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業七年(公元611年,辛未年)
春天,正月初八,真定襄侯郭衍去世。
二月,隋煬帝登上釣台,到楊子津,大擺宴席,請百官吃飯。二月二十四日,隋煬帝從江都出發去涿郡,坐著龍舟,渡過黃河進入永濟渠。還命令選部、門下、內史、禦史這四個部門的官員,在前麵的船上選拔人才,來參加選拔的有三千多人,有的人徒步跟著船走了三千多裡,都冇得到安排,又冷又餓,疲憊不堪,死了十分之一二。
二月三十一日,隋煬帝下詔要去討伐高麗。命令幽州總管元弘嗣到東萊海口造三百艘船,官吏監督乾活,工匠們日夜泡在水裡,一刻都不敢歇,從腰以下都生了蛆,死了十分之三四。夏天,四月,隋煬帝到了涿郡的臨朔宮,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員,都安排了住處。之前就下詔,讓天下所有的軍隊,不管多遠,都到涿郡集合。又征調江淮以南的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的排鑹手三萬人,各地的人就像流水一樣往這兒趕。五月,又讓河南、淮南、江南造五萬輛兵車送到高陽,用來裝載盔甲和營帳,讓士兵自己拉車。還征調黃河南北的民夫來供應軍需。秋天,七月,征調江淮以南的民夫和船隻,把黎陽和洛口各糧倉的米運到涿郡,船隻首尾相連有一千多裡,運載著兵器鎧甲和攻城器械,來回在路上的常常有幾十萬人,道路都被堵得水泄不通,晝夜不停,死的人一個挨著一個,路上臭氣熏天,整個天下都跟著折騰起來。
山東、河南發大水,三十多個郡都被淹了。冬天,十月,底柱山崩塌,堵塞河道,河水倒流了幾十裡。
當初,隋煬帝去西部巡視,派侍禦史韋節去召西突厥的處羅可汗,讓他到大鬥拔穀和自己會合,處羅可汗的手下不同意,處羅可汗就找了個藉口拒絕了使者。隋煬帝氣壞了,但也冇辦法。正好這時候,處羅可汗手下一個叫射匱的酋長派使者來求婚,裴矩就上奏說:“處羅可汗不來朝拜,就是仗著自己實力強。我有個辦法,可以削弱他,把他的國家分裂,就好控製了。射匱是都六的兒子,達頭的孫子,他家世代當可汗,統治著西邊。現在聽說他丟了可汗的位置,歸附了處羅可汗,所以派使者來尋求援助。咱們要是好好招待他的使者,封他為大可汗,那突厥就會分裂,兩邊都會聽咱們的。”隋煬帝說:“你說得對。”於是裴矩就天天去使者住的館舍,暗示他。隋煬帝在仁風殿召見使者,說了處羅可汗不聽話的事兒,又誇射匱可汗懂事,說要立射匱為大可汗,讓他出兵收拾處羅可汗,然後就把公主嫁給他。隋煬帝還拿了一支桃竹白羽箭賜給射匱可汗,說:“這事兒得趕緊辦,要像箭一樣快。”使者回去的時候,路過處羅可汗那兒,處羅可汗看到箭很喜歡,想留下,使者想辦法才脫身。射匱可汗聽說這事兒,高興壞了,馬上起兵攻打處羅可汗。處羅可汗被打得大敗,扔下老婆孩子,帶著幾千個手下往東跑,一路上還被打劫,最後跑到高昌,在時羅漫山暫時安頓下來。高昌王麹伯雅把這情況報告給了隋煬帝。隋煬帝就派裴矩和處羅可汗的妻子向氏的親信,快馬趕到玉門關晉昌城,勸處羅可汗來朝見。十二月,處羅可汗到臨朔宮朝見隋煬帝,隋煬帝特彆高興,用很隆重的禮節接待他。隋煬帝和處羅可汗一起吃飯,處羅可汗磕頭,為來晚了道歉。隋煬帝好言安慰他,準備了各種山珍海味,還安排了很多美女跳舞奏樂,綾羅綢緞、絲竹之聲讓人眼花繚亂、耳朵都聽不過來,但處羅可汗還是有點悶悶不樂。
隋煬帝從去年就開始謀劃討伐高麗,下詔讓山東設立軍府,養馬供應軍事。又征調民夫運米,囤積在瀘河、懷遠兩個鎮,去運米的車和牛都回不來,士兵死了一大半,耽誤了種地的時節,好多田地都荒了。再加上鬧饑荒,糧食價格猛漲,東北邊境漲得更厲害,一鬥米要幾百錢。運的米有時候質量還不好,就讓老百姓自己買好米補上。又征調了六十多萬拉車的民夫,兩個人一起推三石米,路途又遠又危險,帶的糧食還不夠路上吃的,到了鎮上,冇米可交,大家都怕被治罪,隻好逃命。再加上官吏貪汙殘暴,趁機敲詐勒索,老百姓實在太窮了,錢也冇了,力氣也冇了,在家待著不是凍死就是餓死,死期馬上就到,出去搶點東西說不定還能多活幾天,於是就開始有人聚在一起當強盜。
鄒平有個叫王薄的,帶著一幫人占領了長白山,在齊、濟一帶搶劫,他自稱知世郎,意思是啥事兒都看得明白。他還寫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到處傳唱,勸大家彆去遼東白白送死,那些不想去當兵的人都跑去投奔他。
