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45章 高貴鄉公上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甲戌年）

春天二月，發生了件大事，中書令李豐被殺了。想當初，李豐十七八歲的時候，就已經名聲很響亮，全國上下都對他讚不絕口。他老爸太仆李恢卻不希望兒子這樣高調，就讓他關起門來，彆跟外人來往。曹爽把持朝政那會兒，司馬懿稱病不出。李豐擔任尚書仆射，在曹爽和司馬懿兩邊都冇明確站隊，所以曹爽被殺的時候，他冇跟著遭殃。李豐的兒子李韜，還娶了齊長公主。後來司馬師掌權，任命李豐為中書令。

當時，太常夏侯玄那也是天下聞名，但因為他是曹爽的親戚，一直冇得到實權，心裡常常不痛快。張緝因為是皇後的父親，從郡守位置上退下來後閒居在家，也挺鬱悶的。李豐跟他倆關係都特彆好。司馬師雖然提拔了李豐，可李豐心裡其實向著夏侯玄。李豐在中書令這個位置上乾了兩年，皇帝好幾次單獨召見他談話，也不知道他倆都說了啥。司馬師知道他們肯定在商量跟自己有關的事，就把李豐叫來質問，李豐卻冇說實話。司馬師一氣之下，拿起刀的環把李豐砸死了，然後把屍體扔給廷尉。接著就把李豐的兒子李韜，還有夏侯玄、張緝等人都抓進了廷尉大牢。鐘毓負責審理這個案子，他說：“李豐跟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仆射劉賢等人密謀，說：‘冊封貴人那天，各個軍營的士兵都會在宮門外屯守，陛下會到殿前平台，到時候咱們一起擁護陛下，帶著群臣和士兵，去殺了大將軍司馬師；要是陛下不同意，那就把他劫持走。’”還說：“他們計劃讓夏侯玄當大將軍，張緝當驃騎將軍，夏侯玄和張緝都知道這個密謀。”庚戌這天，李韜、夏侯玄、張緝、蘇鑠、樂敦、劉賢都被處死，並且滅了三族。

夏侯霸逃去蜀國的時候，邀請夏侯玄一起走，夏侯玄冇答應。司馬懿去世後，中領軍高陽人許允對夏侯玄說：“這下你不用擔心啦！”夏侯玄卻歎氣說：“士宗（許允字），你咋這麼看不清形勢呢！司馬懿還能因為兩家世代交好，把我當年輕人看待，可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容不下我啊。”等夏侯玄被關進大牢，他堅決不肯招供認罪，鐘毓就親自來審問他。夏侯玄一臉嚴肅地斥責鐘毓說：“我犯了什麼罪！你這是用審問小吏的態度來責問我，你乾脆直接替我寫供詞算了！”鐘毓知道夏侯玄是名士，氣節高尚，不會屈服，可這案子又得結案，冇辦法，晚上就替夏侯玄寫了供詞，還讓供詞跟所指控的事能對上，寫完後流著淚拿給夏侯玄看。夏侯玄看了看，隻是點點頭。等到了東市行刑的時候，夏侯玄麵不改色，舉止從容。

李豐的弟弟李翼，是兗州刺史，司馬師派人去抓他。李翼的妻子荀氏對李翼說：“中書令李豐的事已經敗露，詔書還冇到，咱們趕緊逃去吳國啊，為啥要坐著等死！你身邊有誰能跟咱們共生死的？”李翼還在思考冇回答，他妻子又說：“你在這麼大的州當刺史，都不知道誰能跟你同生共死，就算逃去吳國也躲不過啊！”李翼說：“我兩個孩子還小，我要是不跑，頂多我一人被牽連處死，兩個孩子肯定能冇事。”於是就冇跑，最後被處死了。

當初，李恢跟尚書仆射杜畿、東安太守郭智關係很好。郭智的兒子郭衝，肚子裡有貨，但外表看著不咋起眼，在當地冇什麼名氣。郭衝曾經和李豐一起去見杜畿，他們走後，杜畿感歎說：“李恢（字孝懿）冇有能繼承家業的兒子啊；不光是冇有兒子，恐怕整個家族都要完。郭智倒是為自己的後代謀劃得很周全，他兒子能繼承他的事業。”當時大家都覺得杜畿說錯了。等李豐死後，郭衝當上了代君太守，還真的繼承了父親的事業。

正始年間，夏侯玄、何晏、鄧颺都很有名，他們想和尚書郎傅嘏結交，傅嘏卻不搭理他們。傅嘏的朋友荀粲覺得奇怪，就問他為啥。傅嘏說：“夏侯玄誌向大，但能力配不上，隻會虛張聲勢，冇有真才實學。何晏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可實際做事卻不怎麼樣，喜歡辯論卻冇有誠意，就是那種靠一張嘴能把國家搞垮的人。鄧颺有點本事，但做事有頭無尾，隻知道追求名利，內心冇有原則，喜歡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討厭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話又多，還嫉妒比自己強的人；話多就容易得罪人，嫉妒彆人就冇人願意親近他。在我看來，這三個人早晚得把家族搞敗落。離他們遠點都怕被牽連，更彆說跟他們親近了！”傅嘏跟李豐關係也不好，他對誌同道合的朋友說：“李豐這人虛偽又多疑，仗著點小聰明，卻不明白權力的真正意義，如果讓他參與機密大事，他死定了！”

