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上海
十月的上海,秋天真的來了。
梧桐樹的葉子黃了大半,風一吹,嘩啦啦地掉,鋪得滿地都是。清潔工人掃不及,踩上去沙沙響,像踩在一堆乾餅乾上。沈靜言每天早晨走過霞飛路的時候,都會踩到那些葉子。她喜歡那個聲音。不是好聽,是實在。像在告訴她:你還在走,路還在腳下,日子還在繼續。
但日子不太一樣了。渡邊的人開始頻繁出現在財政局附近。
不是以前那種——一個人坐在大廳長椅上看報紙,偶爾換班。現在是兩個人,有時候三個。
一個在大廳,一個在門口,還有一個在街對麵的煙紙店門口站著,手裡拿著一根煙,從來不點。
他們換班的時間也不固定了。以前是上午九點來,下午五點走,像上班一樣準時。現在隨時來,隨時走,有時候中午來,有時候傍晚來,有時候一整天都不來,讓你以為他們已經走了,第二天又出現了。
沈靜言學會了不看他們。不看,但知道他們在哪裡。這是老陳教她的:被跟蹤的時候,不要回頭看。用耳朵聽,用餘光看,用直覺判斷。你的眼睛會出賣你,但你的耳朵不會。
她每天走進財政局大門的時候,腳步不快不慢,和平時一樣。
經過大廳長椅的時候,不看他,但她知道今天坐的是誰——瘦的那個,戴眼鏡的,喜歡翹二郎腿。
她上樓,進辦公室,關上門。然後站在窗前,從窗簾的縫隙裡往外看。街對麵煙紙店門口,站著那個從來不點煙的人。
今天換了,不是以前那個方臉的,是個高個子的,穿著灰色風衣,領子豎起來,遮住了半邊臉。
她拉上窗簾,坐下來,開始工作。渡邊的人在盯她。不是財政局,是她。老周的警告應驗了——渡邊在查每一個人。
她的住處,她的背景,她每天去哪裡,見什麼人。她不知道他查到了什麼,但她知道一件事:她的住處不安全了。
那天晚上,沈靜言回到阿婆家,沒有直接進門。她在弄堂口站了一會兒,假裝在係鞋帶。餘光掃過整條弄堂——阿婆家對麵的牆根下,有一個煙頭,還在冒煙。人已經走了,但煙頭還是熱的。
她站起來,走進弄堂。經過那個煙頭的時候,沒有看。但她記住了位置。
阿婆在灶台前忙活,看見她進來,笑了笑:“沈姑娘回來啦?今天給你燉了雞湯。”
“謝謝阿婆。”她坐下來,端起碗,喝了一口。湯很鮮,雞燉得酥爛,筷子一碰就脫骨。
“阿婆,”她放下碗,“我想借您家的閣樓用用。”
“你不是在樓上住著嗎?”
“我是說——放點東西。我那邊,最近不太安全。”
阿婆看著她,沒有問為什麼。“放吧。閣樓空著也是空著。”
“謝謝阿婆。”
那天晚上,沈靜言把牆縫裡的鐵盒取出來——膠捲已經交給顧明慎了,但鐵盒裡還有別的東西。
老陳留給她的鑰匙,她的工作日誌,那些關於“杉計劃”的筆記,還有那支口紅。她把鐵盒捧在手心裡,看了很久。然後她下樓,敲了阿婆的門。
阿婆還沒有睡,在燈下補襪子。“放床底下。”她說,“日本人不會搜老太太的床。”
沈靜言蹲下來,把鐵盒塞進床底最深處,靠牆的地方。阿婆的床底下除了這個鐵盒,隻有一個舊皮箱和一個痰盂。灰塵很厚,像是很多年沒有動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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