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11章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九月，吳王孫權把都城遷到建業，就用原來的府第，冇再擴建改造。他把太子孫登以及尚書等九卿留在武昌，讓上大將軍陸遜輔佐太子，並且掌管荊州以及豫章兩郡的事務，總領國家軍事。南陽人劉廙曾經寫過一篇《先刑後禮論》，同郡的謝景在陸遜麵前稱讚這篇文章，陸遜嗬斥謝景說：“禮比刑重要這事，老早就這樣了。劉廙就會用些小狡辯來歪曲先聖的教導。你如今侍奉太子，應該遵循仁義，宣揚美好的品德，如果是劉廙那種言論，就冇必要講了！”

太子給西陵都督步騭寫信，希望得到他的啟發教誨，步騭於是就把當時荊州地區的事務以及各位下屬官員的品行才能，一條條寫下來回覆太子，還順便上疏勸勉說：“我聽說君主不用親自處理小事，讓各級官員各司其職就行，所以舜任命了九位賢人，自己不用費心思，不出朝堂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賢能的人在哪，都能抵禦遠方的敵人，他們可是國家的寶貝，國家興衰就靠他們了。希望太子能重視這些，那天下就太幸運了！”

張紘回吳地接家人，結果路上生病去世了。臨死前，他給兒子張靖留下一封信，信裡說：“從古到今，那些治理國家和家族的人，都想推行德政，讓國家像盛世一樣興旺，可真正治理起來，大多不儘如人意。這不是因為冇有忠臣賢能的輔佐，而是君主不能剋製自己的情感，不會用人啊。人的本性就是害怕困難，喜歡容易的事，喜歡和自己想法一樣的，討厭和自己意見不同的，這和治理國家的道理是相悖的。《左傳》裡說‘學好像登山一樣難，學壞像山崩一樣容易’，說的就是學好很難。君主繼承了幾代傳下來的基業，處在天然的權勢位置上，手握八種大權的威嚴，享受容易得到的讚同帶來的愉悅，不用藉助彆人。但忠臣用的是難以被接受的辦法，說的是不順耳的話，他們和君主意見不合，不是很正常嘛！一旦君臣離心就會產生裂痕，奸巧之人就會趁機進讒言，君主被小忠小信迷惑，留戀私人感情，結果賢能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官員升降冇有秩序，這一切的根源，就是情感混亂啊。所以明智的君主明白這些，像饑渴時尋找食物一樣渴求賢才，接受勸諫不會厭煩，剋製情感，減少慾望，按照大義割捨私情，這樣上麵就不會有偏袒錯誤的任命，下麵的人也不會有非分之想了！”吳王看了這封信，感動得流下眼淚。

冬天十月，魏國把平望觀改名叫聽訟觀。魏明帝常說：“刑獄，關係著天下人的性命。”每次判決重大案件，他常常到聽訟觀親自旁聽。當初，魏文侯的老師李悝寫了《法經》六篇，商鞅用它來輔佐秦國。蕭何製定《漢律》，增加到九篇，後來逐漸增加到六十篇。另外還有《令》三百多篇、《決事比》九百零六卷，這些律法隨著時代變遷有增有減，雜亂無章，後人又各自寫註釋，像馬融、鄭玄等十多家，一直到魏國還是這樣。要用的條文加起來有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三十多萬字，看的人越來越頭疼。魏明帝於是下詔，隻采用鄭玄的註釋。尚書衛覬上奏說：“刑法，國家很看重，可民間私下卻不重視；獄吏，掌管著百姓的生死，可選拔任用他們的人卻不把他們當回事。國家政治的弊端，說不定就是從這兒來的。請設置專門研究法律的博士。”魏明帝同意了。又下詔讓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等人簡化漢代法律，製定《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共一百八十多篇，相比原來的《正律》九篇有所增加，相比其他雜亂的律法條文則精簡了不少。

十一月，洛陽的宗廟建成，把高皇帝曹騰、太皇帝曹嵩、武皇帝曹操、文皇帝曹丕的牌位從鄴城迎來。

十二月，雍丘王曹植改封到東阿。

蜀漢丞相諸葛亮把丞相府和軍營遷到南山下的平原上，在沔陽修築漢城，在成固修築樂城。

評論

這段史料聚焦三國時期吳、魏、漢三方的政治舉措與思想交鋒，生動展現了亂世中統治者對治國之道的探索與實踐，其中蘊含的政治智慧與曆史教訓至今仍具啟示意義。

在吳國的權力佈局與治國理念中，遷都建業“因故府，不複增改”的決策，既體現了務實節儉的執政風格，也暗含著對江東本土勢力的妥協與整合。陸遜輔佐太子時駁斥“先刑後禮論”，強調“禮長於刑”的儒家正統觀念，實則是在為東宮教育確立道德根基——在政權初穩階段，以仁義道德凝聚人心遠比單純依靠刑罰威懾更為重要。步騭給太子的回信則構建了“賢人政治”的理想圖景，“不下廟堂而天下治”的論述，揭示了古代官僚體係中“各司其職”的運行邏輯，而將賢人比作“國家之利器”，更凸顯了人才選拔對政權興衰的決定性作用。

張紘臨終遺書堪稱古代政治哲學的精華之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治政失敗的核心癥結：“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人性中“憚難趨易、好同惡異”的弱點與治國所需的理性精神形成尖銳對立，“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的比喻深刻揭示了政治革新的艱難性。尤其對君主權力特性的剖析——“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卻難納“逆耳之言”，精準道破了權力異化的根源。而“抑情損欲，以義割恩”的勸誡，不僅是對吳主的警示，更是所有掌權者應恪守的政治倫理。吳主為之流涕的反應，既體現了遺書的震撼力，也反映出統治者對治道困境的共鳴。

魏國的法製改革展現了製度建設的理性自覺。魏文帝將監獄視為“天下之性命”，親自臨聽大獄的舉動，彰顯了對司法公正的重視。麵對漢律體係“錯糅無常”“卷帙浩繁”的弊端，通過確立鄭氏章句法定地位、設立律博士、刪訂新律等係列舉措，實現了法律體係的規範化與簡約化。衛覬關於“刑法貴重而私議輕賤，獄吏關命而選用卑下”的奏言，直擊司法實踐中的價值悖論——國家倚重法治卻輕視執法者，這種認知錯位正是司法腐敗的溫床。魏國的法製革新，為後世法律體係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範式，體現了亂世中製度建設的進步意義。

從三國整體動態來看，各方雖治國路徑不同——吳國重道德教化與人才任用，魏國重法製規範與製度建設，蜀漢諸葛亮築城固防重實務經營，但本質上都是對“治世”理想的探索。這些實踐共同揭示了治國理政的核心規律：成功的治理需要道德教化與法製建設並重，需要賢才輔佐與製度約束結合，更需要統治者克服人性弱點、保持理性自覺。

這段曆史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治國的本質是對人性的規範與引導，是對權力的約束與規範，是對賢才的尊重與任用。無論是陸遜堅守的禮製傳統、張紘強調的治心之術，還是魏國推行的法製改革，都在不同維度印證著一個真理——好的治理既要依靠道德的引領，也要依靠製度的保障，更要依靠執政者的自我約束。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對現代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