她不知道那片藍在哪裡。但她知道,它一定在。
1944年2月,二月的上海,冷得像冰窖。
請柬是星期五下午送到的。還是那個穿灰色西裝的男人,瘦高個,金絲邊眼鏡,恭恭敬敬地站在辦公室門口。“沈小姐,渡邊機關長請您和顧局長明晚到家中赴宴。”白色的信封,厚實的卡片,毛筆字工工整整:“顧明慎局長暨沈靜言小姐。”
沈靜言接過請柬,說了一聲“好”。男人走了。她拿著請柬去了顧明慎的辦公室。他正在看檔案,抬起頭,看見她手裡的東西,眉頭皺了一下。
“渡邊的?”
“嗯。明天晚上。”
他接過請柬,看了一眼,放在桌上。“又是‘增進中日友好’。”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上個月剛請過,這個月又來。他到底想幹什麼?”
“想試探我們。”
“試探什麼?”
“試探我們是不是一條心。”
他看著她,看了很久。“你怕嗎?”
“怕?”她說,“有你在。”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她。窗外,梧桐樹的枝丫光禿禿的,在風裡輕輕搖晃。他站在那裡,站了很久。“明天晚上,你坐我旁邊。不管他問你什麼,你不要喝酒。”
“他不讓呢?”
“我替你喝。”
她看著他。他的背影很直,肩膀很寬,像一堵牆。她想起除夕夜,他站在窗前,把她拉到身後,說“別看”。現在他又站在她前麵,替她擋。但她知道,這堵牆,擋不了太久。
“顧明慎,”她說,“你喝多了怎麼辦?”
他沒有回頭。“喝多了,你就扶我回去。”
第二天晚上,沈靜言換了一件新的旗袍。不是那件藏青色的,是另一件,月白色的,領口綉著一小枝梅花。
她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頭髮盤起來,用銅簪子別住。嘴唇上塗了一點口紅——他給她的那支,隻塗了一層,淡淡的,像沒塗一樣。
她把那枚銀葉子的胸針別在衣領上,又把手伸進枕頭下麵,摸到那把剪刀,猶豫了一下,還是塞進了手包裡。
樓下響起汽車喇叭聲。她下樓,阿婆在灶台前忙活,頭也沒回。“早點回來。”
“好。”
走出弄堂,顧明慎站在車旁邊,穿著一身黑色的西裝,白襯衫,領帶係得一絲不苟。他看見她,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換衣服了?”
“嗯。上次那件洗了。”
他沒有再說什麼,開啟車門。她坐進去,他繞到另一邊,坐進駕駛座。車子發動了,往虹口的方向開。車裡很安靜,隻有發動機低沉的聲響。窗外的路燈一盞一盞地掠過,在她臉上投下一明一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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