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33章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之上

唐紀十四，起自公元645年（乙巳年）六月，止於公元648年（戊申年）三月，共二年十個月。

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乙巳年）

六月丁酉日，李世積攻打白岩城西南麵，皇上親臨城西北麵。白岩城城主孫代音偷偷派親信來請求投降，來到皇上跟前，還扔了刀斧作為信物，說：“我願意投降，但城裡有些人不願意。”皇上把唐軍的旗幟交給使者，說：“要是真決定投降，就把這旗幟插在城牆上。”孫代音插上旗幟，城裡的人以為唐軍已經登上城牆，就都跟著投降了。

皇上攻克遼東的時候，白岩城本來已經請求投降，可後來又反悔了。皇上對他們這種反覆無常的行為很生氣，就對軍中下令說：“要是攻下城，城裡的人和財物都賞給戰士們。”李世積看到皇上要接受白岩城投降，就帶著幾十名披甲的士兵來請求說：“士兵們之所以不顧生死，冒著箭石往前衝，就是貪圖能繳獲戰利品。現在城馬上就要攻下來了，為啥又接受他們投降，這不是讓戰士們寒心嘛！”皇上趕緊下馬道歉說：“將軍說得對。但要是放縱士兵殺人，搶奪他們的妻子兒女，我實在不忍心。將軍部下有功勞的，我用國庫的財物賞賜他們，算是通過將軍的麵子，贖下這座城吧。”李世積這才退下。白岩城投降後，城中有男女一萬多人，皇上在水邊設了帳篷接受他們投降，還賜給他們食物，八十歲以上的人，根據情況賞賜不同數量的絲綢。在白岩城的其他城的士兵，皇上都好好安撫，給他們糧食和兵器，讓他們想去哪就去哪。

在這之前，遼東城長史被部下殺了，他的省事帶著長史的妻子兒女逃到白岩城。皇上覺得他挺仗義，就賜給他五匹絲綢，還為長史做了靈車，讓他送回平壤。皇上把白岩城設為岩州，任命孫代音為刺史。契苾何力傷勢嚴重，皇上親自給他敷藥。後來抓到刺傷契苾何力的高突勃，交給契苾何力，讓他親手殺了高突勃。契苾何力上奏說：“他為了自己的君主，冒著危險來刺我，是個忠勇的人。我和他之前根本不認識，也冇有仇。”於是就放了高突勃。

當初，莫離支派加屍城的七百人駐守蓋牟城，被李世積全部俘虜。這些人請求參軍，為唐軍效力。皇上說：“你們的家人都在加屍城，你們要是為我打仗，莫離支肯定會殺了你們的妻子兒女。為了得到你們幾個人的力量，卻毀了你們的家庭，我不忍心這麼做。”戊戌日，皇上給他們發了糧食，賞賜了些東西，然後把他們都打發走了。

己亥日，把蓋牟城設為蓋州。

丁未日，皇上的車駕從遼東出發，丙辰日，到達安市城，接著就進兵攻打。丁巳日，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率領高麗和靺鞨的十五萬大軍來救援安市。皇上對身邊大臣說：“現在給延壽出主意，有三條計策：第一條，帶兵直接向前，和安市城連起來築營壘，占據高山的險要地勢，吃城裡的糧食，再讓靺鞨人搶咱們的牛馬，這樣咱們一時半會兒攻不下城，想回去又被泥沼阻擋，這是上策；第二條，帶著城裡的人趁夜逃跑，這是中策；第三條，不衡量自己的本事，直接來和咱們交戰，這是下策。你們看著吧，他們肯定會選下策，活捉他們對我來說那是十拿九穩。”

高麗有個對盧，年紀大，見識多，他對延壽說：“秦王在國內平定了各路豪傑，對外讓戎狄都臣服，獨自稱帝，這是天生的人才啊。現在他帶著全國的兵力打過來，咱們可抵擋不住。我覺得咱們不如按兵不動，拖他個天長日久，再派奇兵切斷他們運糧的道路。等他們糧食吃完，想打打不了，想回又回不去，咱們就能贏了。”延壽冇聽他的，帶兵直接前進，到了離安市城四十裡的地方。皇上還怕他們猶豫不來，就命令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帶著一千突厥騎兵去引誘他們。剛一交戰，突厥騎兵就假裝逃跑。高麗人互相說：“唐軍好對付啊！”就爭著追上來，一直追到安市城東南八裡的地方，靠著山擺開陣勢。

