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清。”他在她耳邊說,聲音很低,低得像從夢裡傳出來。
“嗯。”
“我等了很久。”
“我知道。”
“值得嗎?”
她沒有回答。她隻是把他抱得更緊了一些。
窗外的鐘樓敲了十一點。她不知道時間過得這麼快。好像剛坐下,好像剛喝完第一杯茶,好像剛握住他的手。但已經十一點了。新的一年,快來了。
“顧明慎,”她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他鬆開她,低頭看著她的臉。他的眼睛還是那麼亮,但她看到那亮底下的東西——不是疲憊,不是剋製,是一種更深的、更老的、更重的東西。是等待。是三年的、一千多個日夜的、從重慶到上海的等待。
“婉清,”他說,“我有沒有告訴過你,你的眼睛很好看。”
她愣了一下。“沒有。”
“那我現在告訴你。”他看著她,“你的眼睛很好看。在重慶的時候我就想說了。但那時候,我們是假夫妻。說這種話,不合適。”
“現在呢?”
“現在——”他頓了一下,“現在也不合適。但我不管了。”
她笑了。這是她到上海以來,第一次真正地笑。不是禮貌的、剋製的、像麵具一樣的笑,是真正的、從心裡湧上來的、忍不住的笑。他也笑了。兩個人麵對麵地笑,在除夕夜的燈光裡,在電暖爐的紅光裡,像兩個傻子。
窗外,鐘樓敲了十一點半。遠處的霓虹燈還在閃,紅的、綠的、藍的。但法租界的燈火暗了一些,大概很多人已經睡了。明天還要上班,新的一年,也沒有什麼不同。但對她來說,新的一年,不一樣了。因為他抱過她了。因為他叫過她婉清了。因為他說“你的眼睛很好看”。這些事,在平常的日子裡,什麼都不是。但在這裡,在1943年的最後一天,在敵人的心臟裡,在隨時可能到來的危險麵前,這些事,是全部。
“顧明慎,”她說,“你在日記裡寫的那些話——”
他的手指在她手心裡收緊了一下。“你看了?”
“看了。”
他沉默了一會兒。“看了就看了吧。”
“你寫了很多。”
“嗯。”
“你寫,‘她還在,這就夠了’。”
他沒有說話。
“你寫,‘我決定把她調來財政局。不是想天天看到她。是——她一個人在檔案室,太危險了。’”
他還是沒有說話。
“你寫,‘她沒看見我。我站了很久。轉身離開。還不是時候。’”
他低下頭,看著她的手。“婉清——”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她問,“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等了三年?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站在窗外看了我十分鐘?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調我來財政局,不是為了同鄉照顧,是為了保護我?”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鐘樓敲了十一點三刻。新的一年,快到了。
“因為,”他說,“我怕你知道了,會走。”
“走?走去哪裡?”
“離開財政局。離開我。去做更危險的事。”他抬起頭,看著她。“你不知道我有多怕。怕你出事,怕你像林晚一樣——怕有一天,我站在窗外,看不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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