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793章 世祖孝武皇帝上

夏天四月甲申日，劉宋皇帝封皇子劉子綏為安陸王。

皇帝不想權力都落在大臣手裡，六月戊寅日，把吏部尚書一職分成兩人擔任，讓都官尚書謝莊和度支尚書吳郡人顧覬之來乾這活兒。同時還撤銷了五兵尚書這個職位。

早年間晉朝的時候，散騎常侍這個官職那可是相當有分量，和侍中差不多；但後來這個職位變得冇啥實權，選人的標準也越來越低。皇帝想重新重視這個職位的人選，就任命當時有名的文人，像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來擔任。侍中蔡興宗就跟彆人說：“吏部尚書這個職位很關鍵很重要，散騎常侍卻很清閒冇什麼事乾，光改個名兒，卻不改變實際情況，雖然皇上想讓它變得重要起來，但人心哪能這麼容易改變呢！”結果後來散騎常侍的人選還是不咋地，而吏部尚書依舊那麼重要。孔覬是孔琳之的孫子；王彧是王謐哥哥的孫子；蔡興宗是蔡廓的兒子。

裴子野評論說：“選拔官員這事兒難啊，以前的帝王就這麼說，那都是老早以前的事兒了。按照《周禮》，選拔人才先是從學校開始考察，在鄉裡評議，再上報給六官，最後才推薦到朝廷。在漢朝的時候，先由州郡積累官員的政績，五府舉薦他們當掾屬，三公再考察他們的優缺點，最後由尚書奏報給天子；一個人要經過這麼多人考察，所以能選出有才能的人當官，很少有把事兒辦砸的。到了魏晉，情況就變了，出的問題可多了去了。人心難測啊，有的人表麵一套背後一套，就跟山溝一樣深不可測，就算通過言行去考察，都怕考慮不周全，更何況現在這麼多官員，一下子就要憑一麵之緣來決定，百官的選拔任用都由一個部門說了算，這下可好，歪風邪氣就起來了，根本抑製不住。那些人一門心思往上爬，使勁兒巴結討好，一點廉恥和忠厚的品德都冇了；官員腐敗，國家衰敗，根本冇法收拾。就算讓龍當納言官，舜來當皇帝，也不一定能把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更何況後來選拔官員的人呢！孝武皇帝雖然把吏部尚書一分為二，但也冇法回到周朝和漢朝那種選拔製度，這就跟朝三暮四冇啥區彆，又能好到哪兒去呢！

丙申日，北魏皇帝在鬆山打獵；秋天七月庚午日，前往河西。

南彭城有個叫高闍的老百姓，和一個叫曇標的和尚，用一些妖言蠱惑人心，還和殿中將軍苗允等人謀劃造反，想擁立高闍當皇帝。結果事情敗露，甲辰日，這些人都被處死，死了好幾十人。於是皇帝下詔整頓和尚群體，製定各種禁令，對違反的人嚴懲不貸；隻要不是那種戒律精嚴、修行刻苦的和尚，都讓他們還俗。但很多尼姑經常進出皇宮，所以這個製度最後也冇能執行下去。

中書令王僧達，從小就聰明機靈，很會寫文章，但為人放蕩不羈，不受拘束。皇帝剛登基的時候，把他提拔為仆射，地位比顏竣、劉延孫還高。他覺得自己有才華、出身又好，當時冇人能比得上，所以一兩年內就想著當宰相。結果後來被調任護軍將軍，心裡就很不痛快，覺得不得誌，多次上奏請求外調。皇帝不高興了，於是他的官職慢慢往下降，五年內換了七個職位，還兩次被彈劾降職。王僧達既覺得丟人又心懷怨恨，他上奏表的時候，言辭忽高忽低，還喜歡議論時政，皇帝心裡已經積攢了一肚子火。路太後哥哥的兒子有一次去拜訪王僧達，直接坐到他的床上，王僧達讓人把他抬出去扔了。太後知道後大怒，堅決要求皇帝殺了王僧達。正好趕上高闍造反，皇帝就趁機誣陷王僧達和高闍一起謀反，八月丙戌日，把他抓起來交給廷尉，最後賜死。

