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37章 漢紀二十 孝元皇帝上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

司隸校尉琅邪人諸葛豐，起初因特立獨行、剛正不阿在朝廷中聞名，他多次得罪皇親國戚，很多在位官員都說他的壞話。後來因為在春夏時節關押審訊犯人，他被調任城門校尉。諸葛豐於是上書告發周堪、張猛的罪行，漢元帝認為諸葛豐的行為不正當，就下詔給禦史說：“城門校尉諸葛豐，之前和光祿勳、光祿大夫周堪、張猛在朝廷共事時，多次稱讚周堪、張猛的優點。諸葛豐之前擔任司隸校尉，不順應四季變化，修訂法度，專門施行苛刻殘暴的手段來獲取虛假的威嚴；朕不忍心將他交給司法官吏處置，就讓他擔任城門校尉。但他不自我反省，反而怨恨周堪、張猛，想報複檢舉他們，告發冇有證據的言辭，宣揚難以驗證的罪行，肆意詆譭或讚譽，不顧之前說過的話，這是嚴重的不誠信行為。朕憐憫諸葛豐年老，不忍心對他施加刑罰，就免去他的官職，讓他成為平民！”又說：“諸葛豐說周堪、張猛冇有樹立起忠貞誠信的名聲，朕同情他們而不追究，又可惜他們的才能還冇有得到充分施展，就將周堪降職為河東太守，張猛降職為槐裡令。”

司馬光評論說：諸葛豐對於周堪、張猛，之前讚譽後來詆譭，他的目的並非是為朝廷舉薦賢才、去除奸佞，隻不過是想結黨營私、謀求晉升罷了。這和鄭朋、楊興之流冇什麼兩樣，哪裡算得上剛正不阿呢！作為君主，要明察善惡，分辨是非，通過獎賞來鼓勵善行，通過懲罰來懲治奸惡，這樣才能治理好國家。如果諸葛豐說的是事實，那麼諸葛豐就不應該被黜免；如果他是在誣陷，那麼周堪、張猛又有什麼罪過呢！如今對雙方都加以責備並棄用，那麼善惡、是非究竟在哪裡呢！

賈捐之和楊興關係很好。賈捐之多次批評石顯，因此得不到官職，也很少能再被皇帝召見；楊興最近因為有才能而受到皇帝寵幸。賈捐之對楊興說：“京兆尹這個職位空缺，如果我能見到皇上，推薦你楊興，你馬上就能當上京兆尹。”楊興說：“你賈捐之寫文章，那言語精妙天下無雙；要是你能當上尚書令，比五鹿充宗強太多了。”賈捐之說：“要是我能取代五鹿充宗，你楊興當上京兆尹，京兆尹是郡國之首，尚書令是百官之本，那天下就能真正大治，我們這些士人也就不會被埋冇了！”賈捐之又批評石顯，楊興說：“石顯現在正得寵，皇上信任重用他；現在想要晉升，就聽我的計策，暫且迎合他的心意，這樣就能得到晉升機會了！”賈捐之就和楊興一起寫了舉薦石顯的奏章，稱讚石顯的優點，認為應該賜給他關內侯的爵位，任用他的兄弟擔任各部門的官員；又一起寫了舉薦楊興的奏章，認為楊興可以試任京兆尹。石顯得知後，報告給漢元帝，漢元帝就把楊興、賈捐之關進監獄，讓石顯審理他們。石顯上奏說：“楊興、賈捐之心懷欺詐，互相舉薦讚譽，想要謀取高位，欺君罔上，大逆不道！”最終賈捐之被判處死刑，楊興則被剃去頭髮、戴上刑具，罰做城旦。

司馬光評論說：君子用正道去攻擊邪道，尚且擔心不能成功。何況賈捐之用邪道去攻擊邪道，他能免於災禍嗎！

清河王劉竟被改封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於的部眾越來越多，邊塞附近的禽獸都被捕獵殆儘，單於有足夠的力量自衛，不再畏懼郅支單於，他的大臣們大多勸單於回到北方。過了很久，單於最終回到北方王庭，部眾也逐漸歸附他，匈奴於是安定下來。

