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307章 漢紀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

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壬寅年）

春季正月壬午日，南宮的丙署突發大火。

三月，沈氐羌進犯張掖、酒泉地區。皇甫規調發先零等各羌族部落，一同前往隴右平亂，然而道路被阻斷，軍中又爆發大規模瘟疫，士兵死亡近三四成。皇甫規親自走進營帳，安撫巡視將士，全軍都深受感動。於是，東羌派使者前來請求投降，涼州的交通也恢複暢通。在此之前，安定太守孫俊大肆貪汙受賄，屬國都尉李翕、督軍禦史張稟隨意殺害投降的羌人，涼州刺史郭閎和漢陽太守趙熹既年老體弱又不稱職，而且他們都倚仗權貴，不遵守法令製度。皇甫規到任後，將他們的罪行一一上奏，這些人有的被免職，有的被誅殺。羌人得知此事後，紛紛轉變態度，沈氐羌的大首領滇昌、饑恬等帶領十多萬人再次向皇甫規投降。

夏季四月，長沙地區出現賊人，他們進犯桂陽、蒼梧。

乙醜日，恭陵的東闕著火。戊辰日，虎賁掖門也燃起大火。五月，康陵園寢又遭火災。

長沙、零陵的賊人攻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和蒼梧太守嚇得望風而逃。朝廷派遣禦史中丞盛修督促州郡招募士兵前去征討，但未能取勝。

乙亥日，京城發生地震。

甲申日，中藏府丞祿署著火。秋季七月己未日，南宮的承善闥又起火。

鳥吾羌侵犯漢陽，隴西、金城各郡的軍隊合力將其擊敗。

艾縣的賊人攻打長沙的郡縣，殺死了益陽縣令，人數多達一萬餘人。謁者馬睦督率荊州刺史劉度前去攻打，結果戰敗，馬睦和劉度倉皇逃走。與此同時，零陵的蠻人也發動叛亂。

冬季十月，武陵的蠻人反叛，進攻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嚇得撒腿就跑。主簿胡爽抓住馬韁繩勸阻道：“蠻夷看到郡裡冇有防備，所以纔敢趁機進犯。您身為國家大臣，管轄著廣袤的土地，隻要舉起旗幟，敲響戰鼓，立刻就能召集十萬兵馬，怎能放棄重要職責，做個臨陣脫逃的人呢！”李肅卻拔出刀對著胡爽說：“你趕緊走開！太守我現在情況危急，哪有時間聽你這套！”胡爽抱住馬堅決勸諫，李肅竟然殺了胡爽後逃走。皇帝得知此事，將李肅召回並處死，劉度、馬睦則被減輕死罪。朝廷為胡爽恢複名譽，封他家中一人為郎官。

尚書朱穆舉薦右校令山陽人度尚為荊州刺史。辛醜日，任命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率領十多萬士兵征討武陵蠻。此前，朝廷派出的將帥，大多被宦官誣陷為耗費軍資，常常因此獲罪。馮緄為避免這種情況，請求派一名中常侍監督軍中財務費用。尚書朱穆上奏說：“馮緄因擔心錢財問題而提出此請求，有失大臣氣節。”但皇帝下詔不許彈劾。馮緄請求讓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他一同出征，並任命應奉為從事中郎。十一月，馮緄的軍隊抵達長沙，賊人聽說後，紛紛到軍營請求投降。接著，馮緄率軍進擊武陵蠻夷，斬殺四千多人，收降十多萬人，荊州得以平定。皇帝下詔賜錢一億，馮緄堅決推辭不接受。他整頓軍隊返回京城，將功勞推給應奉，舉薦應奉為司隸校尉，同時上書請求退休，朝廷冇有批準。

同一時期，滇那羌侵犯武威、張掖、酒泉。

太尉劉矩被免職，朝廷任命太常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作為將領，回到家鄉督戰，他既冇有給鄉人什麼特彆的好處，反而檢舉揭發了不少人，又非常厭惡宦官，不與他們往來。於是，朝廷內外的人都對他心懷怨恨，一起誣陷他用財物賄賂羌人，讓他們假裝投降。皇帝接連下詔書責備他。

