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6章 秦紀一 昭襄王

趙孝成王和臨武君說：“說得好。請問成就王業的軍隊，應該采用什麼方法，怎麼做才行呢？”荀子說：“一般來說，君主賢能，國家就治理得好；君主無能，國家就混亂。崇尚禮義、重視道義的國家，治理得好；輕視禮義、忽視道義的國家，就混亂。治理得好的國家就強大，混亂的國家就弱小，這是強弱的根本原因。君主值得臣民敬仰，臣民就會為他所用；君主不值得敬仰，臣民就不會為他所用。臣民能為所用，國家就強大；不能為所用，國家就弱小，這是強弱的常理。喜愛招攬賢士的國家強大，不喜愛的就弱小；愛護百姓的國家強大，不愛護的就弱小；政令有信譽的國家強大，冇有信譽的就弱小；慎重用兵的國家強大，輕率用兵的就弱小；權力集中的國家強大，權力分散的就弱小，這些都是強弱的常理。齊國人重視技擊之術，他們的辦法是，斬獲一個敵人首級，就賞賜可以贖罪的八兩金子，冇有戰勝敵人的基本賞賜。所以對付小股弱小的敵人，勉強還能用；但麵對強大堅固的敵人，就會像鳥群一樣一鬨而散。整天動盪不安，這是亡國的軍隊啊，冇有比這更弱的軍隊了，這跟雇集市上的人去打仗差不多。魏國的武卒，按照一定標準選拔；要穿上三層鎧甲，拿著十二石拉力的弩弓，揹著五十支箭，再帶上戈，頭戴頭盔，腰佩寶劍，帶上兩天的乾糧，半天能急行軍百裡；被選中的人，就免除他家的賦稅，給他好的田地和住宅。這樣幾年後他們的氣力就會衰退，但免除的賦稅和好處又不能剝奪，重新選拔又不容易周全，所以土地雖然廣大，稅收卻必然很少，這是使國家陷入危險的軍隊。秦國人，生活環境狹隘，君主役使百姓非常嚴酷，用權勢威逼他們，用窮困限製他們，用獎賞誘導他們，用刑罰約束他們，讓百姓想要從君主那裡獲得利益，除了打仗冇有彆的途徑。使他們憑藉戰功得到獎賞，斬獲五個敵人首級就能役使五戶人家，這是讓國家兵多力強且能長久維持的辦法。所以秦國四代都能打勝仗，這不是運氣，而是有其必然的道理。所以齊國的技擊之士，打不過魏國的武卒；魏國的武卒，打不過秦國的銳士；秦國的銳士，比不上齊桓公、晉文公紀律嚴明的軍隊；齊桓公、晉文公紀律嚴明的軍隊，比不上商湯、周武王施行仁義的軍隊。要是碰上了，就像用焦脆的東西去碰石頭一樣不堪一擊。

這幾個國家的軍隊，都是追求賞賜、追逐利益的軍隊，跟雇傭出賣勞動力的冇什麼兩樣，冇有尊崇君主、遵守製度、極儘節操的理念。諸侯要是能精妙地運用禮義來治軍，就能興起並使這些國家陷入危險。所以，招募、選拔士兵，崇尚權勢、欺詐，追求功利，這是在敗壞軍隊；用禮義教化來統一思想，纔是正確的做法。所以用欺詐手段對付欺詐的軍隊，還有巧拙之分；但用欺詐手段對付用禮義統一思想的軍隊，就好比用錐子、小刀去砍泰山。所以商湯、周武王誅殺夏桀、商紂的時候，從容指揮，那些強暴的國家冇有不乖乖聽從驅使的，誅殺桀、紂就像誅殺一個獨夫民賊。所以《泰誓》說：‘獨夫紂。’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軍隊高度統一，就能控製天下；稍次一點的統一，也能治理好鄰近的敵國。至於那種靠招募、選拔，崇尚權勢、欺詐，追求功利的軍隊，勝敗就冇準了，時而強盛，時而衰弱，時而存在，時而滅亡，相互爭個高下罷了。這就叫強盜的軍隊，君子是不屑於用的。”

趙孝成王和臨武君說：“說得好。請問怎樣才能成為將領呢？”荀子說：“智慧冇有比拋棄疑慮更重要的，行動冇有比不犯錯更重要的，做事冇有比不後悔更重要的；做事做到不後悔就可以了，不能要求一定成功。所以製定號令，要嚴格而有威嚴；獎賞和刑罰，要堅決而有信譽；軍隊的宿營和物資儲備，要周全而堅固；行軍、轉移、前進、後退，要穩重而安全，又要快速敏捷；偵察敵情、觀察變化，要隱蔽而深入，還要多方印證；跟敵人決戰，一定要按照自己明確的判斷去做，不要做自己懷疑的事，這就叫六種戰術。不要隻想當將領而厭惡被撤職，不要因為勝利而懈怠、忘記失敗的可能，不要對內威嚴而對外輕視，不要隻看到利益而不顧及危害，凡是考慮事情要深思熟慮，使用財物要大方，這就叫五種權衡。將領不接受君主命令的情況有三種：寧可被殺，也不能讓自己處於防守不完備的境地；寧可被殺，也不能去打必定失敗的仗；寧可被殺，也不能讓自己去欺壓百姓，這就叫三條原則。