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

春天二月，大赦天下。

丁酉日，禦史大夫韋玄成擔任丞相；右扶風鄭弘擔任禦史大夫。

三月壬戌初一，發生日食。

夏天六月，大赦天下。

漢元帝向給事中匡衡詢問地震、日食這些異常現象的原因，匡衡上疏說：“陛下具備聖德，開辟了太平之路，憐憫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觸犯法律禁令，連年實行大赦，讓百姓能夠改過自新，這是天下人的大幸！但我私下觀察，大赦之後，奸邪行為並冇有減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就有人犯法，接著就被關進監獄，這大概是引導百姓的方法不得當。如今天下的風氣，貪圖錢財，輕視道義，喜好聲色，崇尚奢侈浪費，親戚之間的恩情淡薄，婚姻結成的朋黨勢力強大，人們苟且迎合，心存僥倖，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如果不改變這種風氣的根源，即使每年都大赦，刑罰也難以擱置不用。我認為應該大刀闊斧地徹底改變這種風氣。朝廷，是天下的支柱。朝廷上如果有激烈爭吵的言論，下麵就會有爭鬥的禍患；上麵有獨斷專行的官員，下麵就會有不謙讓的人；上麵有爭強好勝的輔佐大臣，下麵就會有相互傷害的心思；上麵有貪圖私利的臣子，下麵就會有盜竊的百姓；這就是問題的根本所在。治理天下的人，要謹慎地選擇倡導什麼。推行教化，不是挨家挨戶去勸說每個人；而是讓賢能的人在位，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職，朝廷崇尚禮儀，百官相互敬重謙讓，道德的推行，從內到外，從身邊的人開始，這樣百姓就知道該效法什麼，不知不覺地一天天向善。《詩經》說：‘商都整齊美好，是四方的榜樣。’如今長安，是天子所在的都城，百姓親身承受聖上的教化，然而這裡的習俗和遠方並冇有什麼不同，從郡國來的人在這裡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樣，有的反而看到奢侈浪費的行為就去效仿；這是教化的根本，風俗的關鍵，應該首先加以糾正。我聽說天人之間，精氣災異會相互影響，善惡會相互作用，下麵發生的事情會在上麵有所反映，陰氣變化會使靜止的東西變動，陽氣被遮蔽會使光明變得昏暗，水旱災害會隨之而來。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憐憫百姓，應該減少奢靡浪費，考察製度，親近忠誠正直的人，遠離奸巧諂媚的人，崇尚至高的仁愛，糾正不良風俗，讓道德在京城得到弘揚，美好的聲譽傳播到邊疆之外，這樣才能實現大治，興起禮讓之風。”漢元帝很喜歡他的話，將匡衡提拔為光祿大夫。

荀悅評論說：大赦，是根據當時形勢采取的權宜之計，不是常規的製度。漢朝建立之初，承接秦朝戰亂之後，是極為愚昧的時代，幾乎家家都有人可被判刑，所以設立約法三章，頒佈大赦令，清除不良風氣，與百姓重新開始，這是當時的形勢所決定的。後世繼承了這種做法，沿襲而不改變，就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了。像惠帝、文帝時期，就冇有大赦。到孝景時期，七國叛亂，各種異心紛紛出現，奸詐行為不止一種；到武帝末年，賦稅徭役繁重，盜賊蜂起，再加上太子事件、巫蠱之禍，天下動盪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人人自危；到光武帝時期，是在平定亂世之後：像這些情況，就適合實行大赦。

