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83章 漢紀四十三 孝順皇帝上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丁卯年），春天一月，中郎將張國帶著南單於的兵去揍鮮卑的其至鞬，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二月，遼東鮮卑跑來遼東玄菟搞事情；烏桓校尉耿曄一聲令下，發動邊境各郡的兵，還拉上烏桓一起，直接出塞反擊，那戰績杠杠的，斬獲超多；鮮卑一看這架勢，三萬人麻溜地跑到遼東投降。

三月，天氣乾巴巴的，鬨旱災了。

一開始，皇帝老媽李氏埋在洛陽北邊，皇帝壓根不知道這事；後來身邊人跟他說了，皇帝立馬開啟悲傷模式，親自到埋的地方，重新按照高規格的禮儀把老媽重新安置。六月乙酉日，追封老媽為恭湣皇後，葬在恭陵北邊。

西域那些城邦國家基本都服服帖帖跟著漢朝混，就焉耆國的國王元孟還在硬撐，班勇就上奏說要去收拾他。於是朝廷派敦煌太守張朗帶著河西四郡三千兵給班勇打下手，然後又集合各國四萬多兵分兩路去攻打焉耆。班勇走南道，張朗走北道，約定好時間一起到焉耆。結果這張朗之前犯了事，就想立個大功將功贖罪，提前趕到爵離關，派司馬帶兵先去打，一下子砍了兩千多敵人腦袋，元孟害怕被弄死，趕緊派人來說要投降。張朗就大搖大擺進了焉耆，接受投降後班師回朝。就因為這，張朗躲過了懲罰，班勇卻因為晚到了，被抓進監獄，最後被免官。

秋天七月甲戌初一，出現日食。

壬午日，太尉朱寵、司徒朱倀被炒魷魚。庚子日，任命太常劉光當太尉，還讓他管尚書的事兒，又任命光祿勳汝南人許敬當司徒。劉光，是劉矩的弟弟。許敬在和帝、安帝那時候當官，竇家、鄧家、閻家最牛的時候，他也冇低頭彎腰；這三家倒台後，很多士大夫都被牽連，名聲臭了，就許敬啥事冇有，當時的人都覺得他特靠譜。

話說南陽有個叫樊英的，年輕就學問好品行佳，那名氣全國都知道，一直隱居在壺山南邊，州郡好幾次派人來請他出山，他都冇答應；公卿推薦他去參加賢良、方正、有道這些選拔，他也不去；安帝親自下詔書請他，他鳥都不鳥。這一年，皇帝又下詔書，還帶著貴重禮物，各種禮儀安排得明明白白請他，樊英還是說自己病得快掛了。皇帝生氣了，狠狠批評郡縣官員，讓他們把樊英抬上車送來。樊英冇辦法，到了京城，還躺在床上裝病；強行把他抬進宮殿，他還是不低頭。皇帝冇辦法，讓他去太醫那養著，每個月送羊送酒。後來皇帝專門給他設了個壇，讓公車令在前麵帶路，尚書在旁邊陪著，賜給他桌子、柺杖，用對待老師的禮儀對他，問他各種國家大事，還封他當五官中郎將。過了幾個月，樊英又說自己病得不行了；皇帝又封他為光祿大夫，讓他回家養病，還讓人每個地方都送糧食，過年過節送牛送酒。樊英連官位都不想要，皇帝又下詔書勸他收下，彆推辭。樊英剛接到詔書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他肯定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南郡王逸和樊英關係好，就寫信給他，引經據典勸他接受邀請。樊英就聽了王逸的話來了；結果來了之後，跟皇帝聊天也冇說出啥特彆牛的謀略，大家都覺得挺失望。河南張楷和樊英一起被征召，張楷就對樊英說：“這天下就兩條路，要麼出來乾，要麼躲起來。我之前覺得你出來能輔佐好皇帝，拯救老百姓。結果你一開始把自己看得比皇帝還金貴，等接受了爵位俸祿，又冇看到你有啥救國救民的本事，你這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太不靠譜了。”

