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318章 漢紀四十八 孝靈皇帝上之上

汝南郡的督郵吳導接到抓捕範滂的詔令，來到征羌縣後，他抱著詔書，把自己關在驛站裡，趴在床上哭泣，全縣的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範滂聽說後，說：“這肯定是因為我。”就主動去了監獄。縣令郭揖大吃一驚，趕忙出來，解下自己的印綬，拉著範滂要一起逃走，說：“天下這麼大，你為啥要留在這裡等死啊！”範滂說：“我死了，這場災禍或許就能平息，我怎麼敢因為自己的罪連累您呢。而且我也不能讓老母親跟著我四處流離啊！”範滂的母親前來和他訣彆，範滂對母親說：“仲博很孝順，足夠好好供養您。我跟著父親龍舒君去黃泉，不管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都各得其所。隻是希望母親您割捨這難以割捨的恩情，彆太悲傷了！”仲博是範滂的弟弟，龍舒君指的是範滂的父親，曾任龍舒侯國的相，名叫範顯。範滂母親說：“你如今能和李膺、杜密齊名，死了又有什麼遺憾的！已經有了好名聲，還想追求長壽，這哪能都得到呢！”範滂跪著接受母親的教誨，拜了兩拜後告彆。他又看著自己的兒子說：“我想讓你做壞事吧，可壞事確實不能做；想讓你做好事吧，可我做了好事卻落得這般下場。”路上聽到這番話的人，冇有不流淚的。

這次黨錮之禍，黨人一共死了一百多人，他們的妻子兒女都被流放到邊疆。天下的豪傑以及有學問、有品德的人，宦官們一概指為黨人；有仇怨的人，也趁機互相陷害，哪怕隻是一點小怨恨，也被隨意歸入黨人名單。州郡官員按照上麵的旨意，有的人即便和黨人毫無關係，也遭了殃。因此死去、流放、罷官、禁錮的又有六七百人。

郭泰聽說黨人遇害，私下裡悲痛地說：“《詩經》裡講：‘賢能的人都冇了，國家就要衰敗。’漢朝怕是要滅亡了，隻是不知道最後這天下會落到誰的手裡啊！”郭泰雖然喜歡評價人物，但不會說那些很激進、很尖銳的話，所以能在這亂世中不惹禍上身。

張儉逃命的時候，處境非常困窘，每到一處，人們都敬重他的名聲和品行，哪怕傾家蕩產也要收留他。後來他輾轉到了東萊，住在李篤家裡。外黃縣令毛欽帶兵來到李篤家門口，李篤把毛欽拉到座位上說：“張儉確實是獲罪逃命，我李篤怎麼敢藏他呢！但要是他真在這兒，他可是個名士，您難道就忍心抓他嗎！”毛欽起身拍著李篤說：“蘧伯玉以自己獨自做君子為恥，你怎麼能獨自占了這仁義之名呢！”李篤說：“要是您也想分點仁義，那就帶走一半人吧（意思是彆抓張儉）。”毛欽無奈歎息著離開了。李篤帶著張儉經過北海戲子然家，然後進入漁陽，逃出塞外。張儉所到之處，有十幾個人因窩藏他麵臨重刑，被牽連逮捕拷問的人遍佈天下，他的宗親都被滅族，很多郡縣都因此殘破不堪。

張儉和魯國人孔褒是老相識，逃亡時去投奔孔褒，冇碰到他，孔褒的弟弟孔融，當時才十六歲，就把張儉藏了起來。後來事情泄露，張儉得以逃脫，魯國國相把孔褒、孔融抓起來關進監獄，不知道該定誰的罪。孔融說：“是我收留藏匿了他，該定我的罪。”孔褒說：“他是來投奔我的，不是我弟弟的錯。”官吏又問他們的母親，母親說：“家裡的事應該由長輩負責，我來承擔這個罪責。”一家人都爭著赴死，郡縣的官員猶豫不決，就上報朝廷請示，最後詔書判定孔褒有罪。等到黨禁解除，張儉纔回到家鄉，後來擔任衛尉，八十四歲去世。

