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394章 世祖文皇帝上

魏紀一，從公元220年（庚子年）到公元222年（壬寅年），共三年。

黃初元年（庚子年，公元220年）

春天，正月，武王曹操到了洛陽。庚子這天，曹操去世。曹操這人特彆會看人，也很善於洞察事情，很難被人用虛假的東西忽悠。他能發現並提拔那些有奇特才能的人，不管這人出身多麼低微，根據他們的才能任用，每個人都能發揮作用。跟敵人對陣的時候，他看上去悠閒淡定，就好像不想打仗似的。但一旦抓住機會，決定出擊，那氣勢瞬間就爆發出來。對於有功勞該獎賞的人，他出手大方，千金都不心疼；要是冇功勞還指望得到賞賜，那他一絲一毫都不會給。他執行法律嚴格又急切，誰要是犯了法，一定殺頭，有時候對著要殺的人還會流淚，但最終還是不會赦免。曹操本性節儉，不喜歡奢華。所以他能滅掉各路豪傑，幾乎統一了天下。

這時候太子曹丕在鄴城，軍中因為曹操去世亂成一團。官員們有的想先隱瞞曹操去世的訊息，諫議大夫賈逵覺得這事兒瞞不住，就公開了喪事。有人提議各城的守衛，都要用譙縣和沛國的人。魏郡太守廣陵人徐宣大聲說：“現在天下統一，大家都想著為國家效力，為啥非得隻用譙、沛兩地的人，這不是寒了其他守衛將士的心嘛！”這事兒就這麼算了。青州兵擅自敲著鼓結伴離開，大家覺得應該阻止他們，不服從的就出兵征討。賈逵說：“不行。”還寫了一篇通告，讓各地給青州兵提供糧食。鄢陵侯曹彰從長安趕來奔喪，問賈逵曹操的玉璽印綬在哪裡，賈逵嚴肅地說：“國家有太子，先王的玉璽印綬可不是你該問的。”曹操去世的訊息傳到鄴城，太子曹丕哭得停不下來。中庶子司馬孚勸他說：“君王去世，天下都指望殿下您呢。您對上要考慮祖宗宗廟，對下要為天下百姓負責，怎麼能像普通百姓一樣隻知道哭呢！”曹丕過了好一會兒才停下來，說：“你說得對。”當時大臣們剛聽說曹操去世，聚在一起大哭，完全冇了秩序。司馬孚在朝堂上大聲說：“現在君王離世，天下震動，應該趕緊擁立繼位的君主，好安撫天下，光哭有什麼用！”於是讓大臣們停止哭泣，安排好警衛，處理喪事。司馬孚是司馬懿的弟弟。大臣們覺得太子繼位，得有皇帝的詔書才行。尚書陳矯說：“王在外麵去世，天下人心惶惶。太子應該節哀，馬上繼位，好讓各地的人安心。而且魏王的愛子曹彰就在旁邊，要是出點什麼變故，國家可就危險了。”於是馬上準備好儀式和官員，一天之內就把事情都辦好了。第二天一早，以王後的命令，宣佈太子曹丕繼承王位，還大赦天下。冇多久，漢獻帝派禦史大夫華歆帶著詔書，授予曹丕丞相印璽、綬帶，魏王的玉璽、綬帶，還讓他兼任冀州牧。於是尊稱王後為王太後。

同時把年號改成延康。

二月，丁未初一，發生了日食。

壬戌這天，任命太中大夫賈詡為太尉，禦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禦史大夫。

丁卯日，把武王曹操安葬在高陵。

曹丕的弟弟鄢陵侯曹彰等人都前往各自的封國。臨菑國的謁者灌均，揣摩曹丕的心思上奏說：“臨菑侯曹植喝醉酒後狂妄無禮，還威脅使者。”曹丕就把曹植貶為安鄉侯，把右刺奸掾沛國人丁儀和他弟弟黃門侍郎丁廙，還有他們家的男丁都殺了，這些人都是曹植的黨羽。

魚豢評論說：俗話說：“窮人不用學也知道節儉，地位低的人不用學也知道恭敬。”這不是人的本性有差彆，是環境造成的。要是曹操以前就對曹植等人有所防範，這些人的心裡，哪會有非分之想呢！曹彰就算心裡有怨恨，也不至於做出什麼大事；至於曹植，又怎麼能掀起禍端呢！結果楊修因為被曹操猜疑而遇害，丁儀因為迎合曹植意圖被滅族，真是悲哀啊！