皇上把各位將領都召集起來問計策，長孫無忌回答說：“我聽說臨到打仗前，一定要先看看士兵們的士氣。我剛纔路過各個軍營，看到士兵們聽說高麗軍隊來了，都拔刀係旗，臉上喜氣洋洋的，這可是必勝之軍啊。陛下您不到二十歲就親自帶兵打仗，凡是出奇製勝的策略，都是陛下您謀劃的，將領們不過是按您的計劃執行罷了。今天這事兒，還請陛下您指揮。”皇上笑著說：“你們都這麼謙讓，那我就給大家謀劃謀劃。”於是就和長孫無忌等人帶著幾百騎兵登上高處觀察，看看哪裡適合設伏，哪裡是敵軍進出的地方。高麗和靺鞨的軍隊合在一起擺開陣勢，長達四十裡。江夏王李道宗說：“高麗把全國兵力都拉來抵抗咱們，平壤的防守肯定薄弱。希望陛下給我五千精兵，我去端了他們的老窩，那這幾十萬敵軍不戰就會投降。”皇上冇迴應，而是派使者去騙延壽說：“我是因為你們國家權臣殺了君主，所以來問罪。至於打仗，不是我的本意。我進入你們境內，糧草供應不上，所以纔拿下幾座城。等你們國家遵守臣子的禮節，失去的城肯定會還給你們。”延壽相信了，就不再防備。

晚上，皇上召集文武官員商量戰事，命令李世積帶一萬五千步兵和騎兵在西嶺擺開陣勢；長孫無忌帶一萬一千精兵作為奇兵，從山北的狹穀繞過去衝擊敵軍後方。皇上親自帶領四千步兵和騎兵，帶著鼓角，放倒旗幟，登上北山，命令各軍聽到鼓角聲就一起衝出去奮勇殺敵。還讓有關部門在朝堂旁邊搭起接受投降的帳篷。戊午日，延壽等人隻看到李世積擺好陣勢，就整頓軍隊準備迎戰。皇上看到長孫無忌那邊軍隊揚起的塵土，就下令敲響鼓角，舉起旗幟，各軍擂鼓呐喊著一起衝上去。延壽等人嚇壞了，想分兵抵抗，可他們的陣勢已經亂了。正好這時雷電交加，龍門人薛仁貴穿著特彆的衣服，大喊著衝入敵陣，所向披靡。高麗軍隊紛紛敗退，大軍乘勝追擊，高麗軍隊大敗，被斬首兩萬多級。皇上看到薛仁貴，召見了他，任命他為遊擊將軍。薛仁貴是薛安都的六世孫，名禮，以字行世。

延壽等人帶著剩下的人靠著山堅守，皇上命令各軍把他們包圍起來，長孫無忌把所有橋梁都拆了，斷了他們的退路。己未日，延壽、惠真帶著三萬六千八百人來請求投降，他們走進軍門，跪著用膝蓋前行，趴在地上請求饒命。皇上對他們說：“你們這些東夷年輕人，在海邊鬨事，要說衝鋒陷陣、決勝千裡，確實比不上老年人。從今往後，還敢和天子打仗嗎？”他們都趴在地上，嚇得說不出話。皇上挑選了耨薩以下的酋長三千五百人，給他們封了官職，把他們遷到內地，其餘的人都放了，讓他們回平壤。這些人都雙手舉過頭頂，用額頭碰地，歡呼聲幾十裡外都能聽到。唐軍還俘虜了三千三百名靺鞨人，把他們都活埋了。繳獲五萬匹馬，五萬頭牛，一萬領鐵甲，其他器械也差不多這麼多。這一戰讓高麗全國都嚇壞了，後麵的黃城、銀城的人都棄城逃走，幾百裡內都冇人煙了。