夏馥聽說張儉逃亡，感歎道：“這災禍是自己造成的，白白連累了那麼多好人，一個人逃命，卻害得千家萬戶遭殃，我活著還有什麼意義！”於是他剪掉鬍鬚，改變容貌，躲進林慮山中，隱姓埋名，給冶煉人家當傭人，親自冒著煙火炭灰乾活，弄得形容憔悴，過了兩三年，都冇人認出他。夏馥的弟弟夏靜帶著細絹等財物來尋找他、供養他，夏馥不接受，說：“弟弟你怎麼能帶著災禍來給我呢！”黨禁還冇解除，他就去世了。

當初，中常侍張讓的父親去世，回潁川安葬，雖然全郡的人都去了，但名士們一個都冇去，張讓覺得特彆丟人。隻有陳寔去弔唁了。等到誅殺黨人的時候，張讓因為陳寔的緣故，保全和赦免了不少人。南陽的何顒，向來和陳蕃、李膺關係很好，也被追捕，於是他改名換姓，躲在汝南一帶，和袁紹結為生死之交，常常偷偷進入洛陽，和袁紹商量，為那些遭遇黨錮之禍的名士尋求救援，想各種辦法，讓他們能夠逃脫隱藏起來，被他保全性命的人很多。

當初，太尉袁湯有三個兒子，分彆是袁成、袁逢、袁隗。袁成生了袁紹，袁逢生了袁術。袁逢、袁隗都很有名望，年輕時就擔任顯要官職。當時中常侍袁赦因為袁逢、袁隗出身宰相之家，又和自己同姓，就推崇他們作為外援，所以袁氏家族在當時非常顯貴受寵，生活極其富裕奢侈，和其他公侯家族都不一樣。袁紹身材壯健，容貌威嚴，喜歡結交士人，培養自己的名聲，賓客們像車輪的輻條聚集到車轂一樣歸附他，各種車輛把街道都塞滿了。袁術也以行俠仗義聞名。袁逢哥哥的兒子袁閎，從小就有操守品行，以耕種和學習為業，袁逢、袁隗多次送東西給他，他都不接受。袁閎看到當時局勢險惡混亂，而自己家門第富貴昌盛，常常對兄弟們歎息說：“我們祖先福澤深厚，可後世子孫不能用德行來守住這份家業，卻爭著驕奢淫逸，在亂世中爭權奪利，這就和晉國的三郤一樣啊（最終會招來災禍）。”等到黨錮之禍發生，袁閎想躲進深山老林，但因為母親年邁，不適合遠走，就在庭院裡四周築起土屋，不留門，從窗戶送進飲食。母親想念他的時候，就去看望他，母親一走，他就把窗戶關上，兄弟妻子都見不到他。他就這樣隱居了十八年，最後死在土屋裡。

當初，範滂等人批評朝政，從公卿以下的官員都對他們很恭敬，太學生們也爭著仰慕他們的風度，覺得文學將會複興，隱士們會重新被任用。隻有申屠蟠歎息道：“以前戰國的時候，那些隱士們高談闊論，各國的君主甚至為他們清掃道路，在前麵為他們引路，可最後卻發生了坑儒燒書的災禍，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差不多啊。”於是他在梁、碭一帶隱居起來，在樹上搭個屋子，把自己當作傭人。過了兩年，範滂等人果然遭遇黨錮之禍，隻有申屠蟠超脫事外，冇有受到牽連。

司馬光評論說：天下政治清明的時候，君子可以在朝堂上宣揚正義，指正小人的罪過，冇人敢不服；天下政治黑暗的時候，君子隻能閉口不言，躲避小人帶來的災禍，可即便這樣有時也難以倖免。黨人們生在這混亂的時代，又冇有身居高位，天下動盪不安，卻想用言論來挽救局勢，評論人物好壞，激濁揚清，這就好比去撩撥毒蛇的頭，踩踏虎狼的爪子，以至於自己遭受殘酷刑罰，還連累朋友，士人階層幾乎被消滅，國家也跟著走向滅亡，這難道不悲哀嗎！隻有郭泰既明智又通達，能夠保全自己；申屠蟠能洞察先機，迅速行動，不等事情惡化就早早隱退，他們的做法真是卓越，一般人比不上啊！

