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16章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壬子年）

春天正月，東吳老大的小兒子建昌侯孫慮去世。太子孫登從武昌趕來探望東吳老大，趁機主動說自己長時間冇在父親身邊儘孝，作為兒子的本分有缺失；還稱讚陸遜忠誠勤懇，有他輔佐不用擔憂。之後就留在了建業。

二月，皇帝下詔，改封諸侯王，都把郡作為他們的封國。

皇帝疼愛的女兒曹淑去世了，皇帝特彆傷心，追封她為平原懿公主，在洛陽建廟，葬在南陵。還把甄皇後堂孫甄黃和她合葬，追封甄黃為列侯，給他安排了後人，繼承爵位。皇帝想親自去送葬，還打算去許昌。司空陳群勸說道：“八歲以下孩子夭折，按禮法不必大辦喪事，何況公主還不滿週歲，卻用成人的禮節送葬，還為她穿喪服，滿朝大臣都穿素衣，早晚哭吊，從古到今，都冇這樣的。而且您還要親自去看陵墓，親自參加葬禮！希望陛下能剋製，彆做這些有損無益的事，這是天下人的深切期望。又聽說陛下您打算去許昌，後宮上下都要一起東行，滿朝大臣，無論大小，冇有不感到驚訝奇怪的。有人說您是想避開不吉利，有人說您是想方便遷移宮殿，也有人不知道為啥。我覺得吉凶是命運決定的，禍福在於人為，靠遷移躲避來求平安，也冇什麼用。要是真必須遷移躲避，修繕金墉城西宮和孟津彆宮，都可以暫時去住住，為啥要讓整個皇宮的人都暴露在野外！這不管是對國家還是對個人，花費都冇法計算。再說了，賢良之士都不會隨便搬家，就是為了讓鄉裡人安心，冇有恐懼之感，何況陛下您是天下之主，一舉一動，怎麼能這麼輕率呢！”少府楊阜也說：“文皇帝、武宣皇後去世，陛下您都冇去送葬，這是為了以國家為重，防備意外情況；怎麼能為了一個還在繈褓中的孩子去送葬呢！”皇帝都不聽。三月癸酉日，皇帝向東巡視。

東吳老大派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船渡海去遼東，向公孫淵買馬。當初，虞翻性格粗疏直率，喝酒後經常出狀況，還喜歡頂撞人，所以經常被人詆譭。東吳老大有次和張昭談論神仙，虞翻指著張昭說：“他們都是死人了還談論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啊！”東吳老大對他積怨已久，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等周賀等人去遼東這事兒，虞翻聽說後，覺得五溪地區才應該去征討，遼東太遠了，就算他們主動歸附，都冇多大價值，現在派人去花錢買馬，既對國家冇好處，還可能啥都得不到。他想勸諫又不敢，就寫了表章給呂岱看，呂岱冇迴應。後來因為彆人的愛憎偏見，虞翻又被流放到蒼梧郡猛陵縣。

夏天四月壬寅日，皇帝到了許昌。

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秋天七月，任命衛尉董昭為司徒。

九月，皇帝前往摩陂，修建許昌宮，建造景福殿、承光殿。

公孫淵暗地裡有二心，多次和東吳往來。皇帝派汝南太守田豫統領青州各路軍隊從海路，幽州刺史王雄從陸路去征討他。散騎常侍蔣濟勸說道：“隻要不是那種要互相吞併的國家，不是犯上作亂的臣子，就不應該輕易討伐。討伐了又製服不了，這是逼著他成為敵人啊。所以說：‘老虎狼擋在路上，就彆先管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然就解決了。現在遼東那地方，曆代都向朝廷稱臣，每年都選送計吏、孝廉，進貢也冇少過，大臣們卻先想著討伐它。就算一次出兵就能取勝，得到那裡的百姓也對國家冇多大益處，得到那裡的財物也不足以讓國家變富；要是冇成功，那就結下仇怨，失去信用了。”皇帝不聽。田豫等人去了之後，都冇取得成效，皇帝下詔撤軍。田豫估計東吳使者周賀等人快要回來，年底風急，他們肯定害怕船被風浪打翻，東邊沿海冇有港灣，他們肯定會去成山，而成山冇有藏船的地方，於是就帶兵駐守在成山。周賀等人回到成山，遇到大風，田豫指揮軍隊攻擊周賀等人，把他們殺了。東吳老大聽說後，纔想起虞翻之前說的話，就打算把虞翻從交州召回。結果虞翻已經去世，隻好把他的靈柩運回。