秋天七月，隴西的羌人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漢元帝下詔召集丞相韋玄成等人進宮商議。當時，農業連年歉收，朝廷正為此擔憂，又遭遇羌人叛亂，韋玄成等人都默不作聲，冇有人迴應。右將軍馮奉世說：“羌人賊寇在邊境之內反叛，如果不及時誅殺，就無法威懾遠方的蠻夷，我願意率領軍隊去討伐他們！”漢元帝詢問需要用兵的數量，馮奉世回答說：“我聽說善於用兵的人，不會多次征兵，糧草也不會多次運輸，所以軍隊不會長期在外作戰，而上天的懲罰能迅速決斷。以前多次對敵人估計不足，導致軍隊遭受挫折損傷，多次征調兵力，就會拖延時間，耗費巨大，軍隊的威武也會受損。如今反叛的羌人大概有三萬人，按照常規應該加倍用兵，需要六萬人。不過羌人，隻是使用弓箭長矛的軍隊，武器並不鋒利，四萬人就可以。一個月就足以解決問題。”丞相、禦史、兩位將軍都認為：“百姓正在收割莊稼，此時不宜大量征調兵力，征調一萬人去屯守，就足夠了。”馮奉世說：“不行。天下遭受饑荒，兵馬瘦弱疲憊，防守和作戰的準備長期荒廢冇有整頓，夷狄有輕視邊境官吏的心思，而羌人率先發難。現在用一萬人分散屯守幾個地方，敵人看到兵力少，肯定不會害怕。打起仗來會使軍隊受挫，防守又無法救助百姓，這樣，怯懦軟弱的情形就會暴露。羌人會趁機得利，其他部落也會一起響應，相互煽動而起，我擔心漢朝的戰事動用的兵力就不止四萬了，這不是錢財能夠解決的。所以少發兵而拖延時間，和一舉迅速解決問題，兩者的利害相差極大。”馮奉世堅持自己的觀點，但冇有被采納。漢元帝下詔，增加兩千兵力。於是派遣馮奉世率領一萬二千騎兵，以“將屯”的名義出征，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作為副將，到達隴西後，分三處屯守。韓昌先派兩名校尉與羌人交戰，羌人兵力眾多，兩名校尉都被打敗，被殺。馮奉世詳細上報地形和敵軍部眾數量等情況，希望再增加三萬六千人，才足以解決戰事。奏書呈上後，漢元帝大規模發兵六萬多人。八月，任命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協助馮奉世。冬天十月，兵力全部到達隴西，十一月，一起進軍，羌人被打得大敗，斬殺數千人，其餘的都逃出塞外。戰事還未結束時，漢朝又征募士兵一萬人，任命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還冇出發，就聽說羌人已被打敗，於是返回。漢元帝下詔撤回官吏和士兵，留下一些人屯田，守備要害之處。

評論

漢元帝永光元年至二年，西漢王朝在內政外交上都麵臨著一係列複雜問題，這些事件對王朝的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朝堂政治方麵，官員之間的鬥爭與皇帝的決策失誤儘顯。諸葛豐前後對周堪、張猛態度的轉變，並非出於公心，而是為個人私利，這種行為反映出朝廷內部結黨營私之風盛行。漢元帝未能明辨是非，對諸葛豐的不誠信以及周堪、張猛可能遭受的誣陷處理不當，使得朝廷風氣愈發渾濁。賈捐之與楊興試圖通過不正當手段謀取高位，結果被石顯利用，不僅自身獲罪，也凸顯出石顯等奸佞在朝廷的權勢。這一係列事件表明，當時朝廷政治生態惡化，正直之士難以立足，奸佞之徒肆意妄為，嚴重影響了朝廷的正常運轉與決策的公正性。

經濟與民生層麵，農業連年歉收，百姓生活困苦，反映出當時經濟麵臨困境。而在這種情況下，麵對羌人的反叛，朝廷在軍事決策上出現分歧。馮奉世對局勢判斷準確，提出合理的用兵策略，但未被采納，導致初期戰事不利。這既顯示出朝廷在應對邊疆危機時的遲疑與短視，也體現出其對民生與軍事行動之間平衡的把握失當。雖最終增兵平定羌亂，但前期的決策失誤可能已對邊疆穩定和百姓生活造成了一定影響。

文化與社會風氣上，匡衡指出當時社會貪財賤義、奢侈之風盛行，教化失效，建議從朝廷自身做起，改變風氣。這表明當時社會風氣亟待扭轉，而朝廷作為引領者，其行為和決策對社會風氣的塑造至關重要。荀悅對大赦製度的評論，也從側麵反映出朝廷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一些政策未能與時俱進，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總體而言，永光年間的西漢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麵都暴露出嚴重問題。皇帝在用人、決策上的不足，加劇了朝廷的混亂；經濟困境與邊疆危機相互交織，考驗著王朝的應對能力；不良的社會風氣又影響著國家的凝聚力和發展潛力。這些問題如不能妥善解決，西漢王朝的衰落將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