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78章 漢紀九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冬季，十月，淮南王劉安入朝覲見。漢武帝因劉安是自己的叔父且才能出眾，對他十分尊重，每次設宴召見交談，都到黃昏才結束。

劉安向來與武安侯田蚡交好，他入朝時，田蚡到霸上迎接，對他說：“皇上冇有太子，您是高皇帝的親孫子，施行仁義，天下無人不知。一旦皇上駕崩，除了您還能立誰為帝呢！”劉安大喜，贈給田蚡豐厚的金錢財物。

太皇竇太後喜好黃老學說，不喜歡儒家思想。趙綰奏請漢武帝不必將政事稟奏給東宮的竇太後。竇太後大怒說：“這是想再做新垣平那樣的事嗎！”暗中查得趙綰、王臧謀取私利的事，以此責備漢武帝。漢武帝因此廢除設立明堂之事，之前推行的新政也全部廢止。將趙綰、王臧交付官吏查辦，二人皆自殺。丞相竇嬰、太尉田蚡被免職，申公也因病免官歸鄉。

當初，漢景帝因太子太傅石奮及其四子都官至二千石，便將其家門稱為“萬石君”。萬石君冇有文才學問，但恭敬謹慎無人能比。子孫做小吏，回家拜見他時，萬石君必定身穿朝服接見，不直呼其名。子孫有過失，他不責備，而是坐在側室，對著餐桌不吃飯；然後諸子相互責備，通過族中長輩袒露上身謝罪，改正錯誤後，他才答應進食。已成年的子孫在身邊時，即使閒居也必定戴帽。他主持喪事時，哀傷至極。子孫遵循教誨，都因孝順恭謹聞名於各郡國。等到趙綰、王臧因儒學獲罪，竇太後認為儒者多文飾少質樸，而萬石君家不空談卻親身踐行，於是任命其長子石建為郎中令，少子石慶為內史。石建在漢武帝身邊，有事要進言時，會屏退旁人暢所欲言，言辭極為懇切；但在朝堂上覲見時，卻像不善言辭的人，漢武帝因此親近他。石慶曾任太仆，為漢武帝駕車出行，漢武帝問車中幾匹馬，石慶用馬鞭逐個數完馬後，舉手說：“六匹馬。”石慶在諸子中是最為簡率的。

竇嬰、田蚡被免職後，以列侯身份居家。田蚡雖不任職，卻因王太後的關係受到親信，多次進言政事多有成效。趨炎附勢的官吏都離開竇嬰歸附田蚡，田蚡日益驕橫。

春季，二月丙戌初一，發生日食。

三月乙未，任命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當初，堂邑侯陳午娶漢武帝的姑母館陶公主劉嫖為妻，漢武帝能成為太子，公主出力不少，便將女兒許配給太子為妃，漢武帝即位後，太子妃成為皇後。館陶公主自恃有功，請求無度，漢武帝對此感到厭煩。陳皇後驕橫善妒，獨占寵愛卻無子，花了九千萬錢求醫，想求得子嗣，最終仍無結果，漸漸失去恩寵。皇太後對漢武帝說：“你剛即位，大臣尚未信服，先議設明堂，已讓太皇太後發怒。如今又得罪長公主，必定會再次獲罪。女人容易哄勸，應多加謹慎！”漢武帝於是對長公主、陳皇後重新施加恩禮。

漢武帝到霸上舉行祓除儀式，返回時路過姐姐平陽公主家，喜愛上歌女衛子夫。衛子夫的母親衛媼是平陽公主家的僮仆。平陽公主趁機將衛子夫送入宮中，衛子夫恩寵日盛。陳皇後聽聞後，憤怒不已，多次氣得幾乎死去，漢武帝更加惱怒。

衛子夫的同母弟衛青，父親鄭季本是平陽縣吏，在平陽侯家當差時，與衛媼私通生下衛青，衛青冒用衛姓。長大後，衛青成為平陽侯家的騎奴。大長公主（館陶公主）抓住衛青囚禁起來，想殺他，其友騎郎公孫敖率壯士將他救下。漢武帝聽聞後，召衛青為建章監、侍中，數日間賞賜累至千金。不久後，封衛子夫為夫人，衛青為太中大夫。

夏季，四月，出現如同太陽的星，夜間升起。

開始設置茂陵邑。

當時大臣議事時多為晁錯的削藩之策鳴冤，致力於打壓諸侯王，多次上奏暴露其過失，吹毛求疵，鞭笞諸侯王的臣下使其屈服，讓他們證明諸侯王的罪行，諸侯王無不悲怨。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

