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31章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下

焉耆和西突厥勾勾搭搭，西突厥大臣屈利啜給他弟弟娶了焉耆王的女兒，從此焉耆就經常不向咱們大唐進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求去討伐焉耆。皇上下詔任命郭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讓他率領三千步兵和騎兵，從銀山道出發去攻打焉耆。正好焉耆王的弟弟頡鼻兄弟三人到了西州，郭孝恪就用頡鼻的弟弟栗婆準當嚮導。焉耆城四麵都是水，他們仗著這險要地勢，根本不設防。郭孝恪帶著部隊日夜兼程，晚上趕到城下，命令將士們趟水過河。等到天亮，就登上了城牆，抓住了焉耆王突騎支，還斬獲了七千多個敵人的首級。郭孝恪留下栗婆準代管焉耆國事，然後就撤兵了。郭孝恪走了三天後，屈利啜帶兵來救焉耆，冇趕上，就抓住了栗婆準，又派五千精銳騎兵，追郭孝恪一直追到銀山。郭孝恪回頭反擊，把他們打敗了，還追出去幾十裡。

辛卯日，皇上對身邊大臣說：“郭孝恪最近上奏說八月十一日去攻打焉耆，二十日應該能到，二十二日肯定能把焉耆拿下。我算了算路程，報信的使者今天就該到啦！”話還冇說完，驛站的騎兵就到了。

西突厥的處那啜派他的吐屯代管焉耆，還派使者來咱們大唐進貢。皇上責備使者說：“我派兵打下了焉耆，你算老幾，竟敢占據它！”吐屯害怕了，趕緊回到自己國家。焉耆那邊立了栗婆準的堂兄薛婆阿那支當國王，仍然歸附處那啜。

乙未日，鴻臚寺上奏說“高麗的莫離支進貢白金”。褚遂良說：“莫離支殺了他們的國王，這事兒連周邊各族都容不下。現在咱們要去討伐他，卻接受他的金子，這就跟當年魯國接受宋國賄賂的郜鼎一樣，我覺得不能收。”皇上聽從了他的建議。皇上對高麗使者說：“你們以前都侍奉高武，還都有官職爵位。莫離支犯了弑君的大罪，你們不能為國王報仇，現在還來替他遊說，欺騙大國，還有比這更大的罪過嗎！”說完就把這些使者都交給大理寺處置。

冬天十月辛醜初一，發生了日食。

甲寅日，皇上前往洛陽，讓房玄齡留守京城，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李大亮做他的副手。

郭孝恪把焉耆王突騎支和他的妻子兒女押送到皇上的臨時駐地，皇上下令赦免了他們。丁巳日，皇上對太子說：“焉耆王不找賢能的人輔佐自己，也不聽忠言，這才自取滅亡，被人抓住，束手就擒，一路被押解萬裡。人們從這件事想想，就知道啥叫害怕了。”

己巳日，皇上在澠池的天池打獵；十一月壬申日，到達洛陽。

前宜州刺史鄭元璹已經退休了，皇上因為他曾經跟著隋煬帝討伐過高麗，就把他召到臨時駐地，問他討伐高麗的事兒。鄭元璹回答說：“去遼東的路太遠了，運送糧草困難重重。而且東夷人擅長守城，攻城的話一時半會兒拿不下來。”皇上說：“現在的情況和隋朝那時候可不一樣了，你就等著瞧吧。”

張儉他們遇到遼水漲潮，好久都冇辦法渡河，皇上覺得他們膽小怕事，就把張儉召到洛陽。張儉到了之後，詳細地說了山川的險要和平坦之處，哪裡水草好，哪裡不好。皇上聽了很高興。

皇上聽說洺州刺史程名振擅長用兵，就把他召來詢問作戰方略，對他的才能和敏捷很讚賞，還勉勵他說：“你有將相的才能，我以後可要重用你。”程名振一時疏忽，冇向皇上拜謝。皇上就故意假裝生氣責備他，看看他有什麼反應，說：“你這個山東來的鄉巴佬，當了個刺史，就覺得富貴到頂了？在天子麵前，說話這麼粗疏，還不拜謝！”程名振趕緊謝罪說：“我這個粗人，從來冇親自接受過皇上的詢問，剛纔正一心想著怎麼回答您的問題，所以忘了拜謝。”說完舉止還是很自然，回答問題也更加明白有條理。皇上不禁感歎說：“房玄齡在我身邊二十多年，每次看到我責備彆人，他都嚇得臉色都變了。程名振這輩子都冇見過我，我突然責備他，他居然一點都不害怕，說話有條有理，真是個奇才啊！”當天就任命程名振為右驍衛將軍。

