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57章 漢紀三十九 肅宗孝章皇帝下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戊子年）

春天，正月，濟南王劉康、阜陵王劉延、中山王劉焉來京城朝見。章帝性格寬厚仁愛，非常重視親情，所以濟南王、中山王這兩位叔父，每次多次入朝，都特彆受到恩寵，而且各位兄弟也都留在京城，不打發他們回封國。章帝賞賜群臣的財物，超過了規定的製度，以至於倉庫錢財都空了。何敞給宋由上書說：“連年水旱災害，百姓冇有收成。涼州邊境一帶，家家都遭受災禍；中原內地各郡，公家和私人都財力匱乏。現在實在是應該減少膳食、節省用度的時候。國家的恩澤像天覆蓋、地承載一樣，但賞賜太過了，隻聽說年終臘祭的賞賜，從郎官往上，公卿、王侯往下，把國庫都掏空了，損耗國家資財。想想公家的用度，都是百姓的血汗。聖明的君主賞賜，應該有等級製度；忠臣接受賞賜，也應該有個限度。所以夏禹得到玄圭，周公得到束帛。現在您地位尊貴、責任重大，對上應當匡正國家綱紀，對下應當幫助百姓過上對上生活，怎麼能隻是無所作為、不違背旨意就算了呢！您應該先端正自己來給下麵的人做表率，退還得到的賞賜，趁機陳述得失，上奏讓王侯回到封國，解除對苑囿的禁令，節省不必要的開支，救濟撫卹窮困孤苦的人，這樣恩澤就能向下順暢傳達，百姓就會喜悅安樂了。”宋由冇有采納他的建議。尚書南陽人宋意上疏說：“陛下極為孝順，恩情深厚，以禮厚待寵愛諸王，把他們當作家人一樣，他們乘車能進入殿門，就座時不用叩拜，還把自己的美食分給他們，削減自己的膳食，賞賜非常優厚。劉康、劉焉有幸以旁支親屬的身份，享有大國的封邑，陛下對他們的恩寵超越了禮製，禮遇敬重也過頭了。按照《春秋》的大義，父輩、兄弟，在君主麵前冇有不稱臣的，這是為了使尊貴和卑賤各安其位，加強主乾、削弱枝葉。陛下德業興盛，應當成為萬世的典範，不應該因為私人恩情而損害上下的秩序，失去君臣之間正確的關係。另外，西平王劉羨等六位王爺，都已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屬官也配備齊全，應當早日前往封國，為子孫奠定基業；然而他們的宅第相互能望見，長期留在京城，驕橫奢侈，僭越本分，所受的恩寵和俸祿太多了。陛下應該割捨不忍心的感情，以大義斷絕私情，打發劉康、劉焉各自回到封國，讓劉羨等人趕緊抓住合適時機前往，以滿足眾人的期望。”章帝還冇來得及打發他們走。

壬辰日，章帝在章德前殿駕崩，年僅三十一歲。留下遺詔說：“不要修建寢廟，一切都依照先帝的製度。”

範曄評論說：魏文帝說漢明帝明察，漢章帝是忠厚長者。章帝一向瞭解人，厭惡漢明帝的苛刻，做事追求寬厚；侍奉明德太後，儘心儘力儘孝道；減輕徭役，簡化賦稅，百姓因此得到福澤；又用忠恕之道來行事，用禮樂製度來修飾。稱他為忠厚長者，不也很合適嗎！

太子即位，年僅十歲，尊竇皇後為皇太後。

三月丁酉日，按照遺詔改封西平王劉羨為陳王，六安王劉恭為彭城王。

癸卯日，將孝章皇帝安葬在敬陵。

南單於宣去世，單於長的弟弟屯屠何繼位，成為休蘭屍逐侯鞮單於。

太後臨朝聽政，竇憲憑藉侍中的身份，在宮內參與機密事務，對外宣佈詔令；他的弟弟竇篤擔任虎賁中郎將，竇篤的弟弟竇景、竇瓌都擔任中常侍，兄弟幾個都處在親近重要的位置。竇憲的門客崔駰寫信告誡竇憲說：“《傳》裡說：‘生來就富有的人容易驕縱，生來就尊貴的人容易傲慢。’生來富貴卻能不驕縱傲慢的人，還從來冇有過。現在您的恩寵和俸祿剛剛增多，百官都在觀察您的行為，您怎麼能不日夜努力，來保持長久的好名聲呢！以前馮野王憑藉外戚的身份擔任官職，被稱為賢臣；近代陰衛尉剋製自己，遵循禮製，最終得到很多福分。外戚之所以被當時的人指責，給後人留下過錯，大概是因為自滿而不謙遜，地位高但仁德不足。漢朝建立以後，一直到哀帝、平帝，外戚家族有二十家，能保全家族和自身的，隻有四家罷了。《尚書》說：‘以殷商為借鑒，’能不謹慎嗎！”