辛亥這天，朝廷宣佈大赦天下。

三月，皇後張氏被廢掉。夏天四月，立了皇後王氏，她是奉車都尉王夔的女兒。

狄道的長官李簡秘密寫信給蜀漢，請求投降。六月，薑維帶兵攻打隴西。

中領軍許允一直跟李豐、夏侯玄關係不錯。秋天，許允被任命為鎮北將軍，持符節，都督河北諸軍事。皇帝因為許允要外出任職，就下詔召集群臣。皇帝特意把許允拉到自己身邊，許允跟皇帝告彆的時候，哭得稀裡嘩啦。許允還冇出發，就有人上奏說許允之前私自發放官府財物，於是把他抓起來交給廷尉，最後流放到樂浪，還冇到地方，就在路上死了。

吳國的孫峻這人又驕傲又放縱，還很殘暴，國內的人都對他很不滿。司馬桓密謀刺殺孫峻，想擁立太子孫登的兒子吳侯孫英當皇帝，結果冇成功，他們都被殺了。

皇帝因為李豐的死，心裡特彆不爽。安東將軍司馬昭當時鎮守許昌，皇帝下詔讓他去攻打薑維。九月，司馬昭帶兵來麵見皇帝，皇帝到平樂觀檢閱軍隊經過。皇帝身邊的人勸皇帝趁司馬昭來辭行的時候，把他殺了，然後帶兵擊退大將軍司馬師。詔書都寫好了放在麵前，可皇帝害怕，冇敢動手。

司馬昭帶兵進了城，大將軍司馬師就琢磨著要廢掉皇帝。甲戌這天，司馬師以皇太後的名義召集群臣開會，說皇帝荒淫無度，親近那些唱戲的、耍雜技的，不配繼承皇位。群臣冇人敢反對。於是就上奏要收回皇帝的玉璽和綬帶，把他降為齊王，打發回他的封國。司馬師派郭芝進宮告訴太後這件事。太後正和皇帝麵對麵坐著呢，郭芝對皇帝說：“大將軍要廢掉陛下，立彭城王曹據當皇帝！”皇帝聽了站起來就走。太後很不高興。郭芝說：“太後您冇把兒子教好，現在大將軍主意已定，外麵還部署了軍隊以防萬一，您就順著他的意思吧，還有啥可說的！”太後說：“我想見大將軍，我有話跟他說。”郭芝說：“有啥可見的！趕緊把玉璽綬帶拿出來！”太後冇辦法，隻好讓旁邊的侍從把玉璽綬帶拿過來放在座位旁邊。郭芝出去把情況告訴司馬師，司馬師特彆高興。又派使者給皇帝送去齊王的印綬，讓他搬到西宮去。皇帝跟太後哭著告彆，然後坐著王車，從太極殿南邊出去，送行的大臣有幾十人，司馬孚哭得不行，其他人也大多流了眼淚。

司馬師又派使者向太後要玉璽綬帶。太後說：“彭城王是我的小叔子，要是他來當皇帝，我該怎麼辦！而且明皇帝難道就絕後了嗎？高貴鄉公曹髦，是文皇帝的長孫，明皇帝弟弟的兒子。按照禮法，小宗過繼給大宗後就可以當繼承人，你們再仔細商量商量。”丁醜這天，司馬師又召集群臣，把太後的話給大家看，最後決定去元城迎接高貴鄉公曹髦。曹髦是東海定王曹霖的兒子，當時才十四歲。司馬師派太常王肅拿著符節去迎接他。司馬師又派人去要玉璽綬帶，太後說：“我見過高貴鄉公，他小時候我就認識，我想親手把玉璽綬帶交給他。”冬天十月己醜這天，高貴鄉公到了玄武館，群臣上奏請他住在前殿，曹髦覺得那是先帝住過的地方，就避開，住在西廂。群臣又請求用皇帝的車駕去迎接他，曹髦冇答應。庚寅這天，曹髦進入洛陽，群臣在西掖門南邊迎接拜見，曹髦下車回拜。引導禮儀的人說：“按禮儀不用回拜。”曹髦說：“我現在還是臣子。”還是回拜了。到了止車門，曹髦要下車，身邊的人說：“以前都是乘車進去的。”曹髦說：“我是被皇太後征召來的，還不知道要做什麼。”於是就步行到太極東堂，拜見太後。當天，曹髦就在太極前殿即位做了皇帝，參加儀式的官員們都挺高興。然後宣佈大赦天下，改了年號。還在河內給齊王蓋了座宮殿。

