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971章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丙辰年）

春天，正月辛亥日，西魏在南郊舉行祭祀，改用神元皇帝配祭。

甲子日，東魏丞相高歡親自率領一萬騎兵突襲西魏的夏州。他行軍途中不生火做飯，四天就趕到了。到了之後，把長矛綁起來做成梯子，趁著夜色攻入城中，活捉了刺史斛拔俄彌突，還繼續任用他。高歡留下都督張瓊帶兵鎮守，把夏州部落的五千戶人家遷回了東魏。

西魏靈州刺史曹泥和他的女婿涼州刺史普樂人劉豐，又叛變投降了東魏。西魏派兵包圍了他們，用水灌城，水離城頭隻剩四尺。東魏丞相高歡派阿至羅的三萬騎兵直接趕往靈州，繞到西魏軍隊背後，西魏軍隊隻好撤退。高歡率領騎兵迎接曹泥和劉豐，把剩下的五千戶人家也帶了回去，任命劉豐為南汾州刺史。

東魏要給丞相高歡加九錫，高歡堅決推辭，這事兒就作罷了。

梁武帝為西魏文帝建造皇基寺來為他祈福，讓有關部門去尋找好木材。曲阿的弘氏從湘州買了巨大的木材，順著長江往東運。南津校尉孟少卿為了討好梁武帝，誣陷弘氏是強盜，把他殺了，冇收木材用來建造皇基寺。

二月乙亥日，梁武帝舉行親耕籍田的儀式。

東魏勃海王高歡的世子高澄，年僅十五歲，擔任大行台、幷州刺史。他請求到鄴城輔佐朝政，丞相高歡冇答應。丞相主簿樂安人孫搴替他求情，高歡才同意。丁酉日，任命高澄為尚書令，加任領軍、京畿大都督。西魏朝廷雖然聽說高澄有才能見識，但因為他年紀小，還是冇太把他當回事。高澄到了鄴城後，執法嚴格，處理事情果斷不拖遝，朝廷內外都對他敬畏有加。他還提拔幷州彆駕崔暹為左丞、吏部郎，對他十分信任重用。

司馬子如、高季式叫孫搴去痛飲，孫搴喝得酩酊大醉，不幸去世。丞相高歡親自來參加葬禮。司馬子如叩頭請罪，高歡說：“你這是折斷了我的右臂啊，趕緊給我找個能代替他的人！”司馬子如推薦了中書郎魏收，高歡就讓魏收當了主簿。魏收是魏子建的兒子。過了些日子，高歡對高季式說：“你喝酒把我的孫主簿給喝冇了，魏收處理文書不太合我心意。司徒曾經說過有個人做事謹慎細密，是誰來著？”高季式推薦了司徒記室廣宗人陳元康，說：“這人能在夜裡摸黑寫字，是個辦事麻利的人。”高歡召見陳元康，見了一麵，就任命他為大丞相功曹，掌管機密事務，後來又升為大行台都官郎。當時國家軍事政務繁忙，陳元康對各種事務都瞭如指掌。高歡有時候外出，出發前會把陳元康留在後麵，在馬上口授九十多條指令，陳元康屈指計數，都能全部記住。陳元康和功曹平原人趙彥深一起掌管機密，當時的人把他們稱作“陳、趙”。而且陳元康權勢比趙彥深更重，性格又溫和謹慎，高歡特彆親近他，說：“這樣的人真是難得，就像老天賜給我的！”趙彥深本名趙隱，以字行世。

東魏丞相高歡讓阿至羅去逼迫西魏秦州刺史萬俟普，高歡自己則率領大軍接應。

三月戊申日，丹楊的陶弘景去世。陶弘景博學多才，精通各種技藝，喜歡養生之道。他在南齊的時候擔任奉朝請，後來棄官，隱居在茅山。梁武帝早年就和他有來往，即位之後，對他禮遇深厚，每次收到他的書信，都要焚香虔誠地閱讀。梁武帝多次親筆寫信邀請他出山，陶弘景都冇答應。國家每遇到吉凶、征討等大事，都會先向他谘詢，一個月裡常常有好幾封信往來，當時的人都稱他為“山中宰相”。陶弘景臨死前，寫了首詩：“夷甫（王衍）行事散漫放誕，平叔（何晏）空談玄理；誰能想到昭陽殿，竟然成了單於的宮殿！”當時士大夫們都熱衷於談論玄理，不重視軍事，所以陶弘景在詩裡提到了這些。

甲寅日，東魏任命華山王元鷙為大司馬。西魏任命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司徒，萬俟洛為太宰。

夏天，四月乙未日，梁朝任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的元法僧為太尉。

尚書右丞考城人江子四呈上密封的奏章，詳細地指出了國家政治上的得失。五月癸卯日，梁武帝下詔說：“古人說過，‘屋頂漏雨，住在屋裡的人最清楚’。我有過失自己卻察覺不到，江子四等人奏章裡說的，尚書要時常檢查覈實，對百姓有害的事，要趕緊詳細啟奏！”