司馬光評論說：古代那些有道德的人，國家治理得好就出來當官，國家亂糟糟就躲起來。躲起來也不是他們願意的，實在是冇人懂自己，理想抱負施展不開，周圍還全是壞人，搞不好自己還得遭殃，所以才藏起來。皇帝請那些隱士出來，提拔底層人才，是為了國家好，不是為了給老百姓看個熱鬨。所以那些有道德能讓皇帝更有威望，有本事能保護老百姓，雖然穿著破衣服但有真本事的人，皇帝就該拿出全部誠意請他們，放低姿態對待他們，虛心請教他們，剋製自己聽從他們，這樣才能讓國家四方都受益，功勞大得不得了。這是要他們的本事，不是要他們這個人，看重的是實際效果，不是名氣。

要是禮儀都做到位了，態度也誠懇了，人家還是不來，那就先自己反省一下，彆強行讓人來，問問自己：是不是我德行太差人家看不上？是不是國家太亂冇法輔佐？是不是小人太多人家不敢來？是不是我誠意不夠人家擔心自己的話冇人聽？為啥人家不願意跟我混呢？要是自己德行夠了，國家治理好了，小人都滾蛋了，誠意也滿滿了，人家說不定自己就跑來主動效力了，哪還會請都請不來呢！荀子說：“抓蟬的人，隻要把火點亮點，搖搖樹就行；火不亮，光搖樹也冇用。現在的皇帝要是能讓自己德行閃耀，天下人自然就會像蟬飛向亮火一樣歸附。”有些皇帝覺得請不來人很冇麵子，就用高官厚祿誘惑，用嚴刑峻法威脅。要是對方真是君子，人家纔不稀罕官位，也不怕刑罰，根本就請不來；能請來的，都是貪圖官位、害怕刑罰的人，這種人有啥值得看重的呢！還有那種在家裡孝順友愛，在鄉裡品行高尚，不隨便撈錢，不隨便當官，乾乾淨淨做人，安安穩穩過日子的人，雖然不能讓皇帝更牛、保護老百姓，但也是品德高尚的人。皇帝就該好好對待他們，讓他們順順利利實現自己的誌向。就像漢昭帝對待韓福，光武帝對待周黨那樣，鼓勵大家有廉恥之心，改善社會風氣，這樣就挺好，彆像範升那樣詆譭人家，也彆像張楷那樣對人家期望太高。至於那些裝模作樣求名聲，搞些稀奇古怪的事博眼球，不吃皇帝給的飯卻去搶小商小販的生意，看不上小官卻盯著卿相的位置，名聲和實際不搭邊，心裡想的和做的不一樣的人，那就是華士、少正卯那種人，能不被聖明的皇帝砍頭就不錯了，還請他們乾嘛！

這時候，朝廷又征召廣漢的楊厚、江夏的黃瓊。黃瓊，是黃香的兒子。楊厚來了之後，預言漢朝三百年後會有大麻煩，讓大家小心點，被封為議郎。黃瓊快到京城的時候，李固寫了封信提前給他，說：“君子覺得伯夷太狹隘，柳下惠太隨便。不狹隘也不隨便，在這兩者之間找平衡，這是聖賢之人安身立命很看重的。要是你真打算一輩子躲在山裡，學巢父、許由，那也冇啥問題；但要是想出來輔佐朝廷拯救百姓，現在就是好時候。從有人類以來，好的政策就少，亂七八糟的風俗倒不少，要是非得等堯舜那樣的好皇帝，那讀書人一輩子也冇機會實現理想了。常聽人說：‘太剛硬的東西容易折斷，太潔白的東西容易弄臟。’名氣太大，往往實際能力跟不上。最近魯陽的樊英被征召，剛來的時候，朝廷那是相當重視，就像請神仙一樣，雖然冇做出啥驚天動地的大事，但言行舉止也冇啥毛病；結果後來詆譭的話到處傳，名聲一下子就冇了，這不就是大家期望太高，名聲和實際差距太大嘛！所以現在大家都說‘那些隱士都是浪得虛名’。希望先生你能大展宏圖，讓大家心服口服，把這話給破了！”黃瓊到了之後，被封為議郎，後來慢慢升到尚書仆射。黃瓊以前跟著他爹在官府，對各種事務都很熟悉；後來自己當官，對官府的流程門兒清，在朝堂上討論事情，冇人能說得過他。還經常給皇帝上疏提建議，皇帝也經常采納。

李固，是李合的兒子，從小就愛學習，經常改名換姓，拄著柺杖趕著驢，揹著書箱去拜師，跑老遠求學，啥書都看，成了當時的大知識分子。每次到太學，偷偷跑去官府看望父母，不讓同學知道他是李合的兒子。

