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76章 漢紀四十二 孝安皇帝上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辛酉年），春天的時候，護羌校尉馬賢把盧怱叫來直接給砍了，然後派兵去揍盧怱的族人，斬獲了兩千多敵人，忍良等人嚇得逃出了塞外。

與此同時，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帶著兵去攻打高句麗。高句麗王宮派他兒子遂成假裝投降，結果趁機偷襲玄菟和遼東，把漢軍打得夠嗆，死傷兩千多人。

二月，皇太後鄧氏生病臥床，癸亥這天，皇帝大赦天下。到了三月癸巳，皇太後鄧氏去世。還冇來得及大殮，皇帝就重申之前的命令，封鄧騭為上蔡侯，給予特進的地位。丙午日，安葬了和熹皇後鄧氏。鄧太後掌權這些年，又是水災旱災，又是外族入侵、盜賊內亂，她隻要一聽說百姓捱餓，常常整夜睡不著覺，還親自減少自己的用度來救災，所以後來天下又太平了，收成也變好了。皇帝開始親政後，尚書陳忠推薦了一些隱士和正直的人，像潁川的杜根、平原的成翊世這些人，皇帝都任用了。陳忠是陳寵的兒子。當初鄧太後掌權的時候，杜根是個郎中，他和同事一起上書說：“皇帝長大了，該自己處理政事啦。”太後一聽就火大，讓人把他們裝進絲綢袋子，在殿上活活摔打，然後拉到城外。杜根竟然甦醒過來，太後派人檢視，他就裝死，三天眼睛裡都生蛆了，這才得以逃脫，在宜城山裡一家酒館當夥計，一躲就是十五年。成翊世作為郡裡的小吏，也因為勸太後歸政給皇帝而獲罪。皇帝親政後，把他們都征召到公車府，任命杜根為侍禦史，成翊世為尚書郎。有人問杜根：“你當年遭難，天下人都覺得你做得對，認識的熟人也不少，為啥要把自己搞得這麼慘呢？”杜根說：“在民間活動，很難做到完全不被髮現，萬一被髮現了，災禍就會連累親友，所以不能冒險啊。”

戊申日，皇帝追尊自己的老爹清河孝王為孝德皇，老媽左氏為孝德後，奶奶宋貴人為敬隱後。當年，長樂太仆蔡倫受竇太後指使，誣陷宋貴人，現在皇帝下令讓蔡倫自己去廷尉那兒受審，蔡倫隻好喝藥自殺了。

夏天四月，高句麗又聯合鮮卑入侵遼東，蔡諷帶兵追到新昌，結果戰死了。他手下的功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為了保護他，也都死在了戰場上。

丁巳日，皇帝尊自己的親媽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甲子日，樂成王劉萇因為驕縱淫亂、違法亂紀，被降為蕪湖侯。

己巳日，皇帝下令讓公卿到郡國守相，每人推薦一個有道德學問的人。尚書陳忠覺得，詔書既然鼓勵大家諫言，肯定會有很多人言辭激烈，皇帝可能容不下，就提前上疏給皇帝打預防針，說：“我聽說賢明的君主胸懷寬廣，能接納尖銳直接的建議，忠誠的臣子敢於直言，不怕逆耳的話。就像當年漢高祖能接受周昌說他像桀、紂，漢文帝讚賞袁盎批評他把人變成‘人彘’的說法，漢武帝采納東方朔對宣室的規諫，漢元帝容忍薛廣德以自殺相逼的諫言。現在陛下英明下詔，推崇高宗的品德，發揚宋景的誠意，敢於自我批評，向群臣谘詢。大臣們看到杜根、成翊世剛被表彰錄用，在朝堂上嶄露頭角，肯定會跟風響應，爭著說直話。要是有人提出好的計謀策略，應該馬上采納；要是有人見識短淺，胡亂指責，就算話難聽，不符合事實，也應該寬容對待，展示聖朝冇有忌諱的美德；要是有道德學問高的人回答問題出色，應該格外留意，破格提拔，拓寬直言進諫的道路。”皇帝看了奏疏後，下詔任命有道高第的沛國人施延為侍中。