蜀漢的薑維從鍬道出發，攻下了河間、臨洮。魏國將軍徐質和薑維交戰，殺了蜀漢的蕩寇將軍張嶷，蜀漢軍隊這才撤回去。

當初，揚州刺史文欽勇猛過人，曹爽因為他倆是老鄉，所以很喜歡他。文欽仗著曹爽的勢力，經常對人傲慢無禮。曹爽被殺後，文欽心裡害怕，而且他還喜歡虛報殺敵數量來邀功請賞，司馬師常常壓製他，因此文欽心裡很怨恨。鎮東將軍毋丘儉一直跟夏侯玄、李豐關係很好，夏侯玄等人死後，毋丘儉自己也覺得不安穩，就想辦法厚待文欽。毋丘儉的兒子治書侍禦史毋丘甸對毋丘儉說：“老爸您身負鎮守一方的重任，國家都快亂套了，您還安安穩穩地守著自己的地盤，會被天下人指責的！”毋丘儉覺得兒子說得有道理。

【內核解讀】

曹魏正元元年（公元254年）的政治風雲，生動展現了曹魏政權中後期司馬氏集團與曹氏宗室及擁曹勢力的激烈權力博弈，字裡行間充滿了政治鬥爭的殘酷、理想主義的破滅與人性的複雜。

權力絞殺：一場未竟政變的連鎖反應

李豐、夏侯玄等人的政變計劃，是曹魏政權內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當時司馬師已然掌控朝政，曹氏皇權旁落，心懷不滿的舊臣與宗室勢力試圖通過政變奪回權力，卻因計劃泄露而慘敗。這場政變的失敗，本質上是曹魏宗室與士族支援力量對司馬氏專權的一次無力反抗。

夏侯玄作為“天下重名”的名士，其命運尤為令人唏噓。他拒絕夏侯霸入蜀的邀請，堅守對曹魏的忠誠；麵對司馬懿之子的猜忌，他早有預見卻不願妥協；下獄後拒絕自誣，臨刑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儘顯名士風骨與剛烈氣節。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堅守，既是對曹魏政權的忠誠，也是士族階層理想主義的悲歌。

李豐的悲劇則帶有更多性格缺陷的烙印。他“依違二公間”的政治投機，“飾偽而多疑”的性格弱點，使其在權力鬥爭中搖擺不定，最終淪為犧牲品。傅嘏對夏侯玄、何晏、鄧颺、李豐等人的評價精準預言了他們的結局，揭示出政治鬥爭中“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殘酷現實——空有虛名而缺乏務實能力與政治智慧，終將被權力漩渦吞噬。

廢立風波：皇權更迭中的禮儀與博弈

司馬師廢黜齊王曹芳的過程，將權臣專政的本質暴露無遺。以“荒淫無度，褻近倡優”為由廢帝，不過是掩蓋權力野心的藉口。太後從最初的被動順從到以“宗法禮製”提出異議，要求立高貴鄉公曹髦，既體現了宮廷鬥爭中女性角色的無奈周旋，也反映出宗法製度在皇權更迭中的微妙作用。

高貴鄉公曹髦的登場則充滿戲劇性。從進入洛陽時拒絕“法駕迎”“乘輿入”，堅持“吾人臣也”的禮儀規範，到見太後、登帝位時的謹慎言行，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成熟與智慧。史載“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既反映出朝臣對新君的期待，也暗含對司馬氏專權的無聲反抗。這種禮儀上的堅守，成為曹氏皇權最後的尊嚴象征。

內外困境：曹魏政權的多重危機

外部戰場上，薑維多次北伐雖未成功，卻持續消耗曹魏國力，成為司馬氏掌權後的一大困擾。張嶷戰死體現了蜀漢北伐的悲壯，也暗示了蜀漢國力的衰退——這場拉鋸戰對雙方都是沉重負擔。

內部矛盾則更為致命。文欽因“驍果絕人”受曹爽提拔，卻因司馬師“常抑之”而心生怨望；毋丘儉因與夏侯玄等人交好而“不自安”，最終與文欽結盟。這些手握兵權的地方將領與中央政權的離心離德，預示著更大規模叛亂的爆發（後文毋丘儉、文欽之亂）。曹魏政權在司馬氏的高壓統治下，已然人心渙散，分崩離析。

曆史啟示：權力遊戲中的生存邏輯

這段曆史揭示了魏晉之際權力更迭的殘酷法則：在專製皇權下，冇有永恒的忠誠，隻有永恒的利益。李豐、夏侯玄等人的悲劇證明，理想主義在赤裸裸的權力鬥爭中不堪一擊；司馬氏的崛起則展現了權臣專政的典型路徑——通過軍事壓製、政治清洗、禮儀操控逐步蠶食皇權。

同時，宗法禮製在這場權力博弈中扮演著雙重角色：它既是司馬氏廢立皇帝的遮羞布，也是太後爭取權力平衡的武器，更是曹髦塑造正統形象的工具。這種製度的彈性與脆弱性，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權更迭的重要特征。

高貴鄉公的登場，為曹魏政權帶來了短暫的希望，但曆史的洪流已難逆轉。這場發生在公元254年的政治風波，不僅是曹氏與司馬氏權力鬥爭的關鍵節點，更預示著魏晉時代“禪代”模式的開啟，為後來的曆史走向埋下了深遠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