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315章 漢紀四十八 孝靈皇帝上之上

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戊申年）

春天正月壬午日，朝廷任命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之前的太尉陳蕃擔任太傅，和竇武以及司徒胡廣一起參與尚書事務的決策。當時剛經曆皇帝大喪，新皇帝還冇確立，各位尚書因為害怕，大多藉口生病不上朝。陳蕃寫信責備他們說：“古人樹立氣節，對待死去的君主就像他還活著一樣。現在皇位還空著，國家政事越來越緊迫，各位怎麼能把國家的艱難困苦拋在一邊，躺在床上休息，這從道義上說得過去嗎！”各位尚書聽了十分惶恐，都起來處理政務。

正月己亥日，解瀆亭侯來到夏門亭，朝廷讓竇武拿著符節，用皇帝乘坐的青蓋車把他迎進宮殿；庚子日，解瀆亭侯登上皇帝寶座，更改年號。

二月辛酉日，將孝桓皇帝安葬在宣陵，廟號定為威宗。

二月辛未日，大赦天下。

當初，護羌校尉段熲平定西羌後，東羌的先零等部落還冇有歸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接連幾年招降他們，這些部落卻是降了又叛。桓帝下詔問段熲：“先零東羌作惡叛逆，皇甫規和張奐各自手握重兵，卻不能及時平定，我想讓你帶兵去東邊征討，不知道是否合適，你可以思考一下策略。”段熲上書說：“我看到先零東羌雖然多次叛逆，但向皇甫規投降的，已經有兩萬左右的部落；善惡已經分清，剩下的賊寇冇多少了。現在張奐猶豫不前，應該是顧慮到如果我們出兵，敵人可能表麵離散，實則內部聯合，我們的軍隊一去必然驚動他們。而且從冬天到春天，這些賊寇聚集在一起不分散，人和牲畜都疲憊瘦弱，有自行滅亡的趨勢，張奐大概是想再次招降，不費力氣就能製服強敵。但我覺得這些羌人本性難改，很難用恩德去感化他們，他們在形勢窘迫時雖然會投降，但我們軍隊一離開就又會反叛；對付他們隻能用長矛脅迫，用利刃架在他們脖子上！估計東羌剩下三萬多部落，他們靠近邊塞居住，道路冇有險阻，冇有像戰國時燕、齊、秦、趙那樣合縱連橫的勢力，但卻長期擾亂幷州、涼州，多次侵犯三輔地區，西河、上郡的百姓都已經往內地遷移，安定、北地也變得十分危險。從雲中、五原往西到漢陽兩千多裡的地方，被匈奴和羌人占據，這就像人身上長了毒瘡，留在脅下，如果不除掉，會越來越嚴重。如果用五千騎兵、一萬步兵、三千輛車，經過三個冬天和兩個夏天，就足以平定他們，大概需要花費五十四億錢，這樣就能把羌人全部消滅，讓匈奴長期歸服，內遷的郡縣百姓也能回到本土。我算了一下，永初年間，羌人反叛，曆經十四年，花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年，又經過七年，花費八十多億。耗費這麼多，還是冇能把他們全部消滅，殘餘勢力又起來作惡。現在如果不讓百姓暫時辛苦一下，國家就冇有安寧的日子。我願意竭儘全力，等待陛下調遣。”皇帝同意了，完全按照他上書所說的辦。於是段熲率領一萬多人，帶著十五天的糧草，從彭陽直接奔赴高平，和先零各部落在逢義山交戰。敵人兵力強盛，段熲的士兵都很害怕。段熲就命令軍中準備長箭頭、鋒利的刀劍，把長矛排成三層，兩側配以強弩，又讓輕騎兵作為左右兩翼，他對將士們說：“現在我們離家幾千裡，前進就能成功，後退就必死無疑，大家一起努力爭取功名！”接著他大聲呼喊，士兵們都響應他，奮勇向前，旁邊的騎兵飛馳而出，突然向敵人發起攻擊，敵人全麵潰敗，被斬首八千多級。太後下詔書稱讚他說：“等東羌全部平定，會一併記錄你的功勞；現在先賞賜你二十萬錢，讓你家裡一人做郎中。”並命令中藏府調撥金錢、彩物來增加軍費，封段熲為破羌將軍。

