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53章 元皇帝上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庚辰年）

正月初一，發生日食。

夏天四月，朝廷下詔讓有關部門遵循之前的命令，再次晉升大將軍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賜九錫。

五月己醜日，魏國皇帝眼看著自己的權威一天天喪失，憤怒到了極點。這天，他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找來，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那是路人都知道啊！我可不能乾坐著，等著被他廢掉受辱，今天我要和你們一起出去討伐他。”王經勸道：“以前魯昭公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結果出兵失敗，失去了國家，被天下人笑話。現在司馬昭大權在握已經很久了，朝廷內外到處都是願意為他賣命的人，他們根本不顧什麼是非對錯，這種情況可不是一天兩天了。而且咱們宮廷的宿衛力量空虛，兵器鎧甲也又少又差，陛下您靠什麼去討伐他呢？您要是貿然行動，恐怕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讓情況變得更糟啊！這禍事的後果難以預料，您一定要慎重考慮啊！”皇帝聽了，直接從懷裡掏出寫在黃絹上的詔書，扔到地上，大聲說：“我心意已決！就算是死又有什麼可怕的，更何況還不一定會死呢！”說完就進宮去告訴太後。王沈和王業嚇得趕緊跑去給司馬昭通風報信，還叫王經一起去，王經堅決不從。

皇帝於是拔劍登上輦車，帶著殿中的宿衛、奴仆和小太監，大喊大叫著衝了出去。司馬昭的弟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在東止車門遇到了皇帝，皇帝身邊的人大聲嗬斥，司馬伷的手下嚇得紛紛逃走。這時，中護軍賈充從外麵進來，在南闕下和皇帝打了起來，皇帝親自揮劍迎敵。賈充這邊的人有點想後退，騎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濟問賈充：“情況緊急，這該怎麼辦啊？”賈充說：“司馬公平時養著你們，就是為了今天。今天這種情況，冇什麼可說的，照做就是！”成濟聽了，立刻抽出長戈，上前刺向皇帝，皇帝當場死在了車下。司馬昭聽說後，大吃一驚，嚇得直接摔倒在地。太傅司馬孚趕忙跑過去，把皇帝的頭枕在自己大腿上，哭得那叫一個傷心，邊哭邊說：“陛下被殺，這都是我的罪過啊！”

司馬昭走進宮殿，召集大臣們開會商量對策。尚書左仆射陳泰一開始冇到，司馬昭讓陳泰的舅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說：“世人都說我和舅舅您差不多，可現在看來，舅舅您還不如我呢。”家裡的晚輩和親戚們都一個勁兒地催他，陳泰冇辦法，隻好進宮。見到司馬昭後，陳泰悲痛萬分。司馬昭也對著他哭著說：“玄伯（陳泰字玄伯），你說我該怎麼辦啊？”陳泰說：“隻有殺了賈充，才能稍微向天下人謝罪。”司馬昭沉默了好久，才說：“你再想想彆的辦法。”陳泰說：“我能想到的就隻有這個，冇有彆的了。”司馬昭聽了，就不再說話。荀顗是荀彧的兒子。

太後下了道命令，列舉高貴鄉公（即魏國皇帝曹髦）的所謂罪狀，把他廢為平民，用普通百姓的禮節安葬。還把王經和他的家屬抓起來，交給廷尉治罪。王經向母親謝罪，他母親神色平靜，笑著回答說：“人誰能不死啊，我就怕死得冇有價值。現在能和你一起赴死，有什麼可遺憾的呢！”等到被處死的時候，王經過去的下屬向雄哭得那叫一個傷心，整個街市的人都被感動了。王沈因為通風報信有功，被封為安平侯。庚寅日，太傅司馬孚等人上書，請求用王的禮節安葬高貴鄉公，太後答應了。然後派中護軍司馬炎到鄴城去迎接燕王曹宇的兒子常道鄉公曹璜，讓他來繼承明帝的皇位。司馬炎是司馬昭的兒子。

辛卯日，大臣們上奏太後，請求從今以後太後釋出的命令都稱為詔製。

癸卯日，司馬昭堅決推辭相國、晉公和九錫這些任命，太後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

戊申日，司馬昭上奏說：“成濟兄弟大逆不道。”於是將他們滅族。

六月癸醜日，太後下詔讓常道鄉公改名為曹奐。甲寅日，常道鄉公進入洛陽，當天就登上了皇帝的寶座，年僅十五歲。他宣佈大赦天下，更改年號。

丙辰日，朝廷下詔，像之前一樣再次晉升司馬昭的爵位，加賜九錫，司馬昭又堅決推辭，這才作罷。

癸亥日，任命尚書左仆射王觀為司空。

吳國都尉嚴密建議開鑿浦裡塘，大臣們都覺得這事兒太難辦。隻有衛將軍陳留人濮陽興覺得能成，於是召集各路軍民去施工。結果這工程耗費的人力物力那叫一個多，根本數不清，好多士兵還丟了性命，老百姓也都又愁又怨。

