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25章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四年（公元236年，丙辰年）

春天的時候，吳國開始鑄造大錢，一枚大錢相當於五百枚普通錢。

三月份，吳國的張昭去世了，享年八十一歲。張昭這人長相莊重嚴肅，很有威嚴，從吳王孫權往下，整個吳國的人都有點怕他。

夏天四月，蜀漢皇帝到了湔這個地方，登上觀阪，看汶水的水流，玩了十天就回去了。

武都氐族的首領符健請求向蜀漢投降；但他弟弟不同意，帶著四百戶人家來投降蜀漢。

五月乙卯日，樂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天十月己卯日，魏國皇帝回到洛陽宮。

甲申日，有彗星出現在大辰星附近，接著又在東方出現。高堂隆趕緊上書說：“一般帝王遷都或者建立城邑，都會先確定天地、社稷神位的地方，恭恭敬敬地供奉祭祀。要修建宮殿的話，也是先修宗廟，再修馬廄和倉庫，最後才修自己住的地方。可現在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以及社稷神位都還冇確定好，宗廟的修建也不符合禮製，卻一門心思裝修自己住的地方，搞得老百姓都冇工作，冇飯吃了。外麵的人都說‘宮裡人的花費跟軍隊和國家大事的花費差不多’，老百姓日子過不下去，心裡都有怨氣，直冒火。《尚書》裡說：‘上天的視聽來自於百姓的視聽，上天的明威來自於百姓的明威。’這就是說上天的賞罰，是跟著老百姓的言論走，順著老百姓的心意來的。用柞木做椽子，住低矮的房子，這是唐堯、虞舜和大禹留下的好風氣；蓋玉台瓊室，這是夏桀、商紂冒犯上天的做法。現在宮殿修得太豪華了，天上彗星這麼明顯，這就好比是慈父在急切地教訓咱們呢。咱們應該像孝順的兒子那樣，恭恭敬敬地對待，可彆不當回事，再惹老天爺生氣。”高堂隆老是這麼直白地提意見，皇帝心裡就有點不高興。侍中盧毓趕緊出來打圓場說：“我聽說君主英明，大臣就正直，古代那些聖明的帝王就怕聽不到自己的過錯，這就是我們比不上高堂隆的地方啊。”皇帝聽他這麼一說，氣才消了點。盧毓是盧植的兒子。

十二月癸巳日，潁陰靖侯陳群去世。陳群前前後後多次向皇帝陳述國家政策的得失，每次寫好上奏的文書，過後就把草稿銷燬，當時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子弟都不知道他具體說了啥。有人就吐槽陳群，說他占著位置不說話，不作為。到正始年間，皇帝下詔整理大臣們的上書，編成《名臣奏議》，朝廷裡的官員們這纔看到陳群提的那些意見，都忍不住感歎。

袁子評論說：有人問：“少府楊阜難道不是忠臣嗎？看到君主做得不對，馬上就直接指出來，跟人聊天也總說這事。”回答是：“仁愛就是關愛他人，對君主關愛叫忠誠，對父母關愛叫孝順。現在作為臣子，看到君主行為不當，直接指責他的錯誤，還到處宣揚，這隻能說是個直率的人，算不上真正的忠臣。像司空陳群就不一樣，他整天跟人聊天，從來不說君主的不是；但他給皇帝上書幾十次，外人卻都不知道。君子覺得陳群這樣纔是有長者風範啊。”

乙未日，魏國皇帝前往許昌。

皇帝下詔讓公卿大臣每人推舉一個才德兼備的人，司馬懿推薦了兗州刺史、太原人王昶。王昶這人為人謹慎厚道，他給哥哥的兒子取名叫王默、王沈，給自己的兒子取名叫王渾、王深，還專門寫了文章告誡他們說：“我用這四個字給你們取名，就是想讓你們看到名字就能想到它的含義，不敢違背。一般來說，東西速成的往往很快就衰敗，慢慢成長的纔能有好結局。早上開花的草，晚上就凋零了，鬆柏長得茂盛，嚴寒也不會枯萎，所以君子都以闕黨那兒的人為戒。能把委屈當成伸展的機會，把謙讓當成收穫，把弱小當成強大的開始，這樣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詆譭和讚譽，是產生愛憎的根源，也是禍福的關鍵。孔子說：‘我對於彆人，不輕易詆譭，也不輕易讚譽。’以聖人的品德都還這樣，何況咱們這些普通人，哪能隨隨便便就去詆譭或者讚譽彆人呢！要是有人詆譭自己，就應該退一步反省自身。如果自己確實有讓人詆譭的行為，那人家說得就冇錯；要是自己冇什麼可詆譭的，那人家就是亂說。說得對，就彆埋怨人家；亂說的，對自己也冇什麼實質傷害，又何必報複呢！俗話說：‘要想不冷就得穿厚皮襖，要想不被人說壞話，就得加強自身修養。’這話太對了！”

評論

青龍四年（公元236年）是三國時期充滿政治張力與社會變革的一年，魏、蜀、吳三國的重要舉措與人物言行，折射出亂世中政權治理的深層邏輯與曆史啟示。

從經濟層麵看，吳國“鑄大錢，一當五百”的貨幣政策具有鮮明時代特征。這種虛值貨幣的發行，本質上是通過貨幣貶值掠奪民間財富，短期內可緩解財政壓力，卻會導致通貨膨脹與民生凋敝，暴露了孫權政權在資源調配中的急功近利。相比之下，蜀漢對氐族部落的招撫政策則體現了柔性擴張策略，武都氐王符健兄弟的分裂投降，反映出邊疆民族在大國博弈中的生存選擇，也為蜀漢增添了人口與戰略緩衝。

政治舞台上，三國都經曆了重要政治人物的更迭。吳國重臣張昭以八十一歲高齡去世，其“舉邦憚之”的威嚴形象，印證了江東士族在政權中的特殊地位；魏國董昭、陳群的相繼離世，則標誌著曹丕時代核心政治班底的逐步淡出。陳群“每上封事輒削其草”的行事風格，展現了傳統士大夫“進思儘忠，退思補過”的政治智慧，其諫言在身後才被世人知曉的典故，與楊阜“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的風格形成鮮明對比，揭示了古代政治生態中忠臣標準的複雜性——既要堅守原則，又需講究策略。

魏國宮廷的爭議尤為引人深思。魏明帝沉迷宮室建設，忽視天地社稷神位與宗廟禮製，導致“士民失業”“民不堪命”。高堂隆以彗星出現為契機的切諫，將天人感應思想與民生疾苦相結合，直指“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的嚴重問題。他引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的古訓，強調民心向背與天命得失的關聯，體現了傳統政治哲學中民本思想的深刻內涵。盧毓“君明則臣直”的巧妙勸解，既維護了君主權威，又保護了直諫大臣，展現了政治溝通的藝術。

司馬懿舉薦王昶及王昶的家訓，傳遞出亂世中的生存智慧。“顧名思義”的命名寓意與“譭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的告誡，反映了儒家修身立德的價值追求。“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的諺語，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提醒人們在複雜環境中應注重內在修養而非外在辯駁。

這一年的曆史事件揭示了三國時期的共性困境：如何在戰爭壓力下平衡民生與統治需求，如何在皇權集中下構建有效的諫言機製，如何在道德理想與政治現實間尋找平衡點。高堂隆的諫言雖未能完全改變魏明帝的行為，卻留下了“天人感應”思想下民本意識的珍貴記錄；陳群的政治智慧則證明，真正的忠誠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維護政治生態的理性與擔當。這些曆史經驗，對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文明的演變具有重要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