十一月庚寅日，陳思王曹植去世。

十二月，皇帝回到許昌宮。

侍中劉曄深受皇帝親近和重用。皇帝打算討伐蜀漢，朝廷內外大臣都說不行。劉曄進宮和皇帝商議時，就說可以討伐；出來和大臣們說，又說不行。劉曄這人有膽有謀，說什麼都頭頭是道。中領軍楊暨是皇帝的親信大臣，也很敬重劉曄，但他堅持認為不能討伐蜀漢，每次從宮裡出來，都會去劉曄那兒，劉曄也跟他講不能討伐的道理。後來楊暨和皇帝討論伐蜀的事，楊暨極力勸諫，皇帝說：“你就是個書生，哪懂軍事！”楊暨謝罪說：“我說的確實不值得采納，但是侍中劉曄，他是先帝的謀臣，也常說蜀漢不能討伐。”皇帝說：“劉曄跟我說可以討伐。”楊暨說：“可以把劉曄召來對質。”皇帝下詔把劉曄召來，問他，劉曄卻始終不說話。後來劉曄單獨見到皇帝時，責備皇帝說：“討伐一個國家，這是重大決策，我能參與這樣的大事，常常擔心說夢話泄露出去加重我的罪過，哪敢跟彆人說啊！用兵是講究詭詐的，軍事行動冇開始前，越保密越好。陛下這麼明顯地泄露出去，我擔心敵國已經知道了。”於是皇帝向他道歉。劉曄出來後，又責備楊暨說：“釣魚的人釣到大魚，就先放線跟著它，等能控製住了再拉，那就冇有釣不上來的。君主的威嚴，難道隻像條大魚嗎！你確實是個正直的臣子，但你的計策不可取，不能不深思啊。”楊暨也向他道歉。有人跟皇帝說：“劉曄不忠誠，他善於觀察陛下您的心意然後迎合。陛下您可以試著和劉曄說話，都用相反的意思問他，如果他的回答都和您問的相反，那就說明他總是迎合您的聖意。如果每次回答都和您問的相同，劉曄的真實心思就再也藏不住了。”皇帝照這話去試探劉曄，果然發現了他的真實情況，從此就疏遠他了。劉曄於是精神失常，被調出京城任大鴻臚，最後憂鬱而死。

《傅子》說：巧妙的欺詐不如笨拙的誠實，這是真的啊！以劉曄的聰明才智和權謀，要是能秉持道德仁義，踐行忠誠守信，古代的大賢之人，又怎麼能超過他呢！隻依靠自己的才智，不注重真誠，對內失去君主的信任，對外被世俗困擾，最終危及自身，難道不可惜嗎！

劉曄曾經誣陷尚書令陳矯專權，陳矯害怕，把這事告訴了兒子陳騫。陳騫說：“主上聖明，父親您是大臣，現在就算和皇上意見不合，最多也就是當不了三公而已。”過了幾天，皇帝果然不再追究。

評論

公元232年，即曹魏太和六年、東吳嘉禾元年，三國鼎立的格局已進入相對穩定期，但各方勢力的暗流湧動與統治階層的決策博弈，仍在這一年留下了諸多值得深思的曆史印記。透過《資治通鑒》對這一年的記載，我們能清晰看到權力運作中的情感失度、戰略短視與人性博弈，這些曆史片段至今仍具現實鏡鑒意義。

帝王情感與禮製秩序的衝突

曹魏明帝曹叡在這一年經曆了喪女之痛，卻由此引發了一場禮製與情感的激烈碰撞。其愛女曹淑夭折後，曹叡不顧“八歲下殤，禮所不備”的傳統禮製，執意以成人之禮厚葬，不僅追諡封號、建立廟宇，甚至要親自送葬，此舉完全突破了當時的禮儀規範。司空陳群與少府楊阜的勸諫尖銳而懇切，他們指出文皇帝（曹丕）與武宣皇後（卞太後）崩逝時明帝都未送葬，正是為了國家社稷的穩定，如今卻為幼童打破製度，既不合禮法，又耗費民力。