建寧二年庚子日月底，發生日食。

十一月，太尉劉寵被免職，太仆扶溝人郭禧擔任太尉。

鮮卑侵犯幷州。

長樂太仆曹節生病，病情危急，皇帝下詔任命他為車騎將軍。不久，曹節病好了，就上交印綬，又擔任中常侍，賜位特進，俸祿為中二千石。

高句麗王伯固侵犯遼東，玄菟太守耿臨出兵討伐，迫使他投降。

建寧三年（公元170年，庚戌年）

春天，三月丙寅日月底，發生日食。

朝廷征召段熲回到京城，任命他為侍中。段熲在邊疆十多年，從來冇有舒舒服服睡過一天安穩覺，和將士們同甘共苦，所以將士們都願意為他拚死作戰，他所到之處都能立下戰功。

夏天，四月，太尉郭禧被免職，任命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秋天，七月，司空劉囂被免職；八月，任命大鴻臚梁國人橋玄為司空。

九月，執金吾董寵因為假傳永樂太後的旨意請托事情，被關進監獄處死。

冬天，鬱林太守穀永用恩德和信義招降了烏滸人十多萬，這些人都歸附漢朝，接受漢朝的冠帶服飾，漢朝為此新設置了七個縣。

涼州刺史扶風人孟佗派從事任涉帶領敦煌兵五百人，和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率領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的軍隊，總共三萬多人去討伐疏勒，攻打楨中城，四十多天都冇能攻下，隻好撤退。後來疏勒王接連被人殺害，朝廷也冇辦法再去治理。當初，中常侍張讓有個監奴，負責管理家裡事務，威風很大。孟佗家財豐厚，和這個監奴結交，用儘財物討好他，毫無保留。監奴們都很感激他，問他想要什麼。孟佗說：“我就希望你們能給我拜一拜。”當時去求見張讓的賓客，車輛常常有幾百上千輛，孟佗去見張讓，去得晚了，進不去，那個監奴就帶著一群家奴在路上迎接他，向他下拜，然後一起用車子把他迎進家門，賓客們都很驚訝，以為孟佗和張讓關係特彆好，都爭著把珍貴的玩物送給他。孟佗把這些東西又分給張讓，張讓特彆高興，因此任命孟佗為涼州刺史。

建寧四年（公元171年，辛亥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皇帝行加冠禮，大赦天下，但黨人不在赦免之列。

二月癸卯日，發生地震。

三月辛酉日初一，發生日食。

太尉聞人襲被免職，任命太仆汝南人李鹹為太尉。

發生大瘟疫。

司徒許訓被免職，任命司空橋玄為司徒；夏天，四月，任命太常南陽人來豔為司空。秋天，七月，司空來豔被免職。

癸醜日，立貴人宋氏為皇後，宋皇後是執金吾宋酆的女兒。

司徒橋玄被免職，任命太常南陽人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皇帝因為竇太後有擁立自己的功勞，冬天，十月戊子日初一，率領群臣到南宮朝見太後，親自給太後進獻食物，祝太後長壽。黃門令董萌因此多次為太後訴說冤屈，皇帝很認同，對太後的供養和待遇比以前更好了。曹節、王甫很痛恨董萌，就誣陷他誹謗永樂宮，把他關進監獄處死。

鮮卑再次侵犯幷州。

評論

這段史料涵蓋了東漢建寧二年至四年的關鍵事件，核心圍繞黨錮之禍的深化、士人命運的分化與宦官專權的登峰造極，字裡行間儘顯亂世的悲涼與人性的掙紮，可從三個維度解讀：

黨錮之禍的極致：道義與暴力的殊死碰撞

範滂入獄的場景，堪稱漢末士大夫精神的巔峰寫照。當吳導“抱詔書閉傳舍而泣”，當郭揖“解印綬欲共亡”，範滂的選擇超越了個人生死——他以“死則禍塞”的擔當，拒絕牽連他人；與母親訣彆時，母親一句“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將儒家“三不朽”的價值觀推向極致：比起壽考，“令名”纔是永恒的生命。而他對兒子的遺言“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更是道儘亂世中“行善反遭禍”的荒誕，道破製度性邪惡對倫理的扭曲。

這場災難的殘酷性遠不止於誅殺百餘黨人。宦官集團將“黨人”標簽異化為政治工具：“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甚至“未嘗交關”者也“離禍毒”，六七百人或死或徙。這種無差彆的清洗，本質是對整個士大夫階層的係統性摧毀——當正直成為罪名，道義淪為原罪，王朝的精神支柱徹底崩塌。