會稽郡傳出謠言，說會稽王孫亮會重新當皇帝。孫亮的宮女又告發孫亮讓巫師祈禱詛咒，還說了些不好的話，有關部門把這事奏報給了皇帝。吳國皇帝就把孫亮貶為侯官侯，打發他去自己的封國。孫亮冇辦法，隻好自殺了，護送他的人也都被治了罪。冬天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去世。

十一月，朝廷下詔尊崇燕王，用特殊的禮儀對待他。

十二月甲午日，任命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尚書王沈去當豫州刺史。剛到任，他就下達了一道指令，告訴下屬各城官員以及當地的士人百姓：“要是有人能指出地方長官的好壞，說說老百姓的難處，就賞給他五百斛穀子。要是能說出我這個刺史的得失，或者對朝政的寬鬆嚴厲提出看法，就賞一千斛穀子。”主簿陳廞和褚?進去對王沈說：“大人您這指令是想聽聽大家的真心話，還設立了獎賞來鼓勵大家。但我們擔心那些正直耿介的人可能會因為顧忌獎賞而不願開口，而那些貪心的人卻可能為了利益亂說一通。要是他們說的不合適，您又不能隨便給賞，這樣一來，遠處聽說這事的人就不知道您到底會不會兌現承諾，隻看到說了也冇用，就會覺得您這是擺樣子，並不會真的實行。我們覺得這事兒可以稍微緩一緩再辦。”王沈又下指令說：“對上級有好處，自己也能得到相應的回報，這是君子的操守，有什麼不能說的呢！”褚?又進去說：“堯、舜、周公之所以能讓大臣們忠誠進諫，是因為他們的誠懇之心大家都能看到。冰和炭不用說話，它們冷熱的特性大家也都清楚，那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有這樣的特質。要是您真心喜歡忠誠正直的話，就像冰炭的特性一樣自然，那麼直言敢諫的話不用您去求，自然就會有人說。要是您的德行比不上堯、舜，賢明趕不上週公，本質上也不像冰炭那樣有明顯特質，就算懸賞再多，忠誠的諫言也不一定能聽到啊。”王沈聽了，這纔打消了這個念頭。

景元二年（公元261年，辛巳年）

春天三月，襄陽太守胡烈上奏說：“吳國將領鄧由、李光等十八個屯營的人一起商量著要歸降我們，還派使者送來了人質，希望我們派郡裡的軍隊到江邊去接應他們。”朝廷下詔讓王基安排各路軍隊直接到沮水去迎接，並說：“如果鄧由等人能按約定的時間到達，就趁這個機會在長江一帶製造聲勢，震動吳國。”王基接到詔書後，趕緊派人騎快馬給司馬昭送去一封信，信裡說鄧由等人的情況很可疑，還說：“我們應該先把事情弄清楚，不適合馬上就派大軍深入去接應他們。”又說：“夷陵東西兩邊的道路又險又窄，到處都是茂密的樹林和竹子，要是突然遇到險要的地方，連弩和馬都施展不開。現在咱們的弓箭因為天氣潮濕變得疲軟，雨水又剛剛降下，這個時候放棄繁忙的農事，去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好處，這是很危險的事啊。之前薑維進攻上邽，文欽占據壽春，都是深入敵境求利，結果最後都失敗了，這都是最近發生的事，值得我們借鑒啊。嘉平年間以來，國內多次發生內亂，現在最應該做的，是穩定國家，安撫上下，努力發展農業，以農為本，讓老百姓安心，不適合輕易發動大軍去追求外部的利益。”司馬昭收到王基的信後，心裡也犯起了嘀咕，於是下令已經上路的各路軍隊，先暫時停在原地，等待進一步的指示。王基又給司馬昭寫了封信，說：“以前漢高祖聽了酈食其的建議，打算封六國的後人，後來聽了張良的計謀，趕緊把封印銷燬了。我智謀短淺，確實比不上張良，但我也擔心在襄陽這裡會犯像酈食其那樣的錯誤。”司馬昭看了信，就下令撤兵，還寫信回覆王基說：“一般處理事情的時候，很多人都隻會順著我的意思，很少有人能像你這樣實實在在地把道理說清楚。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忠誠和愛護，每次看到你的提醒，我就按照你的意思辦，現在已經把軍隊撤回了。”後來，鄧由等人果然冇有投降。胡烈是胡奮的弟弟。

秋天八月甲寅日，朝廷又下令給司馬昭晉升爵位，像之前一樣，司馬昭還是不接受。

冬天十月，蜀漢皇帝任命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衛將軍，一起處理尚書事務，任命侍中樊建為尚書令。當時，中常侍黃皓掌握大權，董厥和諸葛瞻都冇辦法糾正他的行為，很多士大夫都去依附黃皓，隻有樊建不跟黃皓來往。秘書令郤正長期在宮中任職，和黃皓住得很近，在一起共事了三十多年，他一直淡泊自守，以讀書為樂。他既不被黃皓喜歡，也不被黃皓討厭，所以官職一直不高，不過！”薛珝是薛綜的兒子。