皇甫規上書為自己辯解道：“延熹四年秋天，羌人叛亂，舊都長安震驚，朝廷為此憂心。我重振國威，羌人歸降，節省費用超過一億。我認為忠臣不應自誇功勞，所以恥於提及自己的微小功績。但對比之前的情況，希望能免於罪責。我之前到州界，先彈劾了孫俊、李翕、張稟；回師南征時，又彈劾了郭閎、趙熹，列舉他們的惡行，認為應處以死刑。這五個人，黨羽遍佈半個國家，其餘從低級官員到小吏，受牽連的又有一百多人。這些人有的為了替上司報仇，有的為父雪恥，帶著禮物乘車，揹著糧食步行，勾結豪門，競相散佈詆譭我的言論，說我用錢財賄賂羌人。如果是我用個人錢財，我家根本冇有多少積蓄；要是財物來自官府，賬本一查便知。就算我真的糊塗，像他們說的那樣，以前朝廷還送宮女給匈奴，送公主去烏孫和親；如今我不過花費千萬安撫反叛的羌人，這是良臣的謀略，為兵家所推崇，又有什麼罪，違背了什麼道義呢！自永初年間以來，朝廷派出的將領不少，有五次全軍覆冇，耗費巨資。有的將領班師回朝時，財物原封不動，卻都送到權貴家中，還能功成名就，加官進爵。如今我回到家鄉督戰，檢舉各郡官員，與親戚朋友斷絕關係，得罪不少故舊，遭受眾人誹謗陷害，也是預料之中的事！”

皇帝於是召回皇甫規，任命他為議郎，論功應當封侯。但中常侍徐璜、左悺想從他那裡撈好處，多次派賓客去詢問功勞情況，皇甫規始終不予迴應。徐璜等人惱羞成怒，用以前的事陷害他，將他交給官吏處置。他的下屬想湊錢送禮謝罪，皇甫規發誓堅決不聽從。最終，他以賊寇未清的罪名，被關進廷尉監獄，判處到左校署服勞役。許多王公大臣和太學生張鳳等三百多人到皇宮前為他申訴，正好趕上大赦，皇甫規才得以回家。

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癸卯年）

春季二月戊午日，司徒種暠去世。

三月戊戌日，皇帝大赦天下。

朝廷任命衛尉潁川人許栩為司徒。

夏季四月辛亥日，康陵的東署著火。

五月，鮮卑侵犯遼東屬國。

秋季七月甲申日，平陵園寢著火。

桂陽賊人李研等進犯郡界，武陵蠻再次反叛。太守陳奉出兵將其平定。宦官向來厭惡馮緄，八月，馮緄因回師後盜賊又起，被免職。

冬季十月丙辰日，皇帝到廣成苑打獵，接著前往函穀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勸諫說：“天下太平的時候，打獵也應該有所節製，何況如今國家麵臨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三空’困境呢！再加上戰事未停，百姓四處離散，這正是陛下憂心操勞、坐立不安的時候，怎麼能大張旗鼓地炫耀武力，沉迷於騎馬遊玩的享樂之中呢！而且去年秋天雨水多，百姓纔剛開始種麥，現在正是鼓勵耕種的時候，卻讓他們去做驅趕禽獸、清理道路的勞役，這可不是賢君聖主體恤百姓的做法啊！”奏章呈上後，皇帝冇有采納。

十一月，司空劉寵被免職。十二月，朝廷任命衛尉周景為司空。周景是周榮的孫子。當時宦官勢力正盛，周景和太尉楊秉上奏說：“朝廷內外的官吏，很多都不稱職。按照舊製，宦官子弟不能擔任要職、掌握權勢。但如今他們的親屬和門客，遍佈各個官署，有的年輕平庸之人，卻擔任郡守等重要職位，搞得上下怨聲載道，百姓愁苦不堪。應該遵循舊章，罷免貪婪殘暴的官員，杜絕災禍和指責。請下令讓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官員、城門校尉、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自如實覈查自己管轄的人員。應當撤職的，自行將情況上報三公府，同時檢查是否有遺漏，繼續上報。”皇帝聽從了他們的建議。於是楊秉上奏彈劾州牧、郡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多人，這些人有的被處死，有的被免職，天下人無不敬畏。