甲午日，任命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江、淮、嶺、硤等地的四萬士兵，加上從長安、洛陽招募的三千人，五百艘戰艦，從萊州渡海向平壤進發；又任命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積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領六萬步兵和騎兵，以及蘭州、河州投降的胡人，向遼東進軍，兩路大軍合兵一起前進。庚子日，各路大軍在幽州集結，皇上派行軍總管薑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帶領工匠們在安蘿山製造雲梯、衝車等攻城器械。當時，各地的勇士前來應募參軍，還有獻上攻城器械的，多得數都數不過來。皇上都親自參與改進，選取那些方便實用的。皇上還親自寫詔書通告天下，說“高麗的蓋蘇文殺了君主，虐待百姓，這種行為怎能容忍！現在我要到幽、薊一帶巡視，去遼東問罪，沿途的駐紮和供應，不許鋪張浪費。”還說“以前隋煬帝對百姓殘暴，高麗王對百姓仁愛，用心懷不滿的軍隊去攻打安定和睦的民眾，所以冇能成功。現在我簡單說一下咱們必勝的五條理由：一是以大擊小，二是以正義討伐叛逆，三是以安定攻打混亂，四是以安逸對抗疲勞，五是以人心所向對付眾叛親離，這樣還怕打不贏嗎！告訴大家，彆疑慮也彆害怕！”這樣一來，凡是負責皇上駐紮供應的州縣，花費都減少了一大半。

十二月辛醜日，武陽懿公李大亮在長安去世，他留下的遺表請求停止討伐高麗的軍事行動。他家隻剩下五斛米，三十匹布。親戚中早年成了孤兒，被李大亮收養，像對待父親一樣為他守喪的有十五人。

壬寅日，原來的太子李承乾在黔州去世，皇上為此停止上朝，用國公的禮節安葬了他。

甲寅日，皇上下詔讓各路大軍以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彆從不同方向攻打高麗。

當初，皇上派突厥的俟利苾可汗向北渡過黃河，薛延陀的真珠可汗擔心突厥部落反叛，心裡很厭惡這件事，就在漠北提前準備了輕騎兵，想攻打俟利苾可汗。皇上派使者去告誡他們，不許互相攻打。真珠可汗回答說：“皇上有命令，我哪敢不聽啊！但是突厥人反覆無常，在他們冇被打敗的時候，每年都侵犯中原，殺的人數都以千萬計。我覺得皇上打敗他們之後，就該把他們都變成奴婢，賞賜給中原人；可皇上卻像養兒子一樣養著他們，對他們的恩德夠深厚了，結果結社率還是造反了。這些人簡直是野獸心腸，怎麼能用對待人的方式去對待他們呢！我深受皇上的大恩，請求為皇上把他們消滅掉。”從這以後，他們就多次互相攻打。

俟利苾可汗北渡黃河的時候，有部眾十萬人，能打仗的有四萬人。俟利苾可汗管不住這些人，大家都不服氣。戊午日，這些人全都拋棄俟利苾可汗，向南渡過黃河，請求在勝州、夏州之間居住，皇上答應了他們。大臣們都覺得：“陛下正要遠征遼東，卻把突厥人安置在黃河南邊，離京城不遠，這能不擔心以後出問題嗎！希望陛下留在洛陽鎮守，派各位將領去東征。”皇上說：“夷狄也是人啊，他們的情感和中原人冇什麼不同。君主就怕自己的德澤冇有施加到他們身上，冇必要猜忌他們這些不同民族的人。要是德澤遍佈，那麼四方的夷狄都能像一家人一樣；要是猜忌太多，就算是親骨肉也難免會互相仇恨，引發禍亂。隋煬帝無道，早就失去人心了，遼東那次戰役，人們都砍斷自己的手腳來逃避兵役，楊玄感帶著運糧的士兵在黎陽造反，這可不是因為夷狄造成的禍患。我現在征討高麗，用的都是自願參軍的人，招募十個能來一百個，招募一百能來一千個，那些冇能參軍的，都氣得不行，這哪能和隋朝時百姓不情願去打仗相比呢！突厥現在又窮又弱，我收留並養活他們，他們感恩都來不及，感恩之情深入骨髓，怎麼會成為禍患呢！而且他們和薛延陀的喜好和慾望差不多，他們不往北去投奔薛延陀，反而向南歸附我，這其中的緣由就很明顯了。”皇上回頭對褚遂良說：“你負責記錄我的起居，把我說的話記下來，從今往後十五年，保證不會有突厥的禍患。”俟利苾可汗失去了部眾，就單人匹馬輕裝入朝，皇上任命他為右武衛將軍。

【內核解讀】

這段史料濃縮了唐太宗貞觀年間對外軍事、邊疆治理、用人識才與民族政策的關鍵片段，既展現了唐初國力上升期的戰略魄力與治國智慧，也暗藏了邊疆博弈的複雜性與大規模用兵的潛在爭議，其背後的治理邏輯與曆史啟示至今仍具參考價值。

對外軍事：“謀略+道義”的雙重底色

郭孝恪征討焉耆的戰事，堪稱唐初邊疆突襲戰的經典案例。他以三千步騎奔襲，藉助焉耆王弟栗婆準為嚮導，利用焉耆“恃險不設備”的麻痹心理，夜渡水城、拂曉破城，僅用十餘天完成作戰目標，既體現了唐初軍隊的機動性與執行力，也凸顯了“以智取勝”的軍事策略——不盲目攻堅，而是借勢（當地矛盾）、趁隙（敵方無備），降低作戰成本。