這一年，鮮卑索頭部的首領拓跋力微，第一次派他的兒子沙漠汗到中原進貢，沙漠汗就留在中原做人質。拓跋力微的祖先一直住在北方的荒蠻之地，不和中原地區交往。到了可汗毛的時候，部落纔開始強大起來，統治了三十六個國家，有九十九個大姓。又過了五代，到了可汗推寅，他帶領部落南遷到大澤。再往後七代，到了可汗鄰，可汗鄰讓他的七個兄弟和族人乙旃氏、車惃氏分彆統領部眾，形成了十個部族。可汗鄰年老後，把首領的位置傳給了兒子詰汾，讓他繼續南遷，於是就定居在匈奴原來的地方。詰汾去世後，拓跋力微繼位，又把部落遷到定襄的盛樂，部眾越來越多，其他部落都很敬畏，紛紛服從他。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集中展現了三國末期魏、蜀、吳三國的政治動盪與權力博弈，其中既有皇室與權臣的激烈衝突，也有各國內部的治理危機，可從多維度解讀其曆史意義：

曹魏：皇權崩塌與權臣的“合法性困境”

高貴鄉公曹髦與司馬昭的對抗，是曹魏皇權徹底旁落的標誌性事件。曹髦那句“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道破了權臣專權的實質，但他以“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的衝動方式反抗，最終身死南闕，暴露了末代君主在絕對權力差距下的無力。

司馬昭在弑君後的操作極具權謀色彩：

表麵“大驚自投於地”，借太傅孚之口營造“哀痛”假象；

誅殺成濟兄弟並夷族，以“替罪羊”平息輿論；

逼尚書陳泰認可“次策”，迴避“斬賈充”的核心訴求，既保全核心親信，又維持表麵程式；

通過太後下詔廢曹髦為庶人、另立常道鄉公曹奐，將政變包裝為“天命轉移”。

但這種“弑君立君”的模式，徹底摧毀了曹魏的道德根基。司馬昭雖多次“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卻難掩篡權本質，其後代晉武帝司馬炎的“禪讓”不過是完成這一過程的最後步驟。

蜀漢：衰亡前夜的政治潰爛

蜀漢的衰落在此段記載中呈現得尤為清晰：

後主劉禪昏庸，對黃皓專權“不知其過”，連親弟弟劉永都因得罪黃皓而“十年不得朝見”；

重臣董厥、諸葛瞻“不能矯正”，士大夫多依附宦官，唯有樊建、郤正等少數人保持獨立，朝堂已無直言進諫之風；

薛珝所見“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直擊蜀漢後期民生凋敝、政治僵化的本質，“燕雀處堂”的比喻更是精準預言了其覆滅命運。

黃皓的專權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劉禪昏聵、朝臣妥協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也印證了“親賢臣，遠小人”對蜀漢存亡的關鍵意義。

東吳：內部動盪與治理失當

東吳此時深陷權力內耗與決策失誤：

廢帝孫亮被誣陷“使巫禱祠有惡言”，最終自殺，衛送者被追責，可見皇權更迭後的殘酷清算；

都尉嚴密建議修建浦裡塘，濮陽興不顧“群臣皆以為難”強行推進，導致“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反映出權臣主導下的工程建設已淪為勞民傷財的弊政；

會稽郡“王亮當還為天子”的謠言，暗示民間對當前政權的不滿，而統治者的應對方式仍是高壓鎮壓。

從孫綝廢孫亮到孫休即位後的清算，東吳的宗室內鬥與政策失當不斷消耗國力，與蜀漢形成“難兄難弟”的衰亡軌跡。

邊地勢力的崛起伏筆

鮮卑索頭部拓跋力微“遣子入貢為質”的記載，看似與三國主線無關，實則埋下了後世曆史的重要伏筆。拓跋部從“不交南夏”到主動與中原政權接觸，標誌著北方遊牧民族開始介入中原政治格局，為西晉滅亡後“五胡亂華”及北魏崛起埋下了線索，展現了曆史發展的多線性。

共性反思：權力結構與統治邏輯

三國末期的共性危機在於：

權力過度集中於權臣或宦官，正常政治機製失靈（如曹魏的司馬昭、蜀漢的黃皓）；

統治者缺乏長遠眼光，或衝動冒進（曹髦），或昏庸無為（劉禪），或剛愎自用（濮陽興）；

基層民生被忽視，“民皆菜色”“士卒多死亡”成為常態，失去民心根基。

這段曆史也揭示了封建王朝的週期性困境：當權力製衡失效、民心離散，無論曾經多麼強盛的政權，都難逃衰亡命運。而薛珝“燕雀處堂”的感歎，不僅是對蜀漢的評判，更是對所有沉迷安逸、無視危機的統治階層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