這時候開始設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規定宦官擔任官職不能超過各署令。還寫了金色的詔書，藏在石室裡。當時要選侍中、常侍，曹丕身邊的老部下暗示主管官員，想用他們自己人，不想選拔其他人。司馬孚說：“現在新王剛繼位，應該任用天下的英才，怎麼能藉著這個機會，自己推薦自己人呢！要是官職用人不當，就算得到這個職位也冇什麼可驕傲的。”於是就另外選拔人才。

尚書陳群覺得朝廷選拔人纔不夠全麵，就製定了九品官人法。在州郡都設置中正官來負責選拔人才，挑選州郡裡那些賢能又有識人之明的人擔任，把人才區分開來，評定出高低等級。

夏天，五月，戊寅日，漢獻帝追尊曹丕的祖父太尉曹嵩為太王，曹嵩的夫人丁氏為太王後。

曹丕任命安定太守鄒岐為涼州刺史，西平人麹演聯合附近的郡發動叛亂，抗拒鄒岐。張掖的張進抓住太守杜通，酒泉的黃華不接受太守辛機的領導，兩人都自稱太守來響應麹演。武威的三個胡人部落也再次反叛。武威太守毋丘興向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人蘇則求救，蘇則打算去救援，郡裡的人都覺得敵人勢力正強大，應該等大軍到來。當時將軍郝昭、魏平先駐紮在金城，接到詔令不能向西進發。蘇則就召集郡裡的大官以及郝昭等人商量說：“現在敵人雖然勢力大，但他們都是剛湊到一起的，有的可能是被迫跟隨，不一定齊心。趁著他們有矛盾的時候攻擊，好壞的人肯定會分開，那些想變好的人就會歸附我們，我們實力增強，他們實力就削弱了。既能得到更多的人，又能士氣倍增，帶著這些力量去征討，一定能打敗他們。要是等大軍來，時間拖得太久，好人冇地方去，就隻能跟壞人合流，好壞人合在一起，到時候就很難分開了。雖然有詔令，但為了大局違反一下，靈活處理也是可以的。”郝昭等人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發兵救援武威，使三個胡人部落投降，然後和毋丘興一起在張掖攻打張進。麹演聽說後，帶著三千步兵和騎兵來迎接蘇則，說是來幫忙，實際上想搞事情，蘇則把他誘騙過來殺了，還把他的頭拿出來給士兵們看，麹演的黨羽都嚇得四散逃走。蘇則就和各路軍隊包圍張掖，打敗了張進並將其斬首。黃華害怕了，請求投降，河西地區就此平定。當初，敦煌太守馬艾在任上去世，郡裡的人推舉功曹張恭代理長史的事務。張恭派他兒子張就去朝廷請求派新太守。正好趕上黃華、張進叛亂，想拉敦煌一起，就抓住張就，用刀威脅他。張就始終不屈服，還偷偷給張恭寫信說：“父親大人帶領敦煌軍民，忠義之心明顯，怎麼能因為我身處困境就改變呢！現在大軍馬上就到，您隻管催促進兵牽製敵人就行。希望您彆因為心疼我，讓我到死都有遺憾。”張恭馬上帶兵攻打酒泉，另外派二百鐵騎和官員，沿著酒泉北麵的邊塞，向東迎接太守尹奉。黃華想救張進，但又擔心西邊張恭的軍隊攻擊他後方，所以冇辦法去救援，隻能投降。張就最終平安無事，尹奉也順利到了郡裡，朝廷下詔賜給張恭關內侯的爵位。

評論

公元220年，即黃初元年，是中國曆史上極具標誌性的年份。這一年，一代梟雄曹操離世，曹丕繼承王位，東漢王朝的根基搖搖欲墜，三國時代的大幕正式拉開。這段史料生動地勾勒出權力交替的複雜圖景，也展現了亂世中製度變革、人性博弈與曆史走向的深層關聯。

曹操的遺產：雄主特質與統治邏輯

曹操作為東漢末年的核心人物，其個人特質深刻影響了時代走向。史料中對他的評價精準勾勒出一位亂世雄主的形象：“知人善察，難眩以偽”體現了他敏銳的洞察力，這使他能在波譎雲詭的政治軍事環境中識破偽裝，做出正確判斷；“識拔奇才，不拘微賤”展現了他打破門閥桎梏的用人魄力，這種唯纔是舉的理念讓郭嘉、典韋等出身不高卻纔華橫溢的人才得以施展，為其霸業奠定基礎。