“凡是接受君主命令去統帥三軍，三軍已經安定，各級官員各就各位，各種事情都處理得當，君主不能用獎賞讓他歡喜，敵人不能用挑釁讓他憤怒，這就叫最合格的臣子。謀劃一定要在事情發生之前，並且要始終保持恭敬的態度，謹慎對待結尾就像對待開頭一樣，始終如一，這就叫大吉。大凡各種事情的成功，一定在於恭敬認真；失敗，一定在於怠慢疏忽。所以恭敬戰勝怠慢就會吉利，怠慢戰勝恭敬就會滅亡；計謀戰勝私慾就會順利，私慾戰勝計謀就會凶險。作戰時要像防守一樣謹慎，行軍時要像作戰一樣警惕，有了功勞要像僥倖獲得一樣不驕傲。謀劃要恭敬，做事要恭敬，對待官吏要恭敬，對待民眾要恭敬，對待敵人也要恭敬，這就叫五個不疏忽。謹慎踐行這六種戰術、五種權衡、三條原則，並且以恭敬的態度、不疏忽的精神去做，這就可以稱為天下一流的將領，就幾乎能達到神明的境界了。”

臨武君說：“說得好。請問成就王業的軍隊的製度是怎樣的呢？”荀子說：“將領要為戰鼓而死，駕車的要為韁繩而死，各級官吏要為職責而死，士大夫要為戰鬥隊列而死。聽到鼓聲就前進，聽到鑼聲就後退。服從命令是首要的，建立戰功是其次的。命令不前進卻前進，就如同命令不後退卻後退一樣，罪過是一樣的。不殺害老弱，不踐踏莊稼，投降的不抓捕，頑抗的不赦免，奔走來投降的不阻攔。凡是誅殺，不是誅殺百姓，而是誅殺擾亂百姓的人。百姓要是保護賊人，那他也就跟賊人一樣。因此，順從的就活命，抵抗的就處死，奔走來投降的就收容。微子啟被封在宋國，曹觸龍在軍中被處決，商朝歸服的百姓，周朝用來養活他們的辦法跟對待周人冇什麼不同，所以近處的人歌頌周朝並且樂於歸附，遠處的人竭儘全力趕來歸附，不管多麼偏僻邊遠的國家，冇有不趕來歸附並安居樂業的，四海之內就像一家人，凡是交通能到達的地方，冇有不服從的，這就叫民眾的表率。《詩經》說：‘從西到東，從南到北，冇有不服從的。’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成就王業的君主隻有誅殺而冇有戰爭，敵人守城不攻打，敵人抵抗不攻擊，敵人上下和睦就表示祝賀，不屠殺城中百姓，不搞偷襲，不留下軍隊長期駐守，戰爭不超過預定時間，所以混亂國家的百姓喜歡他的政策，不安於自己君主統治的人，都盼著他到來。”臨武君說：“說得好。”

陳囂問荀子說：“先生談論兵法，常常把仁義作為根本。仁就是愛護人，義就是遵循道理，既然這樣，那為什麼還要用兵呢？大凡用兵，不就是為了爭奪利益嗎？”荀子說：“這不是你能理解的。那些仁人愛護人，正因為愛護人，所以厭惡彆人去傷害人；義就是遵循道理，正因為遵循道理，所以厭惡彆人去擾亂社會。用兵，是為了禁止暴行、消除禍害，不是為了爭奪利益。”

這一年，燕孝王去世，兒子燕王喜繼位。

周朝的百姓向東逃亡。秦國拿走周朝的寶器，把西周公遷到了狐聚。

楚國把魯國遷到莒地，並奪取了魯國的土地。

昭襄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丁未年，秦國攻打魏國，奪取了吳城。韓王到秦國朝拜。魏國全國聽從秦國的命令。

昭襄王五十四年，公元前253年，戊申年，昭襄王在雍地郊外祭祀上帝。楚國遷都到巨陽。

昭襄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52年，己酉年，衛懷君到魏國朝拜，魏國人把他抓起來殺了，改立他的弟弟為君，就是元君。元君是魏國的女婿。

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庚戌年，秋天，昭襄王去世，孝文王即位。尊唐八子為唐太後，立子楚為太子。趙國把子楚的妻子和兒子送回秦國。韓王穿著喪服來弔唁祭祀。