評論

永建二年的曆史記載，如同打開了一幅東漢中期社會的多棱鏡，既映照出邊疆戰事的起伏、朝堂人事的調整，更聚焦於士人群體的價值選擇與時代困境，其中蘊含的權力邏輯與人性掙紮，至今仍引人深思。

邊疆攻防的“勝負悖論”

這一年的邊疆局勢呈現出矛盾的兩麵性。一方麵，中郎將張國、烏桓校尉耿曄接連擊敗鮮卑，甚至迫使三萬鮮卑人投降，顯示出東漢對北方部族仍有一定威懾力；另一方麵，班勇征焉耆的事件卻暴露了軍事勝利背後的製度性荒誕。班勇與張朗約定共擊焉耆，張朗因自身有罪而急於邀功，擅自提前出兵受降，最終得以贖罪，而按約行事的班勇反倒因“後期”入獄免官。這種“有功者受罰、投機者免責”的結局，徹底顛覆了軍功製度的公正性——當規則可以被權力和私心隨意踐踏，軍人的忠誠與執行力便失去了意義，邊疆的暫時安定也淪為脆弱的表象。

朝堂人事與士風的鏡像

太尉朱寵、司徒朱倀被免，劉光、許敬接任，看似常規的人事變動，卻暗藏對“亂世清流”的微妙推崇。許敬在竇、鄧、閻氏專權時“無所屈撓”，且未像其他士大夫那樣“染汙”，這種在權力漩渦中保持操守的特質，成為他被重用的關鍵。這一細節揭示了東漢中期士大夫群體的分化：一部分人在權貴麵前屈膝，另一部分人則堅守底線，而後者雖屬少數，卻仍是朝堂試圖維繫道德體麵的象征。

然而，樊英的登場與爭議，更深刻地反映了士風的困境。樊英以“隱士”身份聞名天下，被皇帝以重禮征召，卻在入朝後“應對無奇謀深策”，令眾人失望。張楷批評他“進退無所據”，恰是點破了當時一部分隱士的虛偽性——他們以“清高”博取名聲，卻在真正需要擔當之時暴露無能，甚至淪為“釣奇驚俗”的表演者。司馬光對此的評論尤為尖銳：君主征召隱士，應是為其“尊主庇民”之能，而非虛名；若隱士僅以清修自守，君主可褒獎其誌，卻不必強求從政；至於那些“名實相反”的偽隱士，本就不配被征召。這一觀點直擊東漢後期“隱逸文化”的異化——當隱逸成為沽名釣譽的工具，士人群體的精神內核便已空心化。

黃瓊與李固：清流的突圍嘗試

與樊英形成對比的，是黃瓊與李固的選擇。李固在給黃瓊的信中直言“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勸他不必追求極致的清高，而要在“不夷不惠”的中道中實現“輔政濟民”的抱負。這一主張打破了“要麼歸隱、要麼同流合汙”的二元對立，為士大夫提供了第三條道路：既不放棄原則，也不逃避責任，在現實框架內積極作為。黃瓊入朝後“達練官曹，爭議朝堂”，正是踐行了這一理念——他熟悉政務，敢於發聲，將名聲轉化為實際的政治影響力，成為清流士大夫“務實化”的典範。

李固本人“改易姓名、負笈求學”，甚至隱瞞父親身份以免被特殊對待，更體現了真正士人的自律與追求。他拒絕依靠門第，堅持以學識立身，這種對“獨立人格”的堅守，恰是東漢後期士風頹靡中最珍貴的亮色。

曆史的暗流：理想與現實的撕扯

永建二年的種種事件，本質上是東漢王朝“理想政治”與“現實權力”碰撞的縮影。皇帝試圖通過征召隱士彰顯求賢姿態，卻難掩朝堂規則的崩壞；士大夫渴望堅守道德，卻不得不麵對“守道則失意、妥協則失節”的兩難；邊疆的勝敗不僅取決於軍事力量，更受製於官僚體係的腐敗。黃瓊與李固的努力，雖為黑暗中的微光，卻難以逆轉整體的下滑趨勢——當“虛名”比“實績”更受重視，當“投機”比“忠誠”更易獲利，這個王朝的根基已在無形中斷裂。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一年的曆史恰是東漢中後期的預演：邊疆隱患持續發酵，士大夫的抗爭漸成徒勞，而那些被製度催生的虛偽與荒誕，終將在時間的積累中，釀成更大的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