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日後,武曌登臨則天門,犒賞平定邊陲小規模騷亂的有功將士。金甲曜日,旌旗獵獵,山呼萬歲的聲浪直衝雲霄,彰顯著武周新朝的赫赫武威與帝王的無上尊榮。她立於城樓最高處,接受萬軍朝拜,玄色龍袞在陽光下泛著幽深的光澤,冕旒垂珠後的麵容威儀天成,令人不敢直視。
恰在此時,一群南遷的孤雁,排著略顯淩亂的“人”字形,哀鳴著掠過神都上空,向著溫暖的方向飛去,漸漸化為天邊一串模糊的黑點。武曌的目光下意識地追隨雁陣,直至其消失在天際儘頭。她的指尖,在寬大袖袍的遮掩下,再次無意識地觸碰到了胸前的墨玉。那溫潤的觸感,與眼前這鼎盛喧囂的軍容,與腦海中那份關於銅價飛漲、華胥商船疏離的緊急奏報,以及那幾道已然離京的貶謫身影,交織成一幅複雜難言的圖景。
“非朕寡恩,”一聲極輕的、唯有她自己能聞的自語,湮滅在震天的鑼鼓與歡呼聲中,“實乃時勢不得不為。”這既是自我確證,亦是一絲難以對外人言明的、身處絕巔的孤寂。駕馭這龐大的帝國,需要平衡,需要手段,需要有時做出看似冷酷的抉擇。狄仁傑是能臣,但能臣勢力過大,便需修剪。華胥是故人所創,然其影響力滲透過甚,便需警示。這一切,在她看來,皆是維護皇權、穩定大局的必要之舉。那雁陣南飛,或許隻是巧合,卻莫名勾起了她心底一絲難以言喻的悵惘。
與此同時,華胥駐神都使館的首席使者,奉元首東方墨之命,向武周鴻臚寺遞交了一份措辭嚴謹的國書。國書中並未直接提及“七相案”,而是泛泛談及兩國友好與人才之珍貴,最後寫道:“……聞貴邦有賢士遠謫,竊以為憾。才難,不其然乎?伏望陛下慎惜國器,毋使棟梁摧折,則兩國幸甚,天下幸甚。”語意含蓄,卻立場分明,將華胥的態度清晰地傳遞給了紫微宮中的那位女帝。
而在遙遠的華胥天樞城,丞相李恪於政務院的書房內,正將“七相案”的詳細始末、影響分析以及後續進展,鄭重地錄入他正在編撰的《盛世危言》之中。他以沉穩的筆觸寫道:“……權術製衡,乃帝王常道,然以構陷為手段,雖可收一時之效,終傷國本,失士人之心。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忠良之路,猶塞江河之源。後世執政者,當以此為鑒。”這是華胥對故國政局的記錄與反思,亦是對自身立國理唸的再次強化。
魏州,刺史府後院臨時辟出的書房。
這裡陳設簡陋,遠不及神都宰相府的恢弘,僅一桌一椅,兩架書籍,窗外便是州衙後院略顯荒蕪的景緻。狄仁傑端坐燈下,舟車勞頓的疲憊尚未完全消退,他便已鋪開紙張,開始了新的工作。案頭,是剛剛展開、墨跡未乾的《魏州治蝗疏初稿》。他以實地勘察所得,結合過往經驗,詳細論述引水、捕打、掘卵諸法,字跡工穩,思路清晰。
夜風透過窗隙,帶來北方夏夜特有的乾燥氣息,也吹動了案頭另一角,那張不知何人、於何時悄然置於書堆之上的《忠臣錄》殘頁。那殘頁邊緣捲曲,字跡略顯模糊,彷彿帶著詔獄的陰冷與血腥氣。然而,此刻,它卻被狄仁傑那份沉甸甸的《治蝗疏》稿紙,穩穩地壓在了下麵。
燈光搖曳,映照著老者專注的側臉與紙上力透紙背的字跡。那未曾停歇的筆尖,那關乎民生疾苦的籌劃,本身便是對構陷與不公最有力的迴應。廟堂之上的風暴暫時遠離,江湖之遠的責任已然在肩。
翌日清晨,第一縷曙光刺破魏州上空的薄霧。老仆狄忠手持一個小小的陶罐,來到刺史府後院那方他前日剛剛開墾出的小小菜畦旁。他小心翼翼地打開陶罐,將裡麵那幾粒自神都石階上拾起、一路貼身珍藏的金色華胥稻種,以最莊重的姿態,一粒粒,播入了故鄉中原溫潤的沃土之中。
晨光熹微,照耀著種子落入的淺坑,也照耀著不遠處書齋窗內,那伏案一夜、此刻方纔熄燈安歇的疲憊身影。長夜或將持續,但星火未熄,種子已悄然入土,等待著破土而出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