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秋天,贛北的稻子黃了。
周滿倉站在自家田埂上,看著兩畝三分地的晚稻在夕陽下泛著金光。他蹲下身,掐下一穗稻穀,放在掌心搓了搓,吹去穀殼,露出白瑩瑩的米粒。他數了數,一共四十二粒——比去年少了八粒。
“滿倉,看什麼呢?”鄰田的李老根扛著鋤頭走過來,黝黑的臉上刻著深深的皺紋,像田裡的犁溝。
“看收成。”周滿倉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稻殼,“今年這稻,怕是不太夠。”
“夠不夠的,不都得交?”李老根歎了口氣,望向遠處村委會的紅磚房,“聽說今年提留又加了。”
周滿倉冇說話,隻是把掌心裡的米粒小心地裝進上衣口袋。他今年四十二歲,和這片土地打了半輩子交道,能聽懂稻子說話——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少了一成半。
三天後,打穀場上堆滿了稻穀。村委會的乾部來了,帶著磅秤和賬本。會計王有才戴著眼鏡,手指在算盤上劈裡啪啦地撥動,像秋日裡最後一批蟬鳴。
“周滿倉,兩畝三分地,畝產八百二十斤,總計一千八百八十六斤。”王有才頭也不抬,“公糧五百六十六斤,提留款按百分之八收,一百五十一斤。餘糧一千一百六十九斤,按保護價收購,扣除種子化肥,實發一百八十二塊三毛。”
周滿倉接過薄薄一遝錢,手指撚了又撚:“王會計,這提留款,是不是多了?”
“多什麼多?鎮裡定的標準。”王有才扶了扶眼鏡,“趕緊搬你的糧,後麵還排著隊呢。”
拖拉機突突地開走了,揚起一片塵土。周滿倉看著空了一半的糧堆,心裡算了一筆賬:一千一百六十九斤稻穀,出米率按七成算,是八百一十八斤米。一家四口,一天吃三斤米,隻夠吃九個月。可這還冇算上人情往來、孩子學費、頭疼腦熱的藥錢。
那天晚上,周滿倉翻來覆去睡不著。半夜,他爬起來,從櫃子深處翻出一個鐵皮盒子,裡麵裝著這些年攢下的檔案:土地承包合同、曆年公糧通知、還有一張去年從鎮上抄回來的《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
他湊到煤油燈下,眯著眼睛看。第三條,白紙黑字:“村提留不得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可今天交的,是百分之八。
周滿倉的手開始發抖。他翻齣兒子用剩的作業本,在背麵一筆一劃地抄:“第三條……村提留不得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
抄到第三遍時,本子用完了。他在屋裡轉了一圈,最後看見桌上那包“廬山”牌香菸。他抽出一根點上,狠狠吸了兩口,然後把煙盒拆開、撫平,在錫紙的那一麵,用圓珠筆用力寫下那行字。
那一夜,周滿倉家的燈亮到雞叫。
第二天清晨,村裡三十多戶人家的門板上,都貼著一張皺巴巴的煙盒紙。有的貼在門縫,有的插在門環,有的用飯粒粘在門板上。紙上的字很小,但很用力,幾乎要劃破錫紙:
“村提留不得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
“什麼玩意兒?”村東頭的趙寡婦不識字,扯下煙盒紙問鄰居。
“政策檔案!說提留不能超過百分之五!”鄰居的聲音有些發顫。
“可咱們交的,是八分啊!”
訊息像野火一樣燒遍了整個村子。那天下午,村委會的門檻差點被踩破。
“王會計,這煙盒紙上的,是不是真的?”
“胡鬨!這是有人造謠生事!”村委會主任劉建國拍著桌子,“鎮裡定的標準,能錯嗎?”
“可這白紙黑字……”
“什麼白紙黑字?煙盒紙也算檔案?”劉建國把煙盒紙揉成一團,“都散了!該乾嘛乾嘛去!”
人群慢慢散了,但疑問像種子一樣埋進了土裡。
那天晚上,周滿倉家來了第一個人。
是李老根。他揣著兩個紅薯,在門口躊躇了半天纔敢敲門。
“滿倉,那紙……是你貼的?”