朝廷下詔征召皇甫規為度遼將軍。當初，張奐因為是梁冀的舊部，被免官並禁止做官，所有的朋友都不敢為他說話，隻有皇甫規先後七次舉薦他，張奐因此被任命為武威太守。等到皇甫規擔任度遼將軍，到軍營幾個月後，他上書舉薦張奐，說：“張奐才略兼備，適合擔任主帥，以滿足眾人的期望。如果還認為我適合擔任此職，希望能給我一個閒職，讓我做張奐的副手。”朝廷聽從了他的建議，任命張奐代替皇甫規為度遼將軍，皇甫規則擔任使匈奴中郎將。

西州的官吏和百姓到皇宮前為前護羌校尉段熲申冤的人很多，恰逢滇那等各羌族部落越發猖獗，涼州幾乎淪陷，於是朝廷再次任命段熲為護羌校尉。

尚書朱穆痛恨宦官肆意橫行，上疏說：“按照漢朝舊例，中常侍應挑選士人擔任，建武年以後，才全部任用宦官。自延平年以來，宦官的地位越來越尊貴，他們佩戴貂璫的裝飾，擔任皇帝近臣的要職，朝廷政事都由他們一手把持。他們權勢極大，無比顯貴，子弟親戚都能獲得榮耀的官職。他們驕縱放肆，無人能管，使得天下窮困，百姓一無所有。我認為應該全部罷免宦官，恢複以前的製度，重新挑選天下清正淳樸、通曉國家體製的士人，來填補他們的職位，這樣百姓就能蒙受聖明的教化了！”皇帝冇有采納。後來朱穆進宮覲見，又當麵陳述說：“我聽說漢朝舊製，設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負責處理尚書事務；黃門侍郎一人，負責傳遞文書奏章，這些職位都任用世家大族之人。自從和熹太後以女主身份臨朝聽政，不與公卿直接接觸，就任用宦官為常侍，讓小黃門在兩宮之間傳達命令。從那以後，宦官權勢淩駕於君主之上，使天下陷入窮困。應該將他們全部罷免遣散，廣泛選拔德高望重的老儒，讓他們參與政事。”皇帝聽後很生氣，冇有迴應。朱穆伏地不起，左右侍從傳旨“出去！”過了很久，朱穆才快步離開。從此，宦官多次藉故假傳聖旨詆譭他。朱穆向來剛正，心中鬱悶不得誌，冇過多久，因憤怒引發毒瘡而死。

評論

延熹五年至六年的曆史，是東漢王朝衰敗的加速期。從邊疆平叛的反覆到朝堂權力的傾軋，從士大夫的抗爭到宦官的專橫，多重矛盾交織碰撞，勾勒出一個病入膏肓的時代輪廓，其中的治理失序與人性掙紮尤為觸目驚心：

平叛與構陷的惡性循環：邊疆治理的死局

皇甫規平定羌亂的經曆，堪稱“功高遭嫉”的典型，暴露了東漢邊疆治理的致命缺陷：

能吏的困境：皇甫規在“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的絕境中，“親入菴廬巡視將士”，靠恩威並施招降十餘萬羌人，恢複涼州交通，又彈劾孫俊、郭閎等貪腐官員，本是力挽狂瀾之功。但他“惡絕宦官，不與交通”，終被誣告“貨賂群羌”，即便自辯“省費一億以上”“家無擔石之財”，仍難逃牢獄之災。這種“立功-遭誣-獲罪”的循環，讓有能力的邊將寒心——當“清廉”成為原罪，“平叛”不如“迎合宦官”，邊疆的穩定便無從談起。

宦官對軍事的侵蝕：馮緄討武陵蠻時，因宦官常誣陷將帥“折耗軍資”，不得不主動請求“中常侍監軍財費”，暴露了軍事指揮權的異化；段熲因平定羌亂有功卻遭貶，最終因“涼州幾亡”才被複用，證明軍事決策已完全被政治鬥爭裹挾。宦官不懂軍事卻操控軍權，邊將受製於內而難展其才，邊疆的“叛-平-再叛”，本質是宦官亂政的延伸。

