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402章 世祖文皇帝下

魏紀二，從公元223年（癸卯年）到公元227年（丁未年），共五年。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的時候，曹真派張合把吳國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成功占領了江陵中洲。

到了二月，諸葛亮趕到永安。

曹仁帶著好幾萬步兵和騎兵朝著濡須殺過來，一開始還故意放風說要往東攻打羨溪，朱桓一聽，就分了些兵力過去支援。等這支援的部隊剛出發，曹仁就帶著大軍直接朝著濡須衝過來了。朱桓知道這事兒後，趕緊派人去追召回援羨溪的部隊，可這部隊還冇趕回來呢，曹仁就已經殺到眼前了。當時朱桓手下加上他帶領的士兵，攏共才五千人，將領們一個個心裡都慌得不行，害怕得很。朱桓就給大家打氣說：“咱們都知道，兩軍對壘，輸贏關鍵在將領，可不是看人數多少。你們覺得曹仁帶兵打仗的本事，跟我比起來咋樣？兵法裡說‘敵人兵力是我方兩倍，我方隻有一半’能打勝仗的情況，那說的是雙方都在一馬平川的地方，冇有城池可以防守，而且兩邊士兵的勇猛程度都差不多的情況。但現在曹仁這人，既冇多聰明也冇多勇敢，他帶的那些士兵膽子還特彆小，又大老遠地跑過來，人困馬乏的。咱呢，和各位一起守著高高的城牆，南邊靠著大江，北邊挨著山陵，以逸待勞，咱是主場，他們是客場，這可是百戰百勝的局麵啊。就算曹丕親自來，咱都不用怕，更何況曹仁他們呢！”說完，朱桓就下令放倒軍旗，停敲戰鼓，故意對外裝作兵力虛弱的樣子，好引誘曹仁上鉤。曹仁果然上鉤了，派他兒子曹泰去攻打濡須城，又另外派將軍常雕、王雙等人坐著油船去偷襲中洲。這中洲啊，是朱桓手下士兵家眷住的地方。蔣濟就勸曹仁說：“敵人守著西岸，戰船還在江的上遊，咱們的兵要是進到洲裡，那簡直就是自己往地獄裡鑽，這是找死的節奏啊。”但曹仁根本不聽，自己帶著一萬人留在橐皋，給曹泰他們當後援。朱桓這邊呢，派了其他將領去攻打常雕他們，自己親自抵擋曹泰。曹泰一看形勢不妙，燒了營寨就撤了。朱桓乘勝追擊，不僅殺了常雕，還活捉了王雙，這一仗下來，曹仁這邊被打死、淹死的有一千多人。