張儉的逃亡則展現了另一種困境：他“望門投止”，所到之處“破家相容”，李篤與毛欽的對話“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彰顯民間對道義的堅守；但代價是“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殄滅，郡縣殘破”。夏馥的歎息“一人逃死，禍及萬家”，道破這種“義舉”的沉重：在暴政之下，連堅守道義都可能成為災難的導火索。

士人階層的分化：抗爭、隱忍與妥協的生存抉擇

麵對浩劫，士大夫群體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選擇，折射出亂世中的人性光譜：

以死明誌者：範滂、李膺等“事不辭難，罪不逃刑”，用生命踐行“臣節”，將儒家“殺身成仁”的理念具象化。他們的死亡不是終結，而是化作“天下豪桀”心中的火種，為後來的反抗埋下伏筆。

隱忍避世者：郭泰“不為危言核論”，在黨人死後僅私慟“漢室滅矣”，以沉默保持距離；申屠蟠預見“坑儒燒書之禍”，“絕跡於梁、碭之間”，用隱逸規避災難。司馬光盛讚他們“明哲保身”“見幾而作”，實則是亂世中知識分子的無奈自保——當發聲即獲罪，沉默便成了最後的尊嚴。

曲線救人者：何顒“變名姓匿汝南”，與袁紹聯手“為諸名士求救援”；陳寔因曾弔唁張讓之父，在黨錮中“多所全宥”。他們放棄了“清流”的姿態，以灰色手段在夾縫中救人，展現了道義在現實麵前的彈性。

同流合汙者：孟佗通過賄賂張讓的監奴，竟換得涼州刺史之位，將官場的腐敗演繹到極致。他的成功與範滂的犧牲形成刺眼對比，揭示出王朝覆滅的深層原因：當“作惡得勢、行善遭誅”成為常態，人心的崩塌遠比製度的腐朽更致命。

宦官專權的登峰造極：從操控皇權到腐蝕根基

這一時期的宦官集團，已從“操弄國權”升級為對帝國肌體的全麵侵蝕：

政治操控：曹節、王甫不僅主導黨錮清洗，更能隨意誅殺為竇太後鳴冤的董萌，連皇帝“供養太後”的微小善舉都要乾預，皇權徹底淪為傀儡。14歲的靈帝對“黨人”的無知發問，反襯出宦官對資訊的壟斷——他們用“圖危社稷”的謊言，將屠殺包裝成“維穩”，完成對統治合法性的盜竊。

經濟掠奪：張讓的監奴“威形喧赫”，孟佗靠行賄得官，折射出宦官集團已形成“權力變現”的產業鏈。地方官通過搜刮賄賂宦官，宦官則通過任命官員斂財，整個官僚體係淪為分贓工具，百姓承受“郡縣殘破”的惡果。

邊疆失控：西域長史討疏勒“四十餘日不能下”，最終“朝廷亦不能複治”，顯示中央權威的衰落；鮮卑寇幷州、高句驪犯遼東，邊疆危機與內政崩壞相互疊加，帝國已陷入“內憂外患”的惡性循環。

值得玩味的是建寧四年的細節：靈帝加元服大赦，卻“唯黨人不赦”，徹底斷絕和解可能；立宋皇後、朝見竇太後等事件，都成了宦官排除異己的由頭。這說明宦官集團已不滿足於權力，更要徹底消滅所有潛在威脅，這種極端化的統治邏輯，隻會加速自身的滅亡。

結語：亂世的開端與曆史的鏡鑒

這三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的“墓誌銘”初稿。黨錮之禍不僅是一場政治清洗，更是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篩選——當範滂們死去，孟佗們得勢，當郭泰沉默，曹節們狂歡，這個王朝的道德與製度已同時破產。

司馬光的評論“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雖似苛責，實則道破悲劇的核心：在製度性邪惡麵前，單純的道德批判與個體抗爭，往往無力迴天。但範滂母子的決絕、李篤們的堅守，恰是黑暗中不滅的微光——它們或許無法挽救一個王朝，卻為文明保留了“何為正義”的記憶。

從黨人赴死到宦官專權，從邊疆失控到官場腐敗，這段曆史清晰地展示了一個真理：當權力失去約束，當正義淪為罪愆，當沉默成為生存技能，崩潰便隻是時間問題。而那些在亂世中堅守道義的身影，永遠是衡量人性高度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