戊辰日，東魏的高盛去世。

西魏的越勒肱去世。

西魏秦州刺史萬俟普和他的兒子太宰萬俟洛、豳州刺史叱乾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以及三百名督將投奔了東魏。丞相宇文泰率領輕騎兵追趕，追到黃河以北一千多裡的地方，冇追上就回來了。

秋天，七月庚子日，東魏大赦天下。

梁武帝對待從西魏投降過來的賀拔勝等人非常優厚，賀拔勝請求去討伐高歡，梁武帝冇答應。賀拔勝等人想回西魏，前荊州大都督撫寧人史寧對賀拔勝說：“朱異在梁武帝麵前說話，梁武帝冇有不聽的，你要好好結交他。”賀拔勝聽從了他的建議。梁武帝同意賀拔勝、史寧和盧柔回到北方，還親自在南苑為他們餞行。賀拔勝感念梁武帝的恩情，從這以後，看到往南飛的鳥獸都不忍心射殺。他們走到襄城的時候，東魏丞相高歡派侯景率領輕騎兵半路攔截，賀拔勝等人隻好棄船，從山路逃回西魏。跟隨他們的人又冷又餓，大半都死在了路上。回到長安後，他們到朝廷請罪。西魏文帝拉著賀拔勝的手，抽噎著說：“我流亡在外，這是天意，不是你的過錯。”丞相宇文泰任命盧柔為從事中郎，和蘇綽一起掌管機密事務。

九月壬寅日，東魏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任尚書右仆射、南道行台，督率各路將領入侵梁朝。

西魏任命扶風王元孚為司徒，斛斯椿為太傅。

冬天，十月乙亥日，梁武帝下詔大規模討伐東魏。東魏侯景率領七萬大軍入侵楚州，俘虜了刺史桓和，又進軍到淮水邊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把侯景打敗，侯景扔下輜重逃跑了。十一月己亥日，梁朝停止了北伐的軍事行動。

西魏又把始祖神元皇帝改為太祖，道武皇帝改為烈祖。

十二月，東魏任命幷州刺史尉景為太保。

壬申日，東魏派使者來請求和好，梁武帝答應了。

東魏清河文宣王元亶去世。

丁醜日，東魏丞相高歡督率各路軍隊討伐西魏，派司徒高敖曹前往上洛，大都督竇泰前往潼關。

癸未日，東魏任命鹹陽王元坦為太師。

這一年，西魏關中地區發生大饑荒，出現了人吃人的現象，餓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

【內核解讀】

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東西魏拉鋸戰中的生存與變革。當東魏鐵騎夜襲夏州，當西魏關中爆發人相食的大饑荒，南北朝的對峙進入更殘酷的階段。這一年，軍事突襲與製度磨合交織，人才博弈與天災人禍碰撞，東西魏的差距在拉鋸中悄然拉大，而梁朝的虛與委蛇，則讓“三足鼎立”的平衡逐漸傾斜。

東魏的“閃電戰”與西魏的“防禦困境”

高歡對西魏的兩次軍事突襲，展現了東魏的軍事優勢，也暴露了西魏邊疆防禦的脆弱。這種“以快打慢”的戰術，成為東魏壓製西魏的重要手段。

夏州奇襲：高歡的“特種兵戰術”。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槊為梯，夜入其城”，堪稱古代閃電戰的典範。他放棄後勤補給（身不火食）、縮短行軍時間（四日而至）、創新攻城方式（縛槊為梯），最終生擒刺史斛拔俄彌突。更精妙的是，高歡“因而用之”，任命降將鎮守夏州，既減少了統治阻力，又向其他西魏將領傳遞“投降優待”的信號。

這場勝利的關鍵，在於高歡對西魏邊疆兵力空虛的精準判斷。西魏此時正忙於內部製度建設，對遙遠的夏州防禦鬆懈，給了東魏可乘之機。而高歡“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的操作，既削弱了夏州的人力基礎，又充實了東魏的邊疆，可謂“一石二鳥”。

靈州解圍：阿至羅騎兵的“奇兵價值”。當西魏用水灌靈州城，曹泥與劉豐陷入絕境時，高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瞬間扭轉戰局。阿至羅作為草原部族，其騎兵的機動性與衝擊力，成為東魏對抗西魏的“撒手鐧”。這場戰役暴露了西魏對草原勢力的吸引力不足——東魏能調動阿至羅騎兵，而西魏隻能靠武力硬拚，雙方對邊疆部族的爭取能力已拉開差距。

高歡最終“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再次延續“遷民弱敵”的策略，讓西魏靈州成為一座空城，進一步壓縮了西魏的生存空間。

東魏的“人才迭代”與西魏的“叛將危機”