話說之前呂蒙病重的時候，吳王孫權就問他：“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誰能接替你啊？”呂蒙回答說：“朱然這人有膽量，又能堅守，我覺得他可以勝任。”這朱然呢，是九真太守朱治姐姐的兒子，本來姓施，朱治把他當兒子收養了，當時朱然擔任昭武將軍。呂蒙去世後，吳王就給了朱然符節，讓他鎮守江陵。等到曹真等人圍攻江陵，打敗了孫盛，吳王又派諸葛瑾等人帶兵去解圍，結果被夏侯尚擊退了。這時候江陵城和外界的聯絡就斷了，城裡好多士兵都生了病，能打仗的隻有五千人。曹真他們又是堆土山，又是挖地道，還在城邊修起樓櫓，對著城裡射箭，箭就跟下雨似的，城裡的將士們都嚇得臉色大變。可朱然卻跟冇事人一樣，一點都不害怕，還不停地激勵手下的官吏和士兵，瞅準機會，還攻破了魏軍兩座營寨。魏軍把朱然圍了整整六個月。江陵令姚泰負責守北門，他看到城外敵人兵力強盛，城裡的人又少，糧食也快吃完了，就害怕守不住，想著給魏軍當內應。結果被朱然發現，直接給殺了。當時江水又淺又窄，夏侯尚就想著乘船帶著步兵、騎兵到江中小洲上安營紮寨，還搭了座浮橋，方便南北往來。很多人都覺得江陵城肯定能被攻下來。董昭卻上疏說：“武皇帝曹操那是智勇雙全的人，可他用兵的時候，對敵人都特彆小心，從來不敢像這樣冒險。打仗這事兒，大家都想著進攻，不願意後退，這是人之常情。就算在平地上打仗，冇有險要地形，都已經夠難的了。要是真的深入敵境，那回來的路也得確保順暢啊，打仗有進有退，哪能都隨自己心意呢。現在咱們在江中小洲上安營，這地方太深了；靠浮橋渡江，這太危險了；而且就這麼一條路來回走，這也太窄了。這三點，可都是兵家大忌啊，現在卻偏要這麼做。敵人要是頻繁攻打浮橋，一旦有個閃失，那洲裡的精銳部隊可就冇了，就都得歸吳國了。我一想到這事兒，飯都吃不下，覺都睡不著，可那些討論的人還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一點都不擔心，這不是糊塗嘛！再說了，江水馬上就要上漲了，一旦突然漲起來，咱們拿什麼防禦啊！就算不被敵人打敗，咱也得保證自己周全啊，怎麼能這麼冒險，還不當回事呢！希望陛下您好好考慮考慮。”曹丕聽了，馬上就下詔讓夏侯尚等人趕緊撤出來。結果吳國軍隊從兩頭一起進攻，魏軍隻能從一條道上往回撤，人多擁擠，差點就撤不出來，好不容易纔成功渡江。吳國將領潘璋都已經準備好了荻草做的筏子，打算用來燒浮橋，剛好趕上夏侯尚撤退，這纔沒燒起來。過了十天，江水果然大漲，曹丕對董昭說：“你對這事兒分析得可太到位了！”這時候又趕上鬨瘟疫，曹丕就把各路軍隊都召回了。

三月丙申日，曹丕回到洛陽。一開始，曹丕問賈詡：“我想討伐那些不聽話的，統一天下，先打吳國還是蜀國好呢？”賈詡回答說：“要是想靠武力攻占，那得先注重軍事力量；要是想建立根基，就得崇尚道德教化。陛下您順應天命接受禪讓，統治天下，如果用文德來安撫百姓，等著局勢變化，那平定天下就不難了。吳國和蜀國雖然都是小國，但它們一個靠著山，一個隔著水。劉備有雄才大略，諸葛亮善於治理國家；孫權能看清形勢，陸遜懂得用兵。他們占據著險要的地勢，在江河湖海上劃船作戰，想要一下子消滅他們可不容易。用兵的道理是，先有必勝的把握再開戰，要估量敵人的實力，分析將領的能力，這樣才能萬無一失。我私下覺得，咱們這些大臣裡，冇人能比得上劉備、孫權那邊的對手，就算陛下您帶著天威去攻打，也不見得能有十足的勝算。以前舜帝拿著盾牌和大斧跳舞，有苗部落就歸服了，我覺得現在應該先搞文治，再動用武力。”曹丕冇聽他的，結果最後出兵也冇取得啥成果。

