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255章 漢紀三十九 肅宗孝章皇帝下

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丙戌年）

春天，正月丙申日，章帝到北方巡視，辛醜日，在懷縣舉行耕種儀式；二月乙醜日，章帝敕令侍禦史和司空說：“正值春天，我所經過的地方，不許砍伐殺戮。車要是能避讓就避讓，拉邊套的馬要是能解開就解開。”戊辰日，章帝到中山，出了長城；癸酉日，返回，到元氏；三月己卯日，到趙國；辛卯日，回到宮中。太尉鄭弘多次上書說侍中竇憲權勢太大，言辭非常懇切，竇憲因此很恨他。正好鄭弘上奏說竇憲的黨羽尚書張林、洛陽令楊光在任上貪汙殘暴。奏書呈上去後，有個官吏和楊光有交情，就把這事告訴了楊光，楊光又報告給竇憲。竇憲就上奏說鄭弘身為大臣，卻泄露機密事務，章帝就責備鄭弘。夏天，四月丙寅日，收回鄭弘的印綬。鄭弘自己到廷尉那裡請罪，章帝下詔把他放了出來，鄭弘趁機請求退休回鄉，章帝冇答應。鄭弘病重，上書謝罪說：“竇憲奸惡，罪行滔天，天下人都很疑惑，無論賢能還是平庸的人都厭惡他，都說‘竇憲用了什麼手段迷惑主上！當年王氏的災禍，現在還曆曆在目。’陛下身處天子的尊位，要保住萬世的帝業，卻聽信奸佞的臣子，不考慮國家存亡的關鍵；我雖然命不久矣，但死也不會忘記忠誠，希望陛下能懲處像四凶那樣的罪人，滿足人神共憤的心願！”章帝看了奏章，派醫生去給鄭弘看病，等醫生趕到，鄭弘已經去世。

朝廷任命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司空第五倫因為年老多病請求退休，五月丙子日，章帝賜策書罷免他，讓他以二千石的俸祿安享晚年。第五倫一心奉公，儘忠職守，談論事情從不模棱兩可。他生性誠實，不重文采，在任時以清正廉潔著稱。有人問第五倫：“您有私心嗎？”他回答說：“以前有人送我一匹千裡馬，我雖然冇接受，但每次三公選拔人才時，心裡總會想起這事，不過最終也冇有任用送馬的人。像這樣，難道能說冇有私心嗎！”

朝廷任命太仆袁安為司空。

秋天，八月乙醜日，章帝到安邑，參觀鹽池。九月，回到宮中。

燒當羌的迷吾又和弟弟號吾以及其他部落反叛。號吾先率輕兵入侵，進犯隴西邊界，督烽掾李章追擊，活捉了號吾，把他帶到郡裡。號吾說：“隻殺我一個，對羌人冇什麼損失；要是能放我活著回去，我一定讓所有羌人罷兵，不再侵犯邊塞。”隴西太守張紆就把他放了，羌人果然就此解散，各自回到原來的地方。迷吾退到黃河以北的歸義城。

疏勒王忠向康居王借兵，回來占據損中，派使者假裝向班超投降，班超知道他有奸計，卻假裝答應。忠帶著輕裝騎兵來見班超，班超把他殺了，趁機打敗他的部眾，西域南道於是暢通無阻。

楚許太後去世。章帝下詔改葬楚王劉英，追封爵位並諡號為楚厲侯。

章帝任命潁川人郭躬為廷尉。郭躬判決案件，大多秉持憐憫寬恕的原則，他梳理出四十一條可以從輕處理的重法條文，上奏朝廷，這些建議都被采納施行。

博士魯國人曹褒上疏，認為“應該製定禮儀製度，形成漢朝的禮儀規範”，太常巢堪認為“這是關乎一代的大典，不是曹褒能定下來的，不能答應。”章帝知道眾儒生拘泥守舊，很難和他們一起開創大業，而朝廷的禮儀製度，應該及時確立，就任命曹褒為侍中。玄武司馬班固認為“應該廣泛召集眾儒生，一起討論利弊得失。”章帝說：“俗話說：‘在路邊蓋房子，三年都蓋不成。’召集討論禮儀的人，就像聚在一起爭吵，互相產生疑慮分歧，連筆都下不了。以前堯創作《大章》，有一個夔就夠了。”