但戰事後續也暴露了西域地緣博弈的複雜性：唐軍撤離後，西突厥屈利啜迅速介入，抓走栗婆準、追擊唐軍，焉耆最終立新王歸附西突厥。這說明唐初對西域的控製仍需“軍事打擊+長期經營”結合，單次軍事勝利難以徹底瓦解地方勢力與外部勢力（西突厥）的勾結，邊疆治理的“後遺症”需更係統的策略應對。

而太宗對高麗的態度，則凸顯了唐初對外用兵的“道義框架”。麵對高麗莫離支（弑君者）的貢金，褚遂良以“郜鼎之例”諫阻，太宗采納並斥責高麗使者“不能複仇反為遊說”，將其交大理寺處置，本質是借“討逆”之名確立政治合法性——區彆於隋煬帝單純的武力擴張，太宗強調“以順討逆”“以悅當怨”，將用兵與“為民除暴”的道義綁定，既凝聚內部共識（招募士兵“募十得百”），也試圖瓦解敵方民心，這是唐初對外戰爭“師出有名”的核心邏輯。

用人識才：“察能+容短”的帝王智慧

太宗對程名振的考察，堪稱古代“人才測評”的典範。他先因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再故意以“失拜”“言語粗疏”責怒，測試其應變能力——程名振不僅不慌亂，反而從容解釋“心思所對故忘拜”，應對愈發明晰。太宗將其與侍奉自己二十餘年、見譴責則“顏色無主”的房玄齡對比，最終讚其“真奇士”並即日升官，體現了貞觀用人的兩大原則：

一是“重實績輕小節”：不因“失拜”這類禮儀疏漏否定人才的軍事才能，更看重臨危不亂的心理素質與清晰的邏輯能力；二是“動態考察”：通過刻意製造壓力，觀察人纔在突發情境下的真實心性，避免“紙上談兵”或“怯懦之輩”混入朝堂。這種“識才於微、察能於險”的眼光，正是貞觀年間人才輩出的重要原因。

民族治理：“以德化人”vs“現實博弈”的平衡

太宗處理突厥問題的思路，堪稱唐初“開明民族政策”的縮影。麵對俟利苾可汗失眾南歸，群臣擔憂“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太宗卻反駁“夷狄亦人耳，情與中夏不殊”，主張“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甚至斷言“十五年無突厥之患”。這種觀點絕非盲目樂觀，而是基於對隋亡教訓的反思——隋煬帝因猜忌夷狄、濫用民力，最終引發內亂（如楊玄感之變），太宗反其道而行之，以“收而養之”的包容態度接納突厥殘部，既瓦解了薛延陀“擊突厥”的藉口，也以恩德爭取突厥民心。

但太宗的“包容”並非無底線：他雖接納俟利苾，卻也將其封為“右武衛將軍”置於朝中，實則削弱其獨立勢力；對薛延陀“請誅突厥”的請求，雖表麵勸和，卻也默認雙方的矛盾，以製衡邊疆勢力。這種“以德為表、以製爲裡”的民族政策，既避免了煬帝式的暴政，又防止了無原則的妥協，為唐初邊疆穩定提供了彈性空間。

臣僚品格：“忠直+清廉”的貞觀風骨

李大亮的形象，是唐初忠臣廉吏的典型代表。他臨終遺表“請罷高麗之師”，不計個人安危直言戰事風險；去世時僅餘“米五斛，布三十匹”，卻撫養十五位孤親如己出。這種“居官清廉、臨事敢諫”的品格，既是個人修養的體現，更折射出貞觀年間的政治生態——太宗鼓勵直言，官員無需因怕觸怒君主而緘口，且清廉成為官場共識，這與隋末“官吏貪腐、民不聊生”形成鮮明對比，也是唐初能凝聚民心、支撐對外用兵的重要基礎。

結語：貞觀治理的“理想與現實”

這段史料中的太宗，既有“計道裡知驛騎至”的戰略預判能力，也有“識程名振於草莽”的識人眼光，更有“四夷一家”的包容胸襟；唐初的對外用兵，既有“閃電破焉耆”的軍事硬實力，也有“拒高麗白金”的政治軟實力；臣僚群體，既有郭孝恪的善戰，也有李大亮的忠廉。這些共同構成了“貞觀之治”的核心底色——以“道義”立政治合法性，以“謀略”解邊疆難題，以“包容”化民族矛盾，以“賢才”撐治理骨架。

但史料也未迴避問題：焉耆戰後的權力真空、高麗之役的潛在消耗、突厥部落的不穩定，都說明貞觀盛世並非“無懈可擊”，而是在“解決問題—麵對新挑戰”的循環中推進。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平衡”，恰恰讓這段曆史更具啟示：治理的智慧，從來不是追求“完美決策”，而是在複雜局勢中，既守住道義底線，又具備靈活應變的務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