丁未日，陳忠侯曹仁去世了。

之前啊，黃元因為不討諸葛亮喜歡，聽說劉備生病了，害怕以後冇好日子過，就乾脆帶著整個郡造反了，還放火燒了臨邛城。當時諸葛亮往東去看望劉備病情，成都城裡兵力空虛，黃元就更肆無忌憚了。益州治中從事楊洪知道這事兒後，就建議太子派將軍陳曶、鄭綽去討伐黃元。大家都覺得黃元要是不圍攻成都，就會跑到越巂，占據南中地區。楊洪卻分析說：“黃元這人一向凶狠殘暴，又冇什麼恩義信用，他哪有那本事乾這事啊！他頂多就是順著江水往東跑，心裡盼著主上平安，到時候就把自己綁了去請罪；要是情況不妙，那就隻能投奔吳國，求條活路。咱們隻要讓陳曶、鄭綽在南安峽口那兒截住他，準能抓住他。”後來黃元果然兵敗，順著江東逃，陳曶、鄭綽就把他活捉了，然後砍了腦袋。劉備病情越來越嚴重，就任命丞相諸葛亮輔佐太子，讓尚書令李嚴當副手。劉備對諸葛亮說：“你的才能比曹丕強十倍，肯定能讓國家安定，最終成就大事。要是我這兒子能輔佐，你就好好幫他；要是他實在不成器，你就自己看著辦吧。”諸葛亮哭著說：“我一定竭儘全力，儘忠職守，死而後已！”劉備又給太子下詔說：“人活到五十歲就不算短命了，我都六十多歲了，也冇啥可遺憾的，就是放心不下你們兄弟。你們要努力啊，努力！彆覺得壞事小就去做，也彆覺得好事小就不做！隻有賢德才能讓人信服。你爹我德行不夠，不值得你學。你以後跟著丞相做事，要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他。”夏天四月癸巳日，劉備在永安去世，諡號昭烈。丞相諸葛亮護送靈柩回成都，任命李嚴為中都護，讓他留在永安鎮守。

評論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曆史事件評註：三國對峙中的智謀與格局

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是三國鼎立格局初步穩定後的關鍵一年，魏、蜀、吳三方的軍事交鋒與權力交替，不僅展現了個體將領的軍事才能，更折射出三國時期戰略博弈的複雜性與曆史走向的偶然性。這一年的戰事與決策，為後續數十年的三國格局埋下了伏筆。

曹魏東線攻勢的得與失

曹魏在這一年發動了對東吳的多線進攻，試圖趁吳蜀夷陵之戰後局勢未穩之際擴大戰果，但其軍事行動呈現出明顯的“虎頭蛇尾”特征。

曹真與張合在江陵中洲的勝利，體現了曹魏軍事實力的優勢。然而曹仁在濡須的軍事行動，卻暴露了其戰略判斷的嚴重失誤。曹仁作為曹魏元老將領，本應具備豐富的作戰經驗，但在濡須之戰中卻連續犯錯：先是中了朱桓的“聲東擊西”之計，分散兵力；後又無視蔣濟的勸阻，執意派常雕、王雙襲取中洲，最終導致損兵折將。朱桓以五千兵力擊潰曹仁數萬大軍，不僅展現了其出色的軍事指揮才能，更印證了“勝負在將不在眾寡”的戰爭規律。他通過心理動員穩定軍心，利用地理優勢以逸待勞，又以“偃旗鼓”示弱誘敵，一係列操作將戰術靈活性發揮到極致，成為三國時期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此次南征雖有區域性勝利，卻未能實現戰略目標。曹真圍攻江陵六月之久，麵對朱然率領的五千殘兵仍未能破城，反而因疫疾與後勤問題被迫撤軍。董昭對夏侯尚“浮橋屯渚”戰術的批評，精準指出了曹魏軍事行動中的冒險主義傾向——違背“兵好進惡退”的基本規律，忽視地理與水文風險，最終陷入被動。這反映出曹丕時期的曹魏軍事決策，已缺乏曹操時代的穩健與謹慎。

東吳防禦體係的韌性顯現

麵對曹魏的大舉進攻，東吳展現出極強的防禦韌性，這種韌性既源於將領的出色發揮，也得益於孫權的用人智慧。

朱然在江陵的堅守堪稱奇蹟。在“中外斷絕、兵多腫病”的絕境下，他不僅能穩定軍心，更能“伺間隙攻破魏兩屯”，甚至識破並誅殺內應姚泰，其軍事素養與心理素質令人驚歎。這一防禦戰的勝利，印證了呂蒙臨終前對朱然“膽守有餘”的評價，也體現了孫權用人不疑的魄力——在呂蒙推薦後即賦予朱然節鉞，使其能全權指揮江陵防務。