冬季，十月，代王劉登、長沙王劉發、中山王劉勝、濟川王劉明入朝。漢武帝設宴，劉勝聽到樂聲哭泣。漢武帝問原因，劉勝回答：“悲傷的人無法停止歎息，憂思的人無法停止感慨。如今我心結已久，每當聽到微妙的音樂，不知不覺就淚水橫流。我得以作為皇室宗親擔任東方藩王，論親屬又是陛下的兄長。如今群臣與皇室冇有絲毫親屬關係，卻結黨議論，互相包庇，使宗室被排斥，骨肉親情如冰融化，我私下為此傷感！”將官吏侵辱諸侯王的事詳細上奏。於是漢武帝加厚諸侯的禮儀，減省有關部門所奏的諸侯之事，增加親族間的恩義。

黃河在平原郡氾濫。

發生大饑荒，出現人相食的現象。秋季，七月，西北方向出現彗星。

濟川王劉明因殺害中傅獲罪，被廢黜遷到房陵。

七國之亂失敗時，吳王之子劉駒逃亡到閩越，怨恨東甌殺了其父，時常勸說閩越攻打東甌。閩越聽從，發兵圍困東甌，東甌派人向漢武帝告急。漢武帝詢問田蚡，田蚡回答：“越人互相攻擊是常事，又多次反叛，自秦時就被放棄不屬於中原，不值得煩勞中國去救援。”莊助說：“隻怕力量不足救援，德行不能覆蓋。若真能做到，為何放棄？況且秦連鹹陽都能放棄，何止是越地！如今小國因困窘來告急，天子不救，他們還能去哪裡申訴？又憑什麼做萬國之主？”漢武帝說：“太尉不足以商議此事。我剛即位，不想發出虎符征伐郡國軍隊。”於是派莊助持節到會稽郡調兵。會稽郡守想按律法拒絕發兵，莊助便斬殺一名司馬，宣諭旨意，最終發兵渡海救援東甌。軍隊未到，閩越已撤兵。東甌請求舉國內遷，於是將全部民眾遷來，安置在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月末，發生日食。

漢武帝自即位之初，便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給予破格提拔。四方士人多上書陳說政事得失，自我推薦的數以千計。漢武帝選拔其中傑出者寵信任用。莊助最先被進用，後來又得到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人東方朔、吳人枚皋、濟南人終軍等，都留在身邊，常讓他們與大臣辯論，用義理文章應和，大臣多次被駁倒。但司馬相如僅因辭賦得寵；東方朔、枚皋論事不注重根本，喜好詼諧，漢武帝將他們當作俳優蓄養，雖多次賞賜，卻始終不委以重任。東方朔也觀察漢武帝的臉色，時常直言進諫，有所補益。

這一年，漢武帝開始微服出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到長楊打獵，東到宜春遊玩，與左右能騎射的人在殿門約定會合。常夜間出行，自稱平陽侯；天亮後，進入南山下，射鹿、豬、狐、兔，奔馳在莊稼地裡，百姓都大聲叫罵。鄂縣、杜縣的縣令想逮捕他們，漢武帝出示皇帝用物才得免。又曾夜間到伯穀，投宿旅店，向店主求漿水，店主說：“冇有漿水，隻有尿！”並懷疑漢武帝是奸盜，聚集少年想攻擊他。店主的妻子見漢武帝形貌非凡，阻止丈夫說：“客人不是普通人，且又有防備，不可圖謀。”丈夫不聽，妻子用酒灌醉他並捆綁起來，少年們都散去，妻子殺雞做飯謝客。次日，漢武帝歸來，召見店主妻子，賜金千斤，任命其丈夫為羽林郎。後來又私下設置更衣處，從宣曲以南有十二處，夜間投宿長楊、五柞等宮。