這場衝突暴露出帝王權力與傳統禮製的深層張力。曹叡的行為本質上是將個人情感淩駕於國家製度之上，其“舉朝素衣，朝夕哭臨”的安排，實質是以皇權強行改變社會運行規則。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借“避衰”之名舉宮遷往許昌的決定，進一步將個人情緒轉化為國家行動，導致“公私煩費，不可計量”。這種因私人情感而動搖國本的決策模式，反映出曹魏中後期皇權擴張對傳統政治理性的侵蝕，也為後來的政治動盪埋下伏筆。

戰略博弈中的短視與遠見

東吳與曹魏在遼東地區的博弈，構成了這一年另一條重要的曆史線索。孫權派遣周賀、裴潛渡海前往遼東，試圖與公孫淵建立聯絡以獲取戰馬，這一戰略決策卻遭到了東吳謀士虞翻的反對。虞翻雖因性格疏直此前被貶交州，仍敏銳指出：遼東地處偏遠，即便主動歸附也價值有限，如今耗費人力財力求取戰馬，既非國家之利，又恐徒勞無功。可惜其意見未被采納，最終周賀使團在返程途中於成山遭曹魏田豫伏擊，全軍覆冇。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曹魏內部關於是否討伐公孫淵的爭論。蔣濟提出“虎狼當路，不治狐狸”的戰略思想，主張優先解決主要矛盾，認為遼東尚未構成實質性威脅，輕舉妄動隻會“結怨失信”。這一理性分析同樣未被曹叡接受，幸而田豫在軍事行動受挫後，轉而伏擊東吳使團取得區域性勝利，才未使曹魏陷入更大被動。

這兩組決策對比揭示出三國時期戰略思維的重要分野：虞翻與蔣濟的遠見基於對地緣政治與成本收益的理性計算，而孫權與曹叡的決策則更多受短期利益驅動。尤其孫權在周賀敗亡後才“始思虞翻之言”，卻已錯失良機，這種“事後諸葛亮”式的悔悟，恰恰印證了戰略短視的代價。

人性博弈與權力場的生存法則

侍中劉曄的命運軌跡，為我們展現了三國權力場中人性與權謀的複雜博弈。劉曄以“膽智”著稱，卻陷入了“兩麵討好”的生存困境：在皇帝麵前主張伐蜀，在朝臣麵前則反對伐蜀，試圖在不同立場間維持平衡。這種“巧詐”的處世之道起初奏效，卻最終因楊暨的對質而敗露。當曹叡用“反意問之”的方法驗證出劉曄的虛偽後，這位曾受“親重”的謀士迅速失勢，最終“發狂”而死。

《傅子》對此評論道：“巧詐不如拙誠”，精準點出了劉曄悲劇的根源。在封建皇權體製下，臣子的忠誠往往比才智更受重視。劉曄的“明智權計”若能以“德義忠信”為根基，本可成為“古之上賢”，卻因執著於權謀算計而“內失君心，外困於俗”。這種因失去真誠而導致的信任崩塌，在任何時代的權力關係中都具有普遍性。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陳矯父子的處世智慧。當陳矯遭劉曄構陷而恐懼時，其子陳騫冷靜判斷：“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這種對權力本質的清醒認知，使其避免了過度反應，最終果然“帝意果解”。這一案例揭示出權力場中另一種生存邏輯：堅守原則前提下的適度隱忍，往往比投機取巧更能經受考驗。

曆史啟示：製度、理性與人性的永恒命題

太和六年的史事猶如多棱鏡，折射出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命題：製度如何約束權力？理性如何戰勝情感？真誠如何麵對權謀？曹叡因私廢公的行為警示我們：缺乏製約的權力容易淪為個人情感的工具；孫權與曹叡的戰略失誤提醒我們：任何決策都需經得起成本收益的理性檢驗；劉曄的悲劇則昭示我們：在權力場中，短期的技巧或許能贏得一時利益，但長期的立身之本仍在於真誠與原則。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發生的諸多事件——帝王的情感失控、戰略的優劣分野、人性的善惡博弈——其實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微觀縮影。三國之所以成為永恒的曆史話題，正在於這些跨越時空的人性與權力命題，始終能引發後人的共鳴與思考。太和六年的風風雨雨早已消散在曆史長河中，但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與人性啟示，卻依然值得我們反覆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