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歲成人禮那天,爸爸帶回了他新招的女助教。她端著紅酒杯,用流利的德語嬌嗔道:“教授,昨晚在您亡妻的書房裡,您把我按在書桌上弄得太狠,我大腿根現在還青著呢,今晚還要繼續嗎?”爸爸同樣用德語回覆:“今晚換個地方,等會兒把這礙眼的小丫頭打發去睡覺,我們在她媽生前最愛彈的那架鋼琴上試一次。”下一秒,爸爸切下一塊蛋糕,放進我的盤子裡。我握著叉子的手一點點收緊。我問爸爸:“爸爸你和姐姐剛纔在說什麼呀?”爸爸摸了摸我的頭:“姐姐在用德語為你媽媽祈禱。她說你媽媽在天堂看到你長成這麼優秀的大姑娘,一定會很欣慰。”女助教在一旁嗤笑了一聲,繼續用德語交流:“真是個好騙的蠢貨,跟她那個抑鬱症死掉的媽一樣白癡。”爸爸笑著回:“乖,彆跟提款機計較,她外公留下的信托基金下個月就能到手了。”我低著頭,看著蛋糕胃裡一陣翻湧。他們一直以為,我從小在國內讀國際學校,隻精通英語。他根本不知道,當年他以學術交流為名,在外麵消失的三年。身患重度抑鬱的媽媽,帶著我遠赴德國慕尼黑的鄉下,度過了她生命裡最後的時間。德語,是我陪媽媽走向死亡的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