皇上派人快馬送信給太子，還寫信給高士廉等人說：“我這當將領的水平咋樣？”還把自己親臨的山改名叫駐驊山。

秋天七月辛未日，皇上把營地遷到安市城的東嶺。己卯日，皇上下詔把戰死士兵的屍體做好標記，等軍隊回去的時候一起帶回去。戊子日，任命高延壽為鴻臚卿，高惠真為司農卿。

張亮的軍隊路過建安城下，營壘還冇修好，很多士兵出去砍柴放牧。高麗軍隊突然殺過來，軍中一片驚慌。張亮平時膽小，這時候卻坐在胡床上，直愣愣地看著，一句話也不說。將士們看到他這樣，反倒覺得他很勇敢。總管張金樹等人擊鼓整頓軍隊攻擊高麗，把他們打敗了。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堪稱唐太宗李世民“帝王術”與“戰爭倫理”的生動切片，既展現了冷兵器時代頂級政治家的謀略與格局，也折射出封建戰爭的殘酷性與時代侷限性，核心可從三個維度解讀：

“仁政”與“軍功”的平衡：超越征服者的格局

李世民在白岩城事件中的決策，打破了“勝者掠奪”的戰爭慣性。最初因城主反覆而許諾“以人、物賞戰士”，是為激勵軍心的常規操作；但當他意識到“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的殘酷性時，選擇以“國庫財物代償將士”，既保全了萬餘平民性命，又未寒戰士之心——這種“不拿百姓當戰利品”的意識，在中世紀征服者中極為罕見。

更具人文關懷的是對加屍城戍兵的處理：麵對“願從軍自效”的降兵，他拒絕的理由並非不信任，而是“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的不忍，最終“廩賜遣之”。這種將“個體家庭倫理”納入戰爭決策的考量，本質是通過“共情式治理”減少抵抗、爭取民心，比單純的軍事鎮壓更能瓦解敵方根基，也暗合了貞觀朝“以民為本”的治國邏輯。

軍事謀略：“預判-誘敵-合圍”的教科書級操作

李世民對高麗援軍的“三策預判”，精準抓住了對手的認知短板：他深知延壽等將領既渴望建功、又低估唐軍實力，必然選擇“不度智慧，來與吾戰”的下策。後續戰術部署更顯章法：

--誘敵：派阿史那社爾率突厥騎兵“偽走”，故意示弱讓高麗軍產生“易與耳”的誤判，實則誘敵至預設戰場；

--合圍：令李世積正麵列陣、長孫無忌奇兵繞後、自身登山指揮，形成“前後夾擊+居高臨下”的閉環，甚至提前搭建“受降幕”，足見其對戰局的絕對掌控；

--借勢：利用雷電天氣與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陣”的衝鋒，瞬間擊潰敵軍心理防線——這種“天時+人力”的結合，儘顯軍事家的敏銳與果決。

而長孫無忌“觀士卒之情”的細節，也側麵反映了唐軍的士氣：士兵聞敵而“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本質是貞觀朝“軍功授爵”製度與“征伐正義性宣傳”（以“高麗強臣弑主”為名問罪）的成效，讓士兵相信戰爭非為掠奪，而是“替天行道”。

人才觀與價值觀：“忠義優先”的統治智慧

這段史料裡的幾個人物細節，藏著李世民維繫統治的核心邏輯：

-對薛仁貴：僅憑“陷陣無敵”的一戰表現，便當場召見拜官，體現“不拘出身、唯纔是舉”的用人風格——這也是貞觀朝人才輩出的關鍵；

--對契苾何力：支援其放過“刺己者高突勃”，認可“為其主冒刃”的忠勇，實則是向全軍傳遞“忠義不分敵我”的價值觀，用對手的“忠”教化己方將士；

--對長史省事：因“奉主妻奔白岩”的義氣而賜帛造靈輿，是對“臣節”的公開表彰，通過具體案例塑造社會倫理標杆。

時代侷限：無法迴避的戰爭殘酷性

史料中“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坑之”的記載，是封建戰爭殘酷性的直接體現。李世民對高麗降兵“縱之還平壤”，是出於“瓦解其國人心”的政治考量；但對靺鞨人“儘坑之”，則因靺鞨是高麗的“幫凶”，且其部落戰力強、難以馴服——這種“區彆對待”的殘酷，本質是“政治利益優先於生命倫理”的時代必然，也提醒我們：貞觀之治的“仁”，始終侷限於“統治需要”的框架內。

綜上，這段史料中的李世民，既是運籌帷幄的軍事家、懂得“以仁化敵”的政治家，也是受時代製約的封建君主。他的決策邏輯，至今仍能為“武力與懷柔的平衡”“戰略預判與執行”提供曆史鏡鑒——而其侷限性，也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仁政”在封建製度下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