沈約評論說：“君子和小人，是對人的一種分類稱呼，遵循道義的就是君子，違背道義的就是小人。所以薑太公從屠夫和漁夫的身份被起用成為周朝的太師，傅說從築牆的苦役成為商朝的宰相，隻要是人才，哪怕出身低微也能被重用。到了兩漢時期，這種選才方式還冇變：胡廣家裡世世代代都是農民，最後做到了三公和宰相的位置；黃憲是牛醫的兒子，卻在京城很有名望，不像後來分成了兩條道。魏武帝剛開始設立九品中正製，本來是為了評定人才的優劣，不是看門第高低。但那些中正官和世俗之人，跟著形勢走，憑藉家族背景互相攀比欺壓；這樣沿襲下來，就成了固定的製度。周朝和漢朝的做法，是讓有智慧的人管理愚笨的人，魏晉以來，變成了以高貴的身份奴役低賤的人，士族和庶族的區彆，就變得很明顯了。

裴子野又評論說：“古時候，隻要品德和道義值得尊重，不管是做小買賣的還是乾啥的都能被任用；要是人不行，就算出身世族又有啥用！名門望族的子孫，也可能和普通老百姓冇啥區彆；士族和庶族雖然有區分，但本來也冇有什麼貴賤之分。從晉朝開始，情況慢慢變了，出身民間的奇才能在仕途上嶄露頭角；到了晉朝末年，就隻看重門第了。從那以後，三公的兒子就看不起九卿的家族，黃門侍郎和散騎常侍的孫子，就不把縣令、縣長的家當回事兒；互相之間驕橫自大，為了一點小事就爭來爭去，隻看門第，不管有冇有才能。像謝靈運、王僧達這種有才華但輕狂浮躁的人，要是出生在寒門，估計早就栽跟頭了；再加上他們仗著家族的庇護，招來災禍也是活該。

九月乙巳日，北魏皇帝回到平城。

丙寅日，北魏大赦天下。

冬天十月甲戌日，北魏皇帝往北巡視，打算攻打柔然，到了陰山的時候，下起了雨雪，皇帝就想回去。太尉尉眷說：“咱們這次出動這麼多人馬，就是為了威懾北方的敵人，現在離都城不遠就回去，敵人肯定懷疑咱們國內出事兒了。將士們雖然冷，但不能不前進啊。”皇帝聽了他的話，辛卯日，軍隊駐紮在車侖山。

積射將軍殷孝祖在清水東邊修築了兩座城。北魏鎮西將軍封敕文來攻打，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奮起抵抗，把魏軍打敗了。殷孝祖是殷羨之的曾孫。劉宋皇帝派虎賁主龐孟虯帶兵去救援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也派中兵參軍苟思達去幫忙，在沙溝把魏軍打敗了。顏師伯是顏竣的族兄。皇帝又派司空參軍卜天生帶兵和傅乾愛以及中兵參軍江方興一起攻打魏軍，多次打敗魏軍，斬殺了魏軍將領窟瑰公等好幾個人。十一月，北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率領三萬騎兵來幫封敕文攻打青州，顏師伯帶兵抵禦，輔國參軍焦度把皮豹子刺下馬，繳獲了他的鎧甲、長矛和戰馬裝備，還親手殺了幾十個人。焦度本來是南安氐族人。

北魏皇帝親自率領十萬騎兵、十五萬輛戰車去攻打柔然，大軍穿過大漠，旌旗飄揚了一千裡地。柔然的處羅可汗遠遠地逃走了，他的一個部落烏朱駕頹等人率領幾千部落向北魏投降。北魏皇帝刻了石碑記錄戰功後纔回來。

當初，劉宋皇帝在江州的時候，山陰人戴法興、戴明寶、蔡閒是典簽；等皇帝登基後，把他們都任命為南台侍禦史，還兼任中書通事舍人。這一年，這三個典簽因為在皇帝剛起兵的時候參與了密謀，都被賜爵為縣男；蔡閒已經去世，就追賜給他。當時皇帝親自處理朝政，不太信任大臣；但又得找些貼心的人幫忙，就把事情托付給他們。戴法興對曆史很瞭解，一直深受皇帝親近和優待。魯郡的巢尚之，出身一般，但讀過些文史書籍，被皇帝賞識，也任命為中書通事舍人。凡是選拔、授官、調動、誅殺、賞賜等重大決策，皇帝都和戴法興、巢尚之一起商量；朝廷內外各種雜事，大多交給戴明寶處理。這三個人在當時權力很大，戴法興和戴明寶還大肆收受賄賂，隻要他們推薦的人，說的事兒，冇有辦不成的，天下人都來巴結他們，家門口熱鬨得跟集市一樣，他們的家產都積累到千金之多。

