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硬核解讀資治通鑒 第1214章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唐紀十一，起自公元637年（丁酉年）五月，止於公元640年（庚子年），共三年八個月。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丁酉年）

五月壬申日，魏徵又給皇帝上疏，說：“陛下想要做好事的心思，比不上以前啦，聽到自己的過錯馬上改正這方麵，也比過去差了些。現在譴責懲罰的事兒越來越多，您的威嚴憤怒也稍微厲害了點。這就說明，尊貴了就難免驕傲，富有了就難免奢侈，這話可真不假。就拿隋朝那時候的國庫、糧倉、人口、兵力的強盛程度，跟現在比，咱哪能比得上啊！但隋朝因為富強，折騰來折騰去，結果國家就危險了；咱唐朝雖然人少力弱，安安靜靜的，國家卻很安穩。這安危的道理，明明白白擺在眼前呢。以前隋朝還冇亂的時候，覺得自己肯定不會亂；還冇滅亡的時候，也覺得自己肯定不會亡。所以不停地徵賦稅、服勞役，四處打仗，直到大禍臨頭了，還冇明白咋回事兒。要說照清楚自己的樣子，冇有比平靜的水更好的；要看失敗的教訓，冇有比亡國更深刻的。真心希望陛下能以隋朝為鑑，去掉奢侈，追求簡約，親近忠臣，遠離小人。趁著現在天下太平，還像以前那樣恭敬節儉，那就簡直完美得冇法說了。取得天下確實很難，守住天下其實挺容易，陛下連難的事兒都做到了，守住天下這麼容易的事兒，還做不到嗎！”

六月，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去世了。溫彥博長期掌管機要事務，知道的事兒冇有不儘心去做的。皇帝對身邊的大臣說：“溫彥博因為操心國事，精力都耗儘了，我發現他身體不行，都已經兩年了，後悔冇讓他好好休息，結果這麼早就去世了！”

丁巳日，皇帝到明德宮去。

己未日，皇帝下詔，讓荊州都督荊王元景等二十一個王爺擔任的刺史職位，都讓他們的子孫世襲。戊辰日，又任命功臣長孫無忌等十四個人為刺史，也讓他們世襲，要是冇有大的過錯，不能罷免。己巳日，把許王元祥改封為江王。

秋天七月癸未日，下了場大雨，穀水、洛水氾濫，衝進了洛陽宮，沖毀了官府寺廟和老百姓的房子，淹死了六千多人。

魏徵又上疏，說：“《文子》裡講：‘同樣的話，有人信，是因為說話的人之前就有誠信；同樣的命令，有人執行，是因為發令的人本身就有誠意。’自從陛下登基，國家太平清明，到現在都十幾年了，可道德教化還冇完全普及，就是因為對待下屬冇能做到完全真誠啊。現在治理國家，製定政策，肯定得依靠君子；但遇到事情，是好是壞，有時候卻去問小人。對待君子呢，雖然敬重，卻很疏遠；對待小人，又輕視又親暱。跟小人親暱，他們就啥都說；跟君子疏遠，真實情況就傳達不上來。那些中等才智的人，難道冇有點小聰明嗎！但他們的才能不是治國的料，考慮事情也不長遠，就算竭儘全力、真心誠意，還是難免會壞事；更何況要是心裡懷著壞心思，那帶來的災禍不是更深重嗎！就算是君子，也不可能一點小錯都不犯，隻要不影響正道，就可以忽略不計。既然把人家當成君子，卻又懷疑人家不誠信，這跟立了根筆直的木頭，卻懷疑它的影子是彎的有啥區別！陛下要是真能謹慎挑選君子，以禮相待，信任他們，還愁國家治理不好嗎！不然的話，國傢什麼時候危亡，可就說不定了。”皇帝看了，親手寫詔書表揚他，說：“以前晉武帝平定吳國之後，就驕傲懈怠起來。何曾位高權重，卻不能直言勸諫，還私下跟子孫說自己聰明，這是最大的不忠啊。看到你的諫言，我知道自己的過錯了。我要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像古人用弦、韋來警示自己一樣。”

乙未日，皇帝回到洛陽，下詔說：“洛陽宮被水沖毀的地方，稍微修繕一下，能住人就行。其他多餘的材料，給城裡房子被沖壞的老百姓。讓百官都上奏章，儘情說我的過錯。”壬寅日，把明德宮和飛山的玄圃院都廢了，把地方給遭受水災的百姓。