庚戌日，皇太後下詔：“任命原太尉鄧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主管尚書事務，百官各守其職，聽從他的指揮。”竇憲因為鄧彪有仁義謙讓的品德，是先帝敬重的人，而且為人仁厚隨和，所以尊崇他。竇憲有所行動，總是在外讓鄧彪上奏，在內告訴太後，事情冇有不被聽從的。鄧彪在位，隻是修養自身而已，對竇憲的行為不能有所糾正。竇憲性格果斷急躁，哪怕是極小的仇怨，他都會報複。永平年間，謁者韓紆審理彈劾竇憲父親竇勳的案件，竇憲就指使門客斬殺韓紆的兒子，用他的頭來祭奠竇勳的墳墓。

癸亥日，陳王劉羨、彭城王劉恭、樂成王劉黨、下邳王劉衍、梁王劉暢開始前往封國。

夏天，四月戊寅日，按照遺詔廢除郡國對鹽鐵的禁令，任憑百姓煮鹽鑄鐵。

評論

章和二年是東漢中期的重要轉折點，章帝駕崩與竇氏外戚掌權的交替，不僅濃縮了權力更迭的戲劇性，更暴露了帝國治理的深層矛盾，其曆史啟示可從以下層麵解讀：

“寬仁”與“失度”：章帝統治的雙重遺產

章帝以“長者”著稱，其“事從寬厚”“平徭簡賦”確實緩解了明帝時期的苛切，贏得民心；但對宗室的過度恩寵——允許濟南王、中山王久留京師，賞賜無度至“倉帑為虛”，卻違背了“強乾弱枝”的政治原則。宋意直言“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點出了問題核心：帝王的“寬仁”若缺乏製度約束，會異化為“失度”。

章帝的統治印證了一個規律：治國需“寬嚴相濟”。他摒棄明帝的“苛切”，卻走向“縱容”，導致宗室驕奢、財政空虛，為後續外戚專權埋下隱患。範曄稱其“長者”，既是肯定其仁厚，也暗含對其治政“失於軟弱”的委婉批評。這種“仁而無斷”的執政風格，警示後世：“寬仁”不等於“無原則妥協”，良好治理需以製度剛性為基礎。

權力真空下的外戚擅權：竇氏崛起的必然性

章帝猝逝後，十歲的太子即位，皇太後臨朝成為權力過渡的常規操作，但竇憲兄弟“內乾機密、外掌誥命”，借“親要之地”壟斷權力，標誌著東漢外戚專權的再次抬頭。崔駰警告“生富貴而能不驕慠者未之有也”，並以“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者四”的曆史教訓警示，卻未能阻止竇憲的專橫——他不僅操控太傅鄧彪為傀儡，更私斬韓紆之子報複舊怨，視國法如無物。

這一過程揭示了皇權繼承製度的致命缺陷：幼主即位必然導致權力真空，而外戚作為“太後近屬”，天然具備填補真空的優勢。東漢的“外戚-宦官”循環，本質上是皇權缺乏製度化製衡的產物。竇氏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專製體製下“權力失衡”的必然結果，這對理解中國古代“家天下”的治理困境具有典型意義。

“罷鹽鐵禁”的爭議：政策調整的利弊之辯

章帝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看似是“還利於民”的寬政，實則可能是對財政困境的無奈應對——鹽鐵專營本是漢代重要財源，此時放棄，或因國庫空虛難以維持專賣體係。這一政策調整反映了中央與地方的經濟博弈：放開私營可能短期刺激生產，但也會導致財政收入流失、地方豪強壟斷資源，長遠看不利於中央集權。

後世對“鹽鐵官營”的爭議，核心在於“政府調控”與“市場自由”的平衡。章和二年的“罷禁”，雖未明確記載其效果，卻為後世提供了案例：重大經濟政策的調整，需兼顧短期民生與長期國家能力，盲目“放任”或“壟斷”均非良策。

官僚體係的“失語”與“清醒”：何敞、宋意的抗爭與侷限

麵對財政危機與宗室逾製，何敞建議“還所賜、遣王侯就國、節省浮費”，宋意直言“割情斷恩”以正綱紀，展現了士大夫的政治清醒。但何敞的奏記被宋由擱置，宋意的上疏未被章帝采納，反映出官僚體係對皇權的依附性：即便有識之士看穿問題，若無帝王支援，仍難撼動既得利益。

這種“清醒者無力”的困境，是專製體製下的常態。何敞、宋意的抗爭雖未成功，卻堅守了“以道事君”的儒家理念，為後世士大夫樹立了“敢言”的榜樣。他們的遭遇也提示：製度的改進，既需要“敢言者”，更需要能容納“不同意見”的機製。

“薄葬”遺詔的象征意義：帝王對“身後名”的理性認知

章帝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製”，延續了光武、明帝的薄葬傳統，與漢初帝王厚葬形成對比。這一決策不僅節省民力，更體現了對“形式主義”的摒棄——真正的“不朽”不在於陵墓規模，而在於治政功績。

章帝的薄葬選擇，在盛行“厚葬以顯孝”的古代，具有超越時代的理性。它警示後世：統治者的“遺產”不在物質奢華，而在民生福祉與製度根基，這一理念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章和二年的曆史，是東漢由盛轉衰的縮影：章帝的“寬仁”留下了民心，也留下了隱患；竇氏的擅權開啟了外戚專權的惡性循環；而士大夫的抗爭與無力，則預示了帝國治理的深層危機。這些矛盾的交織，為理解中國古代“盛世”與“危機”的轉換提供了典型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