朝堂的正邪對抗：士大夫的堅守與宦官的反撲

楊秉、陳蕃、朱穆等士大夫與宦官集團的交鋒，展現了兩種價值觀的激烈碰撞：

楊秉的“整肅吏治”：他與周景聯名上奏，直指“中臣子弟佈列職署”的弊端，請求“退貪殘，塞災謗”，最終彈劾五十餘名貪腐官員“或死或免”，一度讓“天下肅然”。這種雷霆手段雖暫時震懾了宵小，卻未能觸及宦官專權的根基——被罷黜的隻是“枝葉”，“主乾”仍在，反彈必然猛烈。

朱穆的“激進諫言”：他直言“中常侍權傾海內，宜悉罷省”，甚至在朝堂“伏不肯起”強諫，最終“憤懣發疽卒”。朱穆的死，象征著士大夫“以死相諫”的悲壯與無力——當皇帝默許宦官壓製直臣，“忠言”便成了催命符，士大夫的道德優勢在絕對權力麵前不堪一擊。

陳蕃的“憂時之諫”：他針對皇帝“校獵廣成”，痛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三空之厄”，指出“驅禽除路之役非恤民之意”，卻“書奏不納”。這種“諫而不聽”的常態，說明皇權已完全喪失自我糾錯能力，士大夫的呐喊不過是徒勞。

社會危機的深化：從“盜賊四起”到“製度性崩潰”

這兩年，長沙、零陵、武陵等地的叛亂此起彼伏，規模擴大至“眾至萬餘人”，甚至“刺史、太守望風逃奔”，反映出底層民眾的絕望已到臨界點：

叛亂的根源是“官逼民反”：地方官如孫俊、郭閎之流“受取狼藉”“多殺降羌”，宦官親屬“宰州臨郡，辜較百姓”，百姓在“賦稅重、徭役繁、冤無處訴”的絕境下，隻能“挺而走險”。胡爽勸諫南郡太守李肅“舉旗鳴鼓應者十萬”，恰恰說明民心未散，隻是對朝廷失望——若能清明吏治，叛亂本可避免。

朝廷應對的低效：從“盛修督州郡募兵不能克”到“馬睦、劉度軍敗奔走”，暴露了地方軍事力量的虛弱；而平定叛亂後，既無安撫流民的舉措，也無改革弊政的行動，隻靠“殺李肅、複胡爽門閭”做表麵文章，最終陷入“鎮壓-動盪-再鎮壓”的死循環。

曆史的警示：道德與製度的雙重潰敗

延熹五年至六年的核心矛盾，在於“道德堅守”與“製度保障”的脫節：

皇甫規、楊秉等人的清廉與擔當，代表了士大夫的道德自覺，但這種自覺缺乏製度支撐——冇有獨立的監察體係，冇有對抗宦官的權力基礎，隻能“以個人對抗集團”，最終要麼妥協，要麼犧牲。

宦官集團的腐敗並非個體問題，而是製度性缺陷的產物：皇權依賴宦官製衡外戚與士大夫，卻未建立對宦官的約束機製，導致其權力失控。當“製度”成為少數人謀私的工具，“道德”便成了弱者的遮羞布。

皇帝的“縱容”是關鍵：桓帝既依賴士大夫穩定統治，又縱容宦官鞏固權力，對皇甫規的冤屈、陳蕃的諫言、朱穆的死，始終采取“和稀泥”或“偏袒宦官”的態度。這種“首鼠兩端”讓朝廷失去了最後的糾錯機會，最終將王朝推向深淵。

這段曆史證明：當一個政權的核心階層隻知內鬥，當有識之士的努力反覆被踐踏，當百姓的苦難被視為草芥，即便冇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其統治的合法性也已喪失。皇甫規、朱穆等人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不幸，更是一個王朝“自毀長城”的縮影——道德的光芒無法照亮製度的黑暗，而製度的潰爛，終將吞噬所有堅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