隻有吏部尚書顧覬之不買戴法興等人的賬。蔡興宗和顧覬之關係不錯，覺得他太講風骨氣節，有點過於嚴厲了，顧覬之說：“辛毘說過：‘孫權、劉備最多不過是讓我當不了三公罷了。’我一直覺得：‘人的命運是有定數的，不是靠智力能改變的，隻應該自己恭謹守道；但那些糊塗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妄想通過僥倖獲得成功，白白損害了正道，其實和得失冇什麼關係。’”於是讓他的侄子顧原按照這個意思寫了一篇《定命論》來解釋自己的想法。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生動展現了南朝宋孝武帝時期的政治生態與社會風貌，其中諸多現象既折射出時代的特殊性，也暗含著權力運作的普遍規律，值得從多個維度深入剖析：

皇權與官僚體係的博弈：製度調整的表麵化

孝武帝“不欲權在臣下”，通過拆分吏部尚書、削弱五兵尚書職權等手段分散相權，看似是製度革新，實則暴露了皇權對官僚體係的深層不信任。裴子野尖銳指出，這種“分曹為兩”的調整僅是“朝三暮四”的形式變化，未觸及選官製度的核心弊端——從周漢的“眾閱其才”到魏晉的“專斷於一司”，選官標準從“德才”淪為“門第與私情”，導致“官邪國敗”。

這揭示了一個本質問題：當權力缺乏製度性約束，僅靠皇權主觀調整機構設置，不僅無法根治腐敗與低效，反而會因決策碎片化加劇官場亂象。孝武帝試圖以“名”（職位拆分）重塑權力平衡，卻忽視“實”（選官標準與監督機製），最終陷入“換湯不換藥”的困境。

選官製度的墮落：從“唯纔是舉”到“門第固化”

沈約與裴子野的評論直擊魏晉南北朝選官製度的核心矛盾。魏武初創九品中正製本為“論人才優劣”，但到南朝已徹底異化為“憑藉世資”的工具——“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門第成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

王僧達的悲劇正是這種製度的縮影：他憑藉“名公子孫”的身份恃才傲物，既鄙視寒門（如羞辱路太後外戚），又因未獲預期權位而怨懟時政，最終因皇權與士族的矛盾被賜死。裴子野一針見血地指出，即便謝靈運、王僧達這類才華之士，若生於寒族或許還能收斂鋒芒，而“怙其庇廕”反而加速了其覆滅。這說明，當“貴役賤”成為常態，無論士族還是寒門，都可能成為製度的犧牲品。

宗教與政治的糾纏：皇權對宗教的控製與失控

高闍、曇標以“妖妄相扇”謀逆，引發孝武帝“沙汰諸沙門”的政策，但因“諸尼多出入宮掖”而“竟不能行”。這一事件反映了宗教在南朝的複雜角色：一方麵，佛教因深入宮廷與民間，成為潛在的社會動員力量，威脅皇權；另一方麵，皇室對佛教的依賴（如後宮與僧尼的密切聯絡）又使其難以真正禁絕。

皇權對宗教的態度始終搖擺於“利用”與“壓製”之間：既想藉助宗教鞏固思想統治，又恐懼其組織力量失控。這種矛盾導致政策反覆無常，暴露了專製皇權在社會治理中的侷限性——無法以理性手段平衡宗教與世俗的關係，隻能依賴暴力威懾，最終往往因權力網絡的滲透而失效。

親信政治的悖論：集權與腐敗的共生

孝武帝“親覽朝政，不任大臣”，將權力委於戴法興、巢尚之等親信，形成“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尚之參懷”的格局。這種親信政治本是為了強化皇權、削弱官僚集團，卻催生了“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的腐敗生態。

這一悖論的根源在於：專製皇權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隻能依賴“自己人”實現集權，但“自己人”同樣麵臨權力誘惑，且因依附皇權而更難被製約。顧覬之拒絕依附權貴，卻隻能以“定命論”自我寬慰，折射出士大夫在親信政治下的無力——要麼同流合汙，要麼退守虛無，難以撼動體製性腐敗。

結語：時代困境的縮影

孝武帝時期的種種亂象，本質上是魏晉以來“士族政治”與“皇權強化”碰撞的產物。皇權試圖通過分散權力、重用親信打破士族壟斷，卻因缺乏製度革新而陷入更低效的腐敗；選官製度的門第固化既窒息了人才流動，又激化了階層矛盾；宗教與政治的糾纏則暴露了專製統治在思想與社會控製上的兩難。

這些問題不僅是南朝的時代病，更揭示了傳統集權體製的共性困境：當權力運作依賴“人治”而非“製度”，當社會流動被身份壁壘阻斷，任何區域性調整都難以根治係統性危機，最終隻能在循環往複的動盪中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