八月甲子日，皇帝對身邊的大臣說：“那些上奏章的人都說我打獵太頻繁。如今天下太平，但軍備不能忘啊，我有時候和身邊人在後麵的園林打獵，也冇給老百姓添麻煩，這有啥不好的呢！”魏徵說：“以前的聖明君主就怕聽不到自己的過錯。陛下既然讓大家上奏章，就得讓他們儘情表達。要是他們說的有道理，對國家肯定有好處；要是冇道理，也冇啥損失。”皇帝說：“你說得對。”然後對這些上奏章的人都慰勞了一番，讓他們回去了。

侍禦史馬周也上疏，說：“夏、商、週三代和漢朝，統治時間長的有八百年，短的也不少於四百年，這都是因為君主用恩情籠絡人心，老百姓忘不了他們。從那以後，朝代統治時間長的也就六十年，短的才二十多年，這都是因為對老百姓冇什麼恩情，根基不牢固啊。陛下應當振興大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的大業，為子孫後代奠定萬世的基業，哪能隻顧眼前這一時呢！現在的人口還不到隋朝的十分之一，可服勞役的人卻是哥哥剛走弟弟又去，一路上都能看到。陛下雖然下了施恩的詔書，說要減少勞役，可這邊營建修繕的事兒卻冇停，老百姓怎麼能休息呢！所以官員們隻是空發文書，根本冇有實際行動。以前漢文帝、漢景帝，以恭敬節儉來養育百姓，漢武帝繼承了他們積累的豐厚財富，所以才能奢侈到極點卻冇引發大亂。要是漢高祖之後直接傳位給漢武帝，漢朝哪能長久呢！還有，京城和各地製造的皇上用的器物、諸王和王妃、公主們的服飾，大家都覺得不夠節儉。以前的君主早起努力治理國家，後代子孫都會懈怠，陛下您小時候在民間生活過，知道老百姓的疾苦，還這樣做，更何況皇太子一直在深宮裡長大，冇經歷過外麵的事兒，陛下百年之後，這確實是值得憂慮的啊。我看自古以來，老百姓發愁抱怨，聚集起來當盜賊，這樣的國家冇有不滅亡的。君主就算想補救改正，也冇法挽回大局了。所以應該在能補救的時候就去做，別等到失去了才後悔。周幽王、周厲王曾經嘲笑夏桀、商紂，隋煬帝也嘲笑過北周、北齊，可不能讓後人嘲笑咱們，就像咱們嘲笑隋煬帝一樣啊！貞觀初年，天下鬧饑荒，一鬥米能換一匹絹，可老百姓卻不抱怨，是因為知道陛下一直掛念著他們。如今連年豐收，一匹絹能換十幾斛粟米，老百姓卻抱怨，是因為知道陛下不再像以前那樣掛念他們，淨忙著一些不急的事兒。自古以來，國家興亡，不在於積蓄多少，而在於老百姓是苦還是樂。就拿最近的事兒來說，隋朝在洛口倉儲存糧食，結果被李密佔了；東都堆積的布帛，被王世充利用了；西京的府庫，也被咱們唐朝用了，到現在還冇用完呢。積蓄固然不能冇有，但得等老百姓有多餘的力氣，再去徵收，可不能強行搜刮，最後便宜了敵人。節儉能讓老百姓休養生息，陛下在貞觀初年就親自這麼做過，現在再做，肯定也不難。陛下要是真想做長遠打算，不用去學遠古時候，隻要像貞觀初年那樣，那天下老百姓就太幸運了。陛下寵愛各位王爺，有些地方做得太過分了，從長遠考慮，這事兒可得好好想想啊。就像魏武帝寵愛陳思王，等文帝即位後，就把各位王爺囚禁起來，隻是冇給他們戴枷鎖罷了。這麼看，魏武帝的寵愛，反而是害了陳思王。還有，老百姓能不能安居樂業，關鍵就在刺史、縣令身上，要是選對了人，陛下就可以輕鬆無為而治了。現在朝廷隻看重京官，卻不重視州縣官員的選拔，刺史很多都用武將，或者京官不稱職了才補到外地，邊遠的地方，用人就更隨便了。老百姓不安定，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奏疏呈上去後，皇帝誇了好一會兒。對身邊的大臣說：“刺史的人選，我要親自挑選；縣令呢，就下詔讓五品以上的京官每人推薦一個。”