還有個叫薛包的，是汝南人，他從小就品行高尚。他爹娶了後媽後就討厭他，要把他趕出去。薛包日夜哭泣，不肯走，被打得冇辦法，隻好在屋子外麵搭個棚子住，每天早上還進屋打掃。他爹更生氣，又趕他，他就到裡巷門口搭棚子住，早晚侍奉從未間斷。過了一年多，他父母都覺得慚愧，又把他接了回去。父母去世後，弟弟要求分財產分開過。薛包冇辦法，就平分了財產，挑老的奴婢，說：“他們跟我共事很久了，你們使喚不了。”選荒蕪破舊的田地房屋，說：“這是我小時候打理的，有感情。”挑破舊的器物，說：“這些是我一直用的，習慣了。”弟弟幾次把家產敗光，薛包總是又救濟他。皇帝聽說了他的名聲，派公車專門去請他，來了後任命他為侍中。薛包拚死請求回家，皇帝下詔準許他告老還鄉，還像對待毛義一樣禮遇他。

皇帝小時候被誇聰明，所以鄧太後才立他為帝。可皇帝長大後，品行不咋樣，漸漸讓太後不滿意。皇帝的奶媽王聖察覺到了這點。太後把濟北王、河間王的兒子召到京城，河間王的兒子劉冀長得帥，太後覺得他不一般，就讓他做平原懷王的後嗣，留在京城。王聖看到太後一直不歸政給皇帝，擔心皇帝被廢，就經常和中黃門李閏、江京在皇帝身邊說太後壞話，皇帝心裡又氣又怕。太後去世後，之前受過罰的宮女心懷怨恨，就誣告太後的兄弟鄧悝、鄧弘、鄧閶曾經跟尚書鄧訪商量廢掉皇帝的事，想立平原王為帝。皇帝聽說後，氣得不行，讓有關部門彈劾鄧悝等人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於是把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鄧忠、陽安侯鄧珍、都鄉侯甫德都貶為平民，鄧騭因為冇參與謀劃，隻是免去特進的職位，遣回封國；鄧氏宗族的人都被免官，回到老家，鄧騭等人的財產田宅都被冇收。鄧訪和他的家人被流放到偏遠郡縣，在郡縣官員的逼迫下，廣宗和鄧忠都自殺了。又把鄧騭改封為羅侯；五月庚辰日，鄧騭和兒子鄧鳳絕食而死。鄧騭的堂弟河南尹鄧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鄧遵、將作大匠鄧暢也都自殺了；隻有廣德兄弟因為母親和閻皇後是親姐妹，得以留在京城。朝廷又任命耿夔為度遼將軍，征召樂安侯鄧康為太仆。丙申日，把平原王劉冀貶為都鄉侯，打發回河間。劉冀從此謝絕賓客，閉門不出，這才躲過一劫。

當年鄧太後剛被立為皇後的時候，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想和司空陳寵一起上奏追封太後的父親鄧訓，陳寵認為以前冇有這種上奏請求的先例，為此爭論了好幾天。等鄧訓追加封諡後，張禹、徐防又約陳寵一起派兒子給虎賁中郎將鄧騭送禮表示祝賀，陳寵冇答應，所以陳寵的兒子陳忠在鄧氏家族那兒一直不得誌。鄧騭等人倒台後，陳忠當了尚書，多次上疏誣陷鄧氏，坐實他們的罪名。大司農朱寵痛心鄧騭無罪卻遭此大禍，就袒露上身，拉著棺材上疏說：“和熹皇後品德高尚，堪比漢文帝的母親。她的兄弟們忠孝兩全，一心為國，讓宗廟有主，王室得以依靠。他們功成身退，讓出封國和職位，曆代外戚都比不上他們，本應享受積善謙虛帶來的福佑。卻被宮女的片麵之詞陷害，那些人巧言令色、陰險狡詐，擾亂國家。鄧騭等人的罪名冇有證據，也未經審訊，就遭受如此殘酷的刑罰，一門七人都死於非命，屍骸四處散落，冤魂無法安息，真是違背天理，讓人痛心，天下人都為此感到喪氣。應該把他們的屍骨收回來安葬，撫養他們的遺孤，讓鄧氏家族延續香火，來告慰亡靈。”朱寵知道自己言辭激烈，主動到廷尉那裡請罪；陳忠又彈劾朱寵，皇帝下詔免去朱寵的官職，讓他回老家。很多老百姓都覺得鄧騭冤枉，皇帝後來也有所醒悟，就責備了相關州郡，把鄧騭等人葬在北芒山，他們的堂兄弟們也都能回到京城。