東吳的防禦體係並非單純依靠武力，更蘊含著精密的戰略協同。朱桓在濡須、朱然在江陵的獨立作戰，形成了呼應之勢，迫使曹魏兵力分散。諸葛瑾雖被夏侯尚擊退，但也起到了牽製魏軍的作用。潘璋準備火攻浮橋的預案，則體現了東吳將領對水戰的熟悉與應變能力。這種多層次、多維度的防禦佈局，使東吳在麵對曹魏全麵進攻時能夠從容應對。

從人才傳承角度看，呂蒙推薦朱然的舉動，展現了東吳將領群體的戰略眼光。這種良性的人才梯隊建設，為東吳長期割據江東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為其能在三國夾縫中生存的關鍵因素之一。

蜀漢權力交替的曆史轉折

公元223年對蜀漢而言是充滿危機與變革的一年。劉備在永安病重去世，標誌著蜀漢政權進入“後劉備時代”，而諸葛亮的受托輔政，則開啟了蜀漢曆史的新篇章。

黃元叛亂雖規模不大，卻暴露了蜀漢內部的潛在危機。在劉備病重、諸葛亮東行的權力真空期，地方官員的異動考驗著蜀漢的統治根基。楊洪的精準預判與快速平叛，展現了蜀漢官僚體係的穩定性，也為諸葛亮後續的執政積累了經驗。

劉備白帝城托孤是三國曆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其“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命，既體現了對諸葛亮的絕對信任，也暗含著對蜀漢未來的深遠考量。諸葛亮“鞠躬儘瘁，死而後已”的承諾，則奠定了蜀漢政權此後數十年的政治基調。劉備臨終前對劉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告誡，以及“事丞相如父”的囑托，為諸葛亮後續的輔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撐。

從戰略角度看，劉備的去世使蜀漢暫時失去了對外擴張的能力，被迫進入戰略收縮期。這一權力交替的平穩完成，避免了蜀漢在夷陵之敗後的進一步崩潰，為諸葛亮後來的“隆中對”戰略調整與北伐事業保留了火種。

三國格局的深層博弈

黃初四年的曆史事件，本質上是三國力量重新洗牌的過程。曹魏雖占據實力優勢，但內部決策失誤與軍事冒險使其未能實現統一目標；東吳憑藉地理優勢與人才儲備，成功抵禦了曹魏的進攻，鞏固了割據地位；蜀漢則通過權力平穩過渡，為自身續命奠定了基礎。

賈詡對曹丕“先文後武”的建議，實則點出了三國對峙的本質——此時的吳蜀雖弱，但憑藉地理優勢與人才團隊，具備較強的防禦能力，曹魏若強行用兵，難以實現速勝。曹丕未能采納這一建議，導致軍事行動勞而無功，也反映了其急於超越曹操功績的心理。

這一年的曆史還揭示了三國時期的戰爭邏輯：軍事勝利不僅依賴兵力多少，更取決於將領智慧、地理環境、後勤保障甚至疫病等多重因素。曹仁的失敗與朱桓、朱然的勝利形成鮮明對比，證明瞭“將為兵之膽”的戰爭真理。同時，疫病作為不可忽視的變量，在江陵之戰中直接影響了戰局走向，體現了古代戰爭中“天時”因素的重要性。

總體而言，黃初四年的曆史事件，既是三國前期戰爭的延續，也是後期格局的開端。曹魏的擴張受挫、東吳的防禦成功、蜀漢的權力交替，共同塑造了三國鼎立的穩定態勢，為後續諸葛亮北伐、孫權稱帝等重大曆史事件埋下了伏筆。這一年的興衰得失，至今仍能為後人提供關於戰略決策、人才任用與危機管理的深刻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