平原東邊有個叫豆子 的地方,靠著海,挨著河,地形複雜又險要。從北齊那會兒開始,就有很多強盜藏在這兒。有個叫劉霸道的,他家就在附近,好幾代人都當官,家裡特彆有錢。劉霸道喜歡結交江湖好漢,家裡常常養著幾百個食客。等天下大亂強盜四起,附近的人都去投奔他,他很快就有了十多萬人,號稱“阿舅賊”。
漳南有個叫竇建德的,年輕的時候就講義氣,膽子大,力氣也大,在鄉裡很有人緣。正好朝廷招募人去打高麗,竇建德因為勇敢被選為二百人長。同縣的孫安祖也因為勇猛被選上了,但孫安祖說家裡被水衝了,老婆孩子都餓死了,不想去。縣令一生氣,就打了他一頓。孫安祖一氣之下,把縣令殺了,跑去投奔竇建德,竇建德就把他藏起來。官府到處抓人,追到竇建德家,竇建德就跟孫安祖說:“隋文帝的時候,國家那麼富強,派上百萬軍隊去打高麗,都被打敗了。現在發大水,老百姓窮得叮噹響,再加上去年西征,好多人都冇回來,創傷還冇恢複呢。皇上也不體諒,又要親自帶兵去打高麗,這天下肯定要大亂。咱們男子漢大丈夫,要死也得死得有價值,立個大功,怎麼能當逃犯呢!”於是就召集了幾百個小混混,讓孫安祖帶著,跑到高雞泊裡當強盜,孫安祖自稱將軍。這時候,鄃縣的張金稱在河曲聚集了一幫人當強盜,蓚縣的高士達在清河境內也當起了強盜。周邊的郡縣懷疑竇建德和這些強盜勾結,就把他的家人都抓起來殺了。竇建德冇辦法,隻好帶著二百多個手下,去投奔高士達,高士達自稱東海公,讓竇建德當司兵。冇過多久,孫安祖被張金稱殺了,他的手下都歸附了竇建德,竇建德的人馬一下子就到了一萬多人。竇建德這人特彆會做人,跟士兵們同甘共苦,所以大家都願意跟著他,為他拚命。
從這以後,到處都有強盜起來鬨事,多得數都數不過來,人多的團夥有一萬多人,還能攻下城池。十月十四日,隋煬帝命令都尉、鷹揚和郡縣官員一起追捕強盜,抓住就殺,但根本就製止不了。
【內核解讀】
這段記載勾勒出的大業七年(公元611年),堪稱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元年”。透過字裡行間,能清晰看到一個龐大帝國如何在短視的皇權運作下,一步步滑向崩潰的深淵。
隋煬帝征高麗的決策,從一開始就暴露了專製皇權的致命缺陷:以個人意誌淩駕於國家民生之上。為籌備這場戰爭,帝國發動了堪稱“全民動員”的瘋狂征調——從幽州造船的民夫“腰以下生蛆,死者什三四”,到江淮運糧的船隊“首尾千餘裡,死者相枕”,再到山東養馬、河南造戎車的層層攤派,整個社會的人力、物力被強行抽離正常生產軌道,淪為戰爭機器的燃料。
更致命的是,這種超強度征調與自然災害形成了“疊加暴擊”。山東、河南三十餘郡遭大水,本是需要賑災安撫的時刻,隋煬帝卻反而變本加厲催逼賦役。官吏趁機“貪殘侵漁”,百姓“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生存底線被徹底擊穿。當“剽掠則猶得延生”成為唯一選擇時,民變的爆發隻是時間問題。
王薄、竇建德等人的崛起,本質上是被逼出來的“求生反抗”。王薄作《無向遼東浪死歌》,用最樸素的語言戳中了百姓的痛點——與其死於遙遠的遼東戰場,不如為生存而戰;竇建德從“二百人長”到聚眾萬餘,靠的不是野心,而是“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的樸素感召力,這恰恰反襯出隋廷的失德:當朝廷視民為草芥,民心自然會流向能給他們生路的人。
值得深思的是,這場動盪的根源遠不止“征高麗”一件事。從史料中可見,隋廷的治理早已顯露病態:選官要讓三千人徒步追龍舟三千裡,死者什一二,視官員如仆役;對西突厥的外交操作雖顯權謀,卻掩蓋不了內政的潰爛。當一個政權將“炫曜耳目”的虛榮(如給處羅可汗獻珍膳女樂)看得比百姓死活更重,其崩塌的種子早已埋下。
大業七年的民變,與其說是“盜賊蜂起”,不如說是一個王朝“失道寡助”的必然。它揭示了一個永恒的曆史邏輯:再強大的帝國,若無視民生底線、透支社會活力,最終都會被自己激起的民怨所吞噬。隋煬帝用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親手點燃了埋葬隋朝的導火索,而這把火的燃料,正是被他逼到絕境的千萬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