評論

建光元年的曆史記載，集中展現了東漢安帝親政初期的權力洗牌、邊疆動盪與統治倫理的衝突，是東漢中期政治轉折的關鍵節點。

權力更迭：從外戚專權到反戈清算

鄧太後去世後，安帝親政引發的權力地震是本年度核心事件，暴露出東漢外戚政治的殘酷性：

鄧氏集團的崩塌：鄧太後臨朝時，鄧氏外戚（鄧騭、鄧遵等）掌控軍政大權，雖有“忠孝憂國”“功成身退”的評價（如朱寵所言），但在皇權與外戚的天然矛盾下，最終成為安帝鞏固權力的犧牲品。宮人誣告“謀立平原王”僅是導火索，深層原因是安帝對太後長期掌權的積怨，以及乳母王聖、宦官李閏等近臣的挑唆。清算手段極其酷烈——一門七人非正常死亡，宗族被免官、財產冇收，即便“不與謀”的鄧騭也被逼迫自儘，儘顯政治鬥爭的血腥。

清算背後的權力邏輯：安帝藉助對鄧氏的打擊，將權力收歸己手，同時提拔陳忠（因父陳寵與鄧氏不和）等“反鄧派”，並通過追尊生父清河孝王、貶黜平原王翼等操作，重構皇權合法性。但這種清算缺乏法理依據（“罪無申證，獄不訊鞫”），不僅寒了朝臣之心，更開啟了“外戚失勢即遭滅族”的惡劣先例，為後續宦官、外戚交替專權埋下隱患。

輿論的反彈與帝王的妥協：大司農朱寵“肉袒輿櫬”死諫，以及“眾庶多為騭稱枉”，反映出鄧氏並非全無民心；安帝最終“還葬騭等於北芒”，雖屬無奈妥協，卻也暴露其統治基礎的薄弱——既想專權，又不得不顧忌輿論壓力。

邊疆危機的持續惡化

本年度的民族衝突呈現“多點爆發、愈演愈烈”的態勢：

羌亂未平：護羌校尉馬賢斬殺盧怱，卻未能平定羌人反抗，忍良等亡出塞後仍為邊患。單純依靠軍事鎮壓和內部離間（如此前利用羌人刺殺首領），始終無法解決羌人與漢朝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劇仇恨，成為消耗國力的“無底洞”。

東北邊患升級：高句麗聯合鮮卑兩度入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死，功曹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護主，可見戰況之慘烈。這標誌著東北部族已從零星騷擾升級為有組織的軍事行動，東漢東北防線瀕臨崩潰。

治理失效的共性：無論是羌人還是高句麗，其反叛均與官府壓迫、民族矛盾積累相關，但朝廷始終缺乏係統性解決方案，僅能被動應對，反映出邊疆治理能力的全麵衰退。

政治倫理與製度的區域性調整

諫言製度的鬆動：安帝下令“公卿至郡國守相各舉有道之士”，尚書陳忠藉機上疏，主張“廣直言之路”，建議寬容“切直之謀”，甚至包容“妄有譏刺”之言。這一舉措既是對鄧太後時期鉗製言論的修正，也試圖通過納諫塑造“仁君”形象。施延、薛包等人被征召，表麵是表彰“有道”，實則是朝廷籠絡士心的手段。

儒家倫理的實踐與困境：薛包的“至行”（孝親、讓財）被朝廷推崇，體現儒家倫理對政治的滲透；但這種個人道德的表彰，與朝堂上的酷烈鬥爭形成鮮明對比，暴露了“以禮治國”口號與政治現實的割裂——朝廷宣揚孝道，卻對鄧氏宗族趕儘殺絕；倡導“直諫”，卻縱容誣告構陷。

宦官勢力的抬頭：乳母王聖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後於帝”，成為扳倒鄧氏的關鍵力量，標誌著宦官（及外戚之外的近臣）開始介入核心權力鬥爭。這一趨勢若持續，將打破外戚專權的格局，演變為宦官、外戚交替亂政的惡性循環。

建光元年是東漢政治的“轉折點”：鄧氏倒台標誌著外戚專權的暫時落幕，卻未能迎來清明政治，反而因清算擴大化、宦官乾政萌芽、邊疆危機深化，加速了統治體係的腐朽。安帝親政後的一係列操作，看似在強化皇權，實則暴露了其缺乏政治遠見、依賴近臣、縱容酷法的缺陷。正如陳忠所言，“仁君當納切直之謀”，但安帝的所作所為，更像是在權力鬥爭中發泄私憤，而非著眼於王朝長治久安。此時的東漢，已顯露“由衰而亂”的清晰軌跡——外戚、宦官、朝臣的內鬥，疊加邊疆動盪與民生凋敝，最終將把帝國推向崩潰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