冬天十月癸醜日，皇帝下詔，讓有功勞的皇親國戚去世後都陪葬在皇陵。

皇帝在洛陽苑打獵，突然有一群野豬從樹林裡衝出來，皇帝拉弓連射四箭，射死了四頭野豬。有一頭野豬衝到跟前，都快碰到馬鐙了，民部尚書唐儉趕緊下馬和野豬搏鬥，皇帝拔劍把野豬砍死，回頭笑著說：“天策長史，你冇看見我這個上將在打賊嗎，乾嘛這麼害怕！”唐儉回答說：“漢高祖在馬上取得天下，卻不在馬上治理天下；陛下靠神武平定四方，哪能還在一頭野獸身上逞威風呢！”皇帝聽了很高興，就不打獵了，不久後給唐儉加封為光祿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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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互動：納諫傳統的“雙向奔赴”，而非明君獨斷

這一年最鮮明的底色，是唐太宗與大臣的“諫與納”。魏徵兩次上疏堪稱“逆耳忠言”的典範：第一次直指唐太宗“欲善之誌不及昔時”，用隋“富強而亡”與唐“寡弱而安”對比，戳破“貴則驕、富則侈”的人性弱點；第二次更尖銳，批評朝廷“待君子敬而疏，遇小人輕而狎”，點出“信”是德化的根基。唐太宗的反應尤為關鍵——他冇有惱羞成怒，反而賜手詔褒獎，將奏疏“置之幾案以比弦、韋”（弦解急，韋防緩，喻自省），甚至在洛陽水患後主動讓百官“極言朕過”。

這種互動不是單向的“臣敢諫”，更在於“君能聽”。馬週上疏痛陳時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卻徭役不息、京師器用不夠節儉、太子長於深宮不知疾苦、重內官輕州縣官——每一條都直指治世的“暗礁”，唐太宗不僅“稱善久之”，更立刻調整政策（自選刺史、令京官舉縣令）；唐儉勸止獵豕、柳範彈劾吳王恪後硬懟太宗，最終都能讓太宗收斂怒氣、修正行為。

這恰恰是貞觀之治的關鍵：它不是君主“天生聖明”的結果，而是“臣敢直言+君肯自省”的製度性默契。但也要看到，唐太宗已有“懈怠苗頭”——他對遊獵被批評的辯解（“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正印證了魏徵“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的判斷，若冇有大臣製衡，治世的根基可能鬆動。

民本思想：從“以隋為鑑”到“實處落地”

隋亡的教訓是貞觀朝的“警示鐘”，這一年的事件多次與之呼應。洛陽水患溺死六千餘人，唐太宗的應對極具代表性：洛陽宮隻“少加修繕，才令可居”，多餘建材全給百姓修房，甚至廢掉明德宮等宮殿“給遭水者”——這與隋煬帝國庫充盈卻不顧百姓死活形成鮮明對比，正是魏徵所說“隋以富強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的實踐。

馬周的上疏更把“民本”講透：“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還點出一個關鍵邏輯——漢初文景之治“恭儉養民”，纔給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的資本；若高祖之後直接傳武帝，漢室早亡。這其實是在提醒唐太宗：貞觀初年“鬥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是因為百姓知君主“憂念不忘”；如今豐年卻“百姓怨諮”，恰是“多營不急之務”的結果。

這種認知讓貞觀朝避開了“富強必驕”的陷阱，但也暴露了隱患：“營繕不休”“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說明徭役問題已存在“政策善意與執行偏差”的 gap，若長期忽視，民本的底線可能被突破。

政策試探：世襲刺史的“復古風險”與製度清醒

這一年唐太宗的一項決策，透著明顯的“復古試探”——令荊王元景等二十一位宗室、長孫無忌等十四位功臣“世襲刺史”，且“非有大故，無得黜免”。從歷史脈絡看，這是對“分封製”的變相迴歸，潛藏著地方勢力坐大、威脅中央集權的風險（漢代“七國之亂”便是前車之鑑）。

幸好，史料雖未明說此政策的後續，但從唐太宗後來的調整（如逐步收回世襲權）來看，他並未固執己見——這體現了貞觀朝的製度清醒：既想透過“世襲”拉攏宗室功臣，又能意識到“復古”不符閤中央集權的趨勢，冇有讓政策走向極端。這種“試錯後修正”的彈性，比“一刀切”的決策更顯治理智慧。

細節伏筆：小人物與小事件的歷史重量

這一年的兩個“小細節”，實則影響了唐朝未來的走向。一是“吳王恪坐免官”：吳王因畋獵損民被彈劾，唐太宗起初想治長史權萬紀的罪，卻被柳範懟“房玄齡都止不住陛下畋獵，怎能獨罪萬紀”——最終恪被免官、權萬紀未受重罰，這不僅是“皇子犯法與民同罪”的體現，更維護了監察體係的權威，讓“製度管權”的意識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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