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睜著眼睛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縫,彎彎曲曲的。她想起小時候在湖州,老宅的天花板上也有一道裂縫。母親說,那是房子老了,骨頭鬆了。父親說,不是骨頭鬆了,是梁木彎了,還能撐好多年。
她不知道這間屋子的梁木還能撐多久。
那三個月,是奇怪的三個月。白天,他上班,她去小學教書。晚上回來,一起做飯。他做飯的手藝很差,炒菜不是鹹了就是糊了,但她每次都吃得很認真。他洗碗,她擦桌子。然後各看各的書,各睡各的覺。
他們很少說話。但那種不說話,和陌生人之間的不說話不一樣。是兩個人已經習慣了彼此的存在,不需要用語言填補沉默。
有一天晚上,她發燒了。燒得很厲害,渾身發燙,說胡話。他聽見了,從布簾那邊過來,摸了摸她的額頭,然後跑出去買葯。回來的時候渾身濕透了——外麵在下雨。他給她喂葯,用濕毛巾敷額頭,在床邊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她醒來,看見他靠在椅子上睡著了,手裡還攥著那條毛巾。她沒有叫醒他。她看著他睡覺的樣子,睫毛很長,眉頭微微皺著,像個做噩夢的孩子。
她伸手,想摸一摸他的眉頭,把那道皺紋撫平。手指停在半空中,沒有落下去。
她縮回手,閉上眼睛。
那時候她不知道這是什麼感覺。後來她知道了。但她不允許自己承認。
三個月後,組織上來了命令:調她去上海潛伏。必須切斷所有社會關係,包括這段婚姻。
她簽了離婚協議。他坐在對麵,看著那張紙,看了很久。然後拿起筆,簽了。一筆一劃,工工整整。簽完,他抬起頭,看著她。
“你要好好的。”他說。
她站起來,轉身離開。走到門口的時候,她想回頭。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看她,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像她一樣,希望她說點什麼。但她沒有回頭。
她怕一回頭,就走不了了。
那是1940年的春天。她二十四歲。他三十歲。
她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他了。
回憶像退潮,慢慢地、一層一層地褪去,留下濕漉漉的沙灘。沈靜言坐在行軍床上,窗外的天已經亮了。遠處的鐘樓敲了六點,又敲了七點。她坐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
她低頭看自己的手。這雙手,三年前在重慶,曾經離他的臉很近。差一點就碰到了。差一點。
她把那隻手握成拳頭,然後鬆開。站起來,去洗臉。
水很涼,撲在臉上,把最後一點夢的痕跡也沖走了。鏡子裡的女人麵色蒼白,眼睛下麵有青黑的影子。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想起昨天在局長辦公室裡,他抬起頭看她的那一眼。沒有驚訝,沒有激動。隻有剋製。
像三年前簽離婚協議的時候一樣。一筆一劃,工工整整。你根本看不出他在想什麼。
“他變了沒有?”她問鏡子裡的自己。鏡子裡的女人沒有回答。
她換了衣服——還是那件藏青色旗袍,把頭髮盤起來,用銅簪子別住。今天是她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她需要像一個普通的局長秘書一樣,走進那棟灰色大樓,坐在那間小辦公室裡,整理檔案、安排日程、接待訪客。
像一個從未認識顧明慎的人。
她下樓的時候,阿婆已經在灶台前忙活了。粥在鍋裡咕嘟咕嘟地響,鹹菜的香味瀰漫在空氣裡。
“沈姑娘,吃早飯。”
“謝謝阿婆。”
她坐下來喝粥。粥很稠,米粒煮得開花,入口即化。她喝了兩碗,把碗筷收拾好。
“阿婆,我上班去了。”
“去吧。”阿婆在灶台前沒回頭,“晚上早點回來,我給你留飯。”
“好。”
她走出弄堂,深吸了一口氣。空氣裡有煤爐的煙味、隔夜的泔水氣,還有一點點桂花的甜香——路邊的桂花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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