周滿倉點點頭,把李老根讓進屋,又看了看門外,才輕輕關上門。
“我抄的,一字不差。”周滿倉從懷裡掏出那份皺巴巴的檔案,“鎮上公開欄裡貼著的,我抄了三天。”
煤油燈下,兩個腦袋湊在一起。周滿倉指著檔案,一個字一個字地念:“農民承擔費用……包括村提留、鄉統籌費……村提留不得超過上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百分之五……”
“那咱們交的八分,多出來的三分去哪了?”李老根問。
周滿倉冇回答。他翻開另一個本子,那是他偷偷記了三年的賬:每戶的田畝數、產量、交的公糧、提留款。一筆一劃,清清楚楚。
“老根叔,你家三畝地,去年畝產八百五十斤,總產兩千五百五十斤。公糧七百六十五斤,提留二百零四斤,是按百分之八收的。如果按百分之五,應該是一百二十七斤半。你多交了七十六斤半。”
李老根的手指在賬本上摩挲,粗糙的指腹劃過那些數字,像撫摸著土地的裂痕。許久,他抬起頭,眼裡有了光:“滿倉,你得給大夥講講。”
那一夜,周滿倉家的燈又亮到很晚。
從那天起,周滿倉家的門檻快要被踏破了。白天,人們裝作串門,抱著孩子、提著菜籃;晚上,人們摸黑而來,在煤油燈下,看那一紙檔案,看那個賬本。
周滿倉的賬本越來越厚。他記下了三十二戶人家的數據,整整一百二十七頁。每一頁的右下角,都按著一個紅手印——不識字的人,用這種方式證明“我來過,我知道”。
第十天夜裡,村裡來了兩個陌生人。他們開著一輛沾滿泥巴的吉普車,徑直駛向村委會。
第二天一早,村裡的大喇叭響了:“全體村民注意,今天上午九點,在打穀場召開村民大會,必須參加!”
打穀場上黑壓壓坐滿了人。主席台上,除了村乾部,還坐著那兩個人。一個穿著白襯衫,頭髮梳得一絲不苟;一個穿著中山裝,手裡拿著公文包。
“鄉親們,最近村裡有些謠言,說提留款收多了。”劉建國對著話筒,聲音有些刺耳,“今天,鎮上的領導專門來給大家解釋政策。大家歡迎王主任!”
穿中山裝的人站起身,清了清嗓子:“我是鎮農經站的王主任。關於提留款,我給大家解釋一下。檔案上說的百分之五,是‘村提留’。咱們交的百分之八,還包括‘鄉統籌’——就是辦教育、修路、計劃生育這些。這是國家政策,合理合法。”
人群中一陣騷動。
周滿倉站了起來。他走到台前,從懷裡掏出那個賬本:“王主任,這是村裡三十二戶人家三年的賬。按您說的,村提留和鄉統籌加起來,應該各是多少?檔案上寫著,鄉統籌也不能超過百分之二點五。加起來最多百分之七點五。可我們交的是百分之八。還有,這賬上記的,三年來,提留款從百分之六漲到百分之六點五,去年漲到百分之七,今年是百分之八。年年漲,這符合政策嗎?”
王主任的臉色變了。他接過賬本,翻了幾頁,手指開始發抖。
“這……這是誰記的?”
“我記的。”周滿倉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每家每戶的產量、交糧數,我都記了。王主任,您能不能給我們看看,鎮裡是怎麼算的這百分之八?多出來的那零點五,去哪了?”
“你!”劉建國猛地站起來,“周滿倉,你想乾什麼?質疑鎮政府?”
“我隻想問個明白。”周滿倉轉過身,麵向鄉親們,“咱們麵朝黃土背朝天,一粒米一滴汗。交公糧,應該;納提留,也應該。但交多少,得有個明白賬。多了的,一分一厘,都是咱們的血汗。”
人群中,有人站了起來。是李老根。
“對,得有個明白賬!”
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趙寡婦抱著孩子站起來,她不懂政策,但懂糧食:“我娃餓得哭,我都冇捨得動穀倉裡的種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