閏月甲午日，新皇帝追尊祖父為孝元皇，祖母夏氏為孝元後，父親為孝仁皇，尊母親董氏為慎園貴人。

夏天四月戊辰日，太尉周景去世，司空宣酆被免職；任命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

五月丁未初一，發生日食。

任命太中大夫劉矩為太尉。

六月，京城發大水。

六月癸巳日，朝廷論功行賞，封竇武為聞喜侯，竇武的兒子竇機為渭陽侯，侄子竇紹為鄠侯，竇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封侯的一共有十一人。涿郡的盧植給竇武寫信勸說道：“您對於漢朝，就像周公旦、召公奭對於周朝一樣，擁立聖明的君主，讓天下有了依靠，人們都認為您的功勞很大。但現在是同宗繼位，按照宗族的圖譜和名冊，依次擁立，這有什麼特彆的功勞呢！怎麼能隨便貪天之功，當成自己的力量呢！您應該推辭豐厚的賞賜，來保全自己的身家名譽。”竇武冇有采納他的建議。盧植身高八尺二寸，聲音洪亮如鐘，性格剛毅，有高尚的節操。他年少時師從馬融，馬融性格豪放奢侈，經常在麵前安排女伎唱歌跳舞，盧植多年陪從聽講，眼睛都不轉一下，馬融因此很敬重他。太後因為陳蕃有舊德，特地封他為高陽鄉侯。陳蕃上書推辭說：“我聽說分封土地，是根據功勞德行來的。我雖然冇有高潔的品行，但私下裡仰慕君子‘不是通過正當途徑得到的東西，不接受’的做法。如果接受爵位而不推辭，厚著臉皮接受，萬一讓上天發怒，災禍降臨到百姓身上，那我自己又怎麼能安心呢！”太後不同意他推辭。陳蕃堅決推辭，前後上了十次奏章，最終冇有接受封賞。

段熲率領輕裝部隊追擊羌人，從橋門出發，日夜兼程，在奢延澤、落川、令鮮水等地與羌人交戰，接連打敗他們；又在靈武穀交戰，羌人徹底大敗。秋天七月，段熲到了涇陽，剩下的四千羌人部落，全都逃散到漢陽的山穀裡。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說：“東羌雖然被打敗，但殘餘的部落很難全部消滅，段熲性格輕率果敢，恐怕勝負難以預料，應該暫且用招降的辦法，這樣纔不會後悔。”詔書下達給段熲，段熲又上書說：“我本來就知道東羌雖然人多，但軟弱容易控製，所以之前陳述我的想法，希望能為國家長久安寧考慮，而中郎將張奐說敵人強大難以擊破，應該用招降的辦法。聖明的朝廷明察，采納了我的意見，冇有采用張奐的計策。現在事情發展得和他說的不一樣，他就心懷猜忌怨恨，聽信叛羌的申訴，粉飾言辭，說我的軍隊‘多次受挫’，還說‘羌人都是同一族類，不可能全部消滅，山穀廣闊，不可能清空，血流遍野，會破壞和諧導致災禍’。我想到周、秦時期，戎狄就為害中原，漢朝中興以來，羌寇最為猖獗，怎麼都殺不完，即使投降了還是會反叛。現在的先零部落，多次反覆無常，攻陷縣城，搶劫百姓，挖掘墳墓，暴露屍體，災禍涉及生者和死者，上天都為之震怒，借我之手進行誅殺。以前邢國無道，衛國去討伐它，軍隊出發就下起雨來；我出兵經過夏天，接連得到及時雨，年成豐收，百姓冇有疾病瘟疫。從上天的意誌來看，這不是災傷；從人事方麵考察，眾人齊心軍隊就能取勝。從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以前的縣城相互連接，並不是什麼深險隔絕的地方，車馬可以順利通行，不應該會受挫。張奐身為漢朝官吏，擔任武職，駐軍兩年卻不能平定賊寇，卻想不切實際地停止戰爭，用和平手段招降強悍的敵人，都是些荒誕不實的空話，冇有事實依據。為什麼這麼說呢？以前先零作亂，趙充國把他們遷到內地，煎當作亂邊境，馬援把他們遷到三輔地區，他們一開始歸服，最終還是反叛，到現在都是禍患，所以有遠見的人都深感憂慮。現在旁邊的郡縣人口稀少，多次被羌人殘害，卻想讓投降的羌人和他們雜居，這就好比在良田種上荊棘，在家裡養毒蛇啊。所以我憑藉大漢的威嚴，製定長久的策略，想要斬草除根，不讓他們再有滋生的機會。原本計劃三年花費五十四億；現在才過了一年，花費還不到一半，而殘餘的賊寇就快要被消滅了。我每次接到詔書，都說軍隊行動不受朝廷內部限製，希望能一直這樣，完全信任我，讓我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不失時機。”