漢武帝因為行道路遠、勞苦，又讓百姓擔憂，便派太中大夫吾丘壽王登記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的土地麵積及價值，想劃作上林苑，連接南山。又下詔令中尉、左右內史標註屬縣的荒田，想用來補償鄠、杜兩地的百姓。吾丘壽王奏報後，漢武帝十分高興，稱讚他做得好。當時東方朔在旁，進諫說：“南山是天下的險阻。漢朝興起，離開三河之地，停留在霸、滻以西，建都涇、渭之南，這就是所謂天下陸海之地，是秦得以征服西戎、兼併山東的原因。山中出產玉石、金、銀、銅、鐵、良材，是百工取材、萬民依賴的來源。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的富饒，土地適宜種植薑、芋，水中多蛙魚，貧窮者能自給自足，無饑寒之憂，所以酆、鎬之間號稱土地肥沃，每畝價值一金。如今規劃爲苑，斷絕陂池水澤之利，奪取百姓肥沃的土地，對上缺乏國家財用，對下剝奪農桑之業，這是不可之一。繁茂荊棘之林，擴大狐兔苑囿，成為虎狼巢穴，毀壞人家墳墓，拆毀民居，讓幼弱懷戀故土，老人流淚悲傷，這是不可之二。開拓營建，築牆為苑，騎馬東西奔馳，駕車南北馳騁，有深溝大渠。一日之樂，不足以危及冇有防備的車駕，這是不可之三。殷紂王造九市之宮而諸侯反叛，楚靈王建章華台而楚民離散，秦始皇興修阿房宮而天下大亂。我這糞土般的愚臣違背聖意，罪當萬死！”漢武帝於是任命東方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但仍按吾丘壽王所奏修建上林苑。

漢武帝又喜好親自搏擊熊、豬，追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勸諫說：“我聽說物有同類而能力不同的，所以力氣著稱的有烏獲，敏捷著稱的有慶忌，勇猛著稱的有孟賁、夏育。我私下認為，人確實有這樣的，獸也應該如此。如今陛下喜好跨越險阻，射擊猛獸，若突然遇到凶猛的野獸，在險地受驚，侵犯天子車駕，車來不及掉頭，人來不及施展技巧，即使有烏獲、逄蒙的技藝也無法使用，就連枯木朽株都能成為禍害。這如同胡、越之敵從車輪下興起，羌、夷之患接踵而至，難道不危險嗎！即使萬無一失，也本非天子所應接近。即使清道而行，在中路奔馳，仍時有馬嚼子斷裂的變故，何況跋涉豐草，馳騁丘陵，前有獵獸之樂，內無防患之意，其危害不難預見。看輕萬乘之尊的安全，以出入萬分之一危險的道路為娛，我私下認為陛下不應這樣做。明智者能預見未萌之禍，智慧者能避開無形之危，災禍本就多藏於隱微之處，在人們疏忽時發作。所以俗語說：‘家累千金，不坐屋簷下。’這話雖小，可以喻大。”漢武帝認為他說得好。

評論

這段文字展現了漢武帝即位初期的政治博弈與時代特征。建元二年至三年間，朝堂圍繞“崇儒”與“尊道”展開激烈交鋒：竇太後借黃老思想壓製儒學新政，導致趙綰、王臧自殺，竇嬰、田蚡罷官，凸顯漢初政治中後宮勢力對皇權的製約。而漢武帝通過啟用石奮等恭謹之臣，既平衡了竇太後的壓力，也為後續改革埋下伏筆。

在統治策略上，漢武帝展現出複雜的兩麵性：一方麵，他借田蚡之口暗中拉攏淮南王，又因竇太後乾預暫時妥協，體現政治權謀；另一方麵，對閩越攻東甌事件，他突破“太尉不足與計”的常規，派莊助持節調兵，開創了以“節”代“虎符”的軍事調度特例，彰顯集權意誌。同時，微服私行、修建上林苑等行為，既暴露了帝王的個人享樂需求，也反映出皇權對社會資源的支配力擴張。

思想文化領域，儒家與黃老的衝突之外，東方朔、司馬相如等文臣以諫言、辭賦參與政治，形成“以文乾政”的獨特模式。東方朔直諫上林苑、司馬相如勸諫獵獸，雖獲賞賜卻未真正改變漢武帝決策，暗示文人在皇權體係中的有限作用。而“罷黜百家”的前奏已在悄然醞釀，隨著竇太後去世，儒學最終將成為正統，這一過程中皇權與思想的結合，正逐步塑造著大漢帝國的精神內核。

此外，衛子夫與衛青的崛起，打破了漢初外戚依賴宗室的傳統，為寒門士人通過裙帶關係躋身權力中心開辟了路徑，也為後來衛氏家族的輝煌埋下伏筆。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曆史細節，處處折射出漢武帝從少年天子向集權君主蛻變的軌跡，以及大漢王朝從“無為”轉向“有為”的深層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