評論

元和三年的史事，集中展現了東漢中期權力博弈、治理智慧與製度探索的多重張力，其現代視角下的啟示可從以下維度解讀：

權力製衡的脆弱性：外戚專權與忠直之臣的悲劇

太尉鄭弘因彈劾竇憲及其黨羽遭報複，最終含恨而終，其臨終上書直指“竇憲奸惡”“信讒佞之臣”，揭示了東漢外戚專權的頑疾。鄭弘的遭遇並非個例，而是專製皇權下“忠言逆耳”的典型寫照——當權力缺乏有效約束，即便是位列三公的重臣，也難敵外戚勢力的傾軋。這一事件警示：權力失衡必然導致正義失語，而“防患於未然”的製度設計（如對外戚乾政的剛性約束），遠比事後的忠烈抗爭更具實際意義。

鄭弘的“死不忘忠”與竇憲的“權勢太盛”形成鮮明對比，也為後來竇氏家族的覆滅埋下伏筆，印證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曆史規律。

為官之“私”的辯證：第五倫的“坦誠自白”與廉政啟示

司空第五倫以“貞白”著稱，卻坦言麵對千裡馬饋贈時“心不能忘”，雖終未任用送禮者，卻承認自身“有私”。這種對人性弱點的坦誠，打破了“清官必無私”的絕對化認知——真正的廉政，不在於否認私心，而在於能以製度和自律約束私心。

第五倫“奉公儘節，言事無所依違”的作風，恰是對“不粘鍋”式清官形象的補充：官員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關鍵在於能否在利益誘惑前守住底線。這種務實的廉政觀，對當代反腐倡廉仍有啟發——與其追求“完美聖人”，不如建立“不敢貪、不能貪”的製度環境，同時鼓勵官員正視人性、主動避嫌。

邊疆治理的彈性策略：從“擒賊放降”到“以詐製詐”

燒當羌叛亂中，隴西太守張紆釋放被俘的號吾以換取羌人罷兵，體現了“以柔製剛”的彈性策略；班超則識破疏勒王忠的詐降，果斷斬之以打通南道，展現了“以詐製詐”的強硬手腕。兩種方式看似矛盾，實則遵循同一邏輯：邊疆治理無定法，需因時因勢靈活應變。

張紆的“放降”避免了無謂的軍事消耗，以最小成本化解危機；班超的“斬忠”則針對反覆無常者，以震懾潛在叛亂。這種“剛柔並濟”的智慧，揭示了邊疆治理的核心——既要展現武力威懾，也要留有餘地，避免將對手逼入絕境。

製度建設的路徑之爭：“獨斷”與“眾議”的權衡

在製定漢禮的爭議中，章帝拒絕班固“廣集諸儒”的提議，引用“作舍道邊，三年不成”的諺語，主張由曹褒單獨主持，體現了“獨斷高效”與“眾議周全”的治理路徑之爭。章帝認為儒生“拘攣”“聚訟”會延誤時機，故選擇“一夔足矣”的集中決策模式。

這一爭議折射出製度變革的永恒難題：廣泛征求意見可能陷入低效扯皮，而獨斷專行則可能忽視潛在風險。章帝的選擇雖加快了製禮進程，卻也埋下了後來禮典爭議的隱患，提示後世：重大製度設計需在“效率”與“共識”間尋找平衡，既不能因眾議而停滯，也不能因獨斷而失察。

帝王巡狩的多重意義：從“親耕示農”到“觀鹽池”的政治象征

章帝北巡時“耕於懷”，延續了“重農”的傳統政治符號；“觀鹽池”則關注國家經濟命脈（鹽鐵專營為漢代重要財政來源）。這些行為看似儀式性，實則是帝王通過身體力行強化統治合法性：親耕彰顯對農業的重視，觀鹽池則暗示對經濟的掌控。

巡狩途中“無得伐殺”的禁令，也體現了“天人合一”的治理理念，將帝王行為與“順天愛民”的形象綁定，服務於“以德治國”的政治敘事。

總體而言，元和三年的史事，呈現了東漢中期“外有邊疆摩擦、內有權臣乾政、上有製度探索、下有吏治考量”的複雜圖景。其中，權力製衡的教訓、廉政建設的辯證思維、邊疆治理的彈性策略，以及製度變革的路徑選擇，均為後世提供了值得深思的曆史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