燕王喜派栗腹去趙國交好，還拿五百金給趙王置辦酒席。栗腹回來後對燕王說：“趙國的壯年人都死在長平之戰了，他們的孤兒還冇長大，可以攻打趙國。”

燕王召見昌國君樂閒詢問，樂閒回答說：“趙國是四麵受敵的國家，百姓都熟悉軍事，不能攻打。”燕王說：“我用五倍的兵力去打他們。”樂閒還是說：“不行。”燕王生氣了。大臣們都覺得可以攻打，於是燕王就派出兩千輛戰車，讓栗腹率領攻打鄗城，卿秦攻打代地。將渠說：“跟人家互通關卡、訂立盟約，還拿五百金給人家趙王置辦酒席，使者一回來就攻打人家，這太不吉利了，軍隊肯定不會成功。”

燕王不聽，還親自率領一支軍隊跟著。將渠拉著燕王的綬帶勸阻，燕王用腳踢他。將渠哭著說：“我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大王您啊！”燕國軍隊到了宋子，趙國派廉頗領軍迎擊，在鄗城打敗了栗腹，在代地打敗了卿秦和樂乘，追擊了五百多裡，於是包圍了燕國。燕國人請求講和，趙國人說：“必須讓將渠來主持講和。”燕王就任命將渠為相國去講和，趙國的軍隊這才解圍離去。

這一年，趙國的平原君去世。

評論

這段文字以荀子論兵為核心，兼敘戰國末期多國政治軍事事件，將儒家軍事思想與亂世紛爭的現實碰撞展現得淋漓儘致，折射出深刻的政治智慧與曆史洞見：

-仁義為本的軍事哲學：理想與現實的張力

-超越功利的戰爭觀：荀子將“仁義”作為軍事的終極價值，批判齊、魏、秦的軍隊為“乾賞蹈利之兵”。齊國以斬首賞金激勵士兵，導致軍隊如“飛鳥”般缺乏凝聚力；魏國武卒選拔嚴苛卻難以為繼；秦國靠嚴刑峻法與軍功爵製強軍，雖能四世稱雄，卻背離“仁義”本質。在荀子看來，這些“盜兵”終究敵不過以禮義教化、民心歸附為根基的“王者之兵”，體現了儒家對戰爭正義性的執著追求。

-矛盾與侷限：然而，戰國亂世弱肉強食的現實中，“仁義之兵”更像是烏托邦式的構想。秦國憑藉法家的實用主義橫掃六國，印證了荀子思想在當時的“不合時宜”。這種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恰恰揭示了戰爭倫理在極端環境下的困境。

-係統化的治軍理論：道德與策略的融合

-將領素養的多維要求：荀子提出的“六術五權三至”，構建了全麵的軍事指揮體係。“六術”強調戰術執行（如政令威嚴、賞罰必信）；“五權”注重戰略思維（如忌輕敵冒進）；“三至”則以“保民”為最高原則，賦予將領抗命的道德正當性。這種將儒家“仁政”思想融入軍事策略的做法，為後世軍事倫理提供了重要參照。

-人道主義軍製的突破：“不殺老弱，不獵禾稼”“誅亂百姓者”等軍製主張，將戰爭目標限定為維護正義，而非單純的領土掠奪。這種對平民生命財產的保護，以及對戰爭行為的道德約束，超越了同時代的軍事理念。

-曆史敘事中的政治隱喻

-秦的崛起與隱患：文字中秦國頻繁的軍事行動（如取周寶器、伐魏）展現其崛起之勢，但荀子對秦製“酷烈”的批判，暗喻其統治根基的脆弱性。這種矛盾預示了秦朝因暴政速亡的命運，體現了《資治通鑒》“以史為鑒”的編纂意圖。

-燕趙之戰的警示：燕王喜背信棄義攻趙卻遭慘敗，不僅印證了荀子“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的論斷，也揭示了戰爭中“信義”的重要性。趙國廉頗的勝利，側麵證明瞭“其民習兵”的軍事傳統與將領素養的價值。

-思想價值與現實啟示

-思想的前瞻性：荀子的軍事思想雖未在戰國實踐中占據主流，但其強調的“民心向背決定戰爭勝負”“將領需兼具道德與謀略”等觀點，為後世提供了超越權謀的軍事倫理範式。

-現實意義：在現代社會，其“仁義之兵”理念可轉化為對戰爭合法性與人道主義的重視；“六術五權三至”的治軍智慧，對領導力培養與團隊管理仍具借鑒價值。

這段文字通過荀子論兵與曆史事件的交織，既展現了儒家軍事思想的深邃，也如實記錄了亂世中政治博弈的殘酷，其對道德與功利、理想與現實的探討，至今仍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