在軍事指揮上，曹操“意思安閒如不欲戰，決機乘勝氣勢盈溢”的反差，揭示了他臨危不亂的心理素質與把握戰機的卓越能力。而“賞罰分明、用法峻急、雅性節儉”的治理風格，則體現了法家思想與個人操守的結合——既以嚴苛律法維持秩序，又以自身節儉樹立標杆，這種統治邏輯使他能“芟刈群雄，幾平海內”。

但曹操的統治也暗藏危機：軍事集團中譙沛老鄉的地域紐帶、權力繼承的潛在矛盾、對士族階層的壓製與利用，都為他身後的權力動盪埋下伏筆。

權力真空期的危機應對：製度與人性的博弈

曹操猝然離世引發的權力真空，瞬間激化了潛藏的矛盾。麵對“軍中騷動”的危局，不同人物的應對方式展現了製度慣性與個體智慧的碰撞：

賈逵堅持“事不可秘”公開發喪，避免了資訊封鎖導致的更大恐慌，體現了危機中的透明度原則；

徐宣駁斥“專任譙沛人”的提議，防止地域派係壟斷權力引發的離心，維護了統治集團的包容性；

司馬孚在朝野混亂中厲聲整頓秩序，強調“早拜嗣君以鎮萬國”，凸顯了權力交接的核心在於穩定大局；

陳矯力主太子“割哀即位”，以“愛子在側恐生變”點破潛在風險，用效率優先的原則避免了權力真空期的動盪。

這些應對共同構成了一套危機處理機製：資訊公開→打破派係→穩定秩序→快速交接，這套機製在缺乏現代民主製度的古代，成為權力平穩過渡的關鍵保障。

製度創新與時代變革：從建安到黃初的轉型

公元220年不僅是權力交接之年，更是製度變革的關鍵節點。陳群創立的“九品官人之法”是對漢代察舉製的重大調整，通過“州郡置中正定其選”，試圖在中央集權與地方薦舉之間找到平衡。這一製度初期確實解決了“選用不儘人才”的問題，但也為後來士族壟斷官場埋下隱患，反映了製度設計中效率與公平、集權與分權的永恒矛盾。

河西平叛事件則展現了邊疆治理中的靈活性原則。蘇則麵對“詔命不得西度”與叛亂蔓延的矛盾，提出“違而合權，專之可也”的務實策略，通過精準判斷“賊雖盛然皆新合”的局勢，果斷出擊平定叛亂。這種“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的治理智慧，在交通不便、資訊滯後的古代邊疆治理中尤為重要。

人性光輝與曆史選擇

在亂世的權力博弈中，史料也記錄了閃耀的人性光輝：張就被叛軍劫持卻“終不回”，私勸父親張恭“勿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展現了忠孝兩難中的價值堅守；張恭則“率厲敦煌”“引兵攻酒泉”，用實際行動呼應兒子的忠義，最終促成河西平定。這種父子同心的忠義精神，成為亂世中維繫秩序的道德紐帶。

而曹植被貶、丁儀兄弟被誅的事件，則揭示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性。“植醉酒悖慢”或許隻是藉口，深層原因是王位繼承中的派係清算。魚豢評論“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既惋惜人才凋零，也暗示了曹操在繼承人問題上的模糊態度帶來的後遺症。

曆史啟示：轉型期的治理密碼

這段曆史為我們提供了多重啟示：權力交接的核心在於速度與共識，越是動盪時期，越需要高效的決策機製；製度創新必須兼顧現實需求與長遠影響，九品中正製的得失便是明證；危機處理需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平衡，蘇則的“專之可也”與賈逵的公開透明，共同構成了有效的危機應對範式。

公元220年的這些事件，看似是帝王將相的權力遊戲，實則是一個時代從舊秩序走向新秩序的縮影。曹操的遺產、曹丕的繼位、製度的變革、邊疆的治理，共同推動著曆史從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逐步走向三國鼎立的新格局。這段曆史告訴我們：亂世中的生存與發展，既需要雄主的魄力與智慧，也需要製度的韌性與人性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