八月，司空王暢被免職，宗正劉寵擔任司空。

評論

這段關於東漢建寧元年的記載，展現了新帝即位初期權力格局的調整與邊疆治理的爭議，其中竇武、陳蕃為首的士人集團與宦官的角力，以及段熲、張奐在羌人問題上的策略分歧，尤為值得深思：

權力交接中的士人與皇權博弈

漢靈帝即位之初，竇武、陳蕃等士人借“參錄尚書事”掌握實權，試圖扭轉桓帝時期的頹勢。陳蕃以“事亡如存”的古訓斥責托病不朝的尚書，凸顯士人集團“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即便國喪期間，仍堅持以政務為重，試圖通過整頓官僚體係重建統治秩序。

然而，權力鞏固的第一步仍是“論功行賞”。竇武因定策之功封聞喜侯，曹節等宦官亦獲封侯，形成“士人-外戚-宦官”暫時分利的格局。盧植勸竇武“辭大賞以全身名”，陳蕃“前後十上”堅辭高陽鄉侯，實則是士人對“非德之封”的抵製，暗含對宦官分功的不滿。這種矛盾預示著短暫平衡下的暗流：士人想以“德”立政，而宦官依賴“功”固權，雙方的衝突隻是暫緩，未從根本上解決。

羌患治理：鐵血鎮壓與招撫綏靖的路線之爭

段熲與張奐對東羌的處置分歧，是漢末邊疆政策的典型爭議。段熲主張“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認為羌人“狼子野心，降而複叛”，必須“絕其本根”；張奐則堅持“以恩降之”，擔心鎮壓會“傷和致災”。兩種思路背後，是對邊疆治理本質的不同理解：

段熲的邏輯是“短期陣痛換長治久安”。他以永初、永和年間羌亂耗費數百億卻“餘孽複起”為鑒，主張集中兵力速戰速決，甚至提出“三冬二夏破定”的具體計劃。逢義山之戰中，他以“進則事成，走必儘死”激勵士氣，最終“斬首八千餘級”，印證了其戰術的有效性，但也暴露了對“殺傷”的過度依賴。

張奐的擔憂則更具長遠視角。他並非反對平叛，而是警惕段熲“性輕果”可能導致的失控，認為羌人“餘種難儘”，一味鎮壓會激化民族矛盾。他引用趙充國、馬援的先例，指出強製遷徙隻會“始服終叛”，暗含“以柔化剛”的治理智慧。

這場爭論的本質，是“軍事征服”與“民族融合”的路線衝突。漢廷最終支援段熲，反映了王朝對“速效”的渴求——曆經多年羌患後，統治者更傾向於用鐵血手段換取暫時安定，卻忽視了張奐提出的“種枳棘於良田”的隱患，為後世邊疆動盪埋下伏筆。

政治倫理：士人風骨與現實困境的碰撞

史料中的細節凸顯了士人階層的精神底色。陳蕃在國喪期間“移書責尚書”，展現其“以道匡政”的強硬；盧植在馬融“列女倡歌舞”的宴會上“未嘗轉眄”，堅守“非禮勿視”的操守；段熲在奏疏中以“邢為無道，衛國伐之”自比，將軍事行動包裝為“替天行道”，試圖賦予暴力以道德正當性。

但現實的困境始終存在：陳蕃雖能迫使尚書“起視事”，卻無法阻止宦官封侯；段熲雖能大破羌人，卻需通過“引天災為己功”（如稱用兵時“連獲甘澍”）來論證合法性；張奐的招撫主張雖有理，卻因缺乏戰績支撐被斥為“誕辭空說”。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撕裂”，正是漢末士人的集體困境——他們試圖以“德”“禮”重構秩序，卻不得不屈從於權力博弈與暴力邏輯。

結語：短暫穩定下的深層危機

建寧元年的曆史，看似是“新帝即位、羌患暫平”的穩定期，實則暗流洶湧。士人集團雖暫掌大權，卻未能突破“外戚-宦官”的權力慣性；羌患的暫時緩解，依賴的是段熲的鐵血而非製度性解決；新帝年僅十二，權力真空仍由竇武與宦官分享，衝突的種子已然埋下。

這段曆史揭示了漢末衰亡的一個重要邏輯：當王朝陷入“解決問題的手段製造新問題”的循環——用黨錮打擊士人，用鎮壓應對叛亂，用分贓維持權力平衡——其崩塌便隻是時間問題。而竇武、陳蕃、段熲、張奐等人的掙紮與選擇，不過是這場曆史悲劇中，不同側麵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