這一年，東西魏都麵臨人才流動的挑戰：東魏通過“少主監國”與“新秀崛起”完成權力過渡，西魏則因“將領叛逃”與“饑荒”陷入動盪。

高澄主政：少年權臣的“鐵腕立威”。15歲的高澄“為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以“用法嚴峻，事無凝滯”震驚朝野。他提拔崔暹整頓吏治，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政治手腕。高澄的上位，是高歡“家族傳承”策略的關鍵一步——用少年少主的“狠辣”打破舊官僚的惰性，同時通過“親任崔暹”建立自己的權力班底。

而孫搴醉死、陳元康上位的插曲，更凸顯東魏人才儲備的韌性：孫搴死後，高歡立刻通過“求可代者”發掘出陳元康，其“夜中闇書”“熟記九十餘條號令”的能力，成為東魏高效行政的縮影。陳、趙（彥深）“同知機密”的格局，標誌著東魏官僚體係從“個人依賴”向“團隊協作”轉變。

萬俟普叛逃：西魏的“信任危機”。西魏秦州刺史萬俟普與其子萬俟洛、督將三百人投奔東魏，宇文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裡，不及而還”。這場大規模叛逃，絕非偶然：

--萬俟普出身鮮卑舊部，與高歡控製的河北鮮卑集團聯絡更深；

--西魏此時正推行製度改革，可能觸動舊將利益；

--關中饑荒已現，軍隊補給困難，加劇了將領的不滿。

叛逃事件暴露了西魏“關隴整合”的脆弱性——宇文泰雖靠“二十四條新製”凝聚人心，但對鮮卑舊勳的吸引力仍不及高歡。而三百名督將的跟隨，更說明西魏軍隊中存在“向東魏傾斜”的暗流。

梁朝的“佛係旁觀”與陶弘景的“末世預言”

梁武帝對北方戰事的“不作為”，與陶弘景的“玄談誤國”之歎，共同勾勒出梁朝的“暮氣”——這個曾經的“南朝霸主”，已失去乾預北方變局的野心與能力。

“山中宰相”的警示：陶弘景臨終詩作“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於宮！”直指梁朝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的弊端。作為梁武帝的“精神導師”，他的警告道破了梁朝的致命傷：上層沉迷清談，忽視軍事準備，終將重蹈西晉覆亡的覆轍。

陶弘景被稱為“山中宰相”，國家大事“無不先谘之”，卻無法改變梁朝的頹勢。這種“影響力與執行力脫節”的現象，恰是梁朝官僚體係僵化的寫照——決策層知道問題所在，卻無力推動改變。

梁武帝的“虛偽北伐”：梁武帝雖“詔大舉伐東魏”，卻在陳慶之擊破侯景後“罷北伐之師”；對賀拔勝“討高歡”的請求“不許”，僅象征性允許其北還。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操作，暴露了梁朝的戰略猶豫。

--既想利用東西魏衝突漁利，又怕得罪任何一方；

--內部軍力空虛，無法支撐大規模北伐；

--梁武帝晚年醉心佛教，缺乏開拓進取的雄心。

而孟少卿“誣弘氏為劫而殺之，冇其材以為寺”的醜聞，更凸顯梁朝吏治的腐敗——為建皇基寺討好皇帝，竟公然劫殺商人，這樣的政權已失去民心根基。

關中大饑荒：西魏的“生死考驗”

“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這場天災成為西魏最嚴峻的生存挑戰。饑荒的影響遠超糧食短缺：

--軍事上，軍隊因饑餓喪失戰鬥力，無力反擊東魏的進攻；

--政治上，加劇了民眾對宇文泰政權的不滿，可能引發內亂；

--外交上，削弱了西魏對邊疆部族的吸引力，使萬俟普等叛將的選擇更具“示範效應”。

但危機也暗藏轉機：極端困境迫使宇文泰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此後蘇綽《六條詔書》中“儘地利”“均賦役”等政策，或許正源於這場饑荒的教訓。西魏能在饑荒中存活，靠的是關隴集團“抱團取暖”的凝聚力——相比東魏的“鬆散聯盟”，西魏的核心團隊更能共渡難關。

結語：差距拉大的“分水嶺”

大同二年是東西魏對峙的關鍵轉折點：

--東魏通過軍事突襲擴大優勢，靠人才迭代鞏固統治，展現出“擴張型政權”的活力；

--西魏因邊疆失守、將領叛逃、天災人禍陷入困境，卻也在危機中孕育著製度變革的動力；

--梁朝則在“玄談”與“佞佛”中加速衰落，喪失了製衡北方的能力。

高歡的“閃電戰”與宇文泰的“饑荒考驗”，本質是兩種統治模式的較量：東魏靠“武力與資源掠奪”維持優勢，西魏則在“製度與精神凝聚”中尋找生機。曆史證明，短期的軍事勝利難以抵消製度的缺陷，而危機中的改革往往能孕育更持久的生命力。當西魏從饑荒中走出，蘇綽的改革藍圖逐漸落地，東西魏的力量平衡將迎來新的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