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5日,省公安廳技術中心DNA實驗室,初步比對結果出來了。
老張和陳建國站在實驗室外的走廊裡,隔著玻璃看著裡麵的技術人員忙碌。省廳技偵科科長楊工拿著一份報告走出來,表情嚴肅。
“兩位,比對結果有些……複雜。”楊工推了推眼鏡,“瀋州送來的血跡樣本,與我們從周文彬牙刷上提取的DNA樣本,在12個核心位點上有11個匹配。”
“11個匹配?”陳建國皺眉,“這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極大概率是同一個人,或者是有親緣關係的非常近的親屬。”楊工解釋道,“如果是同卵雙胞胎,DNA會完全一致;如果是父子、兄弟,會有極高相似度。”
老張的心一沉:“兄弟?”
“很有可能。”楊工點頭,“而且從遺傳學角度,周文彬和瀋州血跡主人的關係,更像是兄弟而非父子。如果是父子,某些位點的表現會有所不同。”
兄弟。又是兄弟。
“有冇有可能是樣本汙染或檢測誤差?”陳建國問。
“我們做了三次複覈,結果穩定。”楊工說,“除非送檢樣本本身有問題,但瀋州方麵保證采樣和儲存流程規範。”
老張接過報告,看著那些複雜的圖表和數據。周文彬的DNA與瀋州凶手的DNA高度相似,但不是完全一致。這意味著什麼?是同一個人的不同樣本有誤差?還是根本就是兩個人?
“楊工,如果我們要確認這是兩個人,還需要什麼?”老張問。
“更多位點比對,或者找到另一個嫌疑人做比對。”楊工說,“但以目前的技術,這已經是很強的證據了——證明周文彬與瀋州案件有密切關聯,要麼他就是凶手,要麼凶手的親屬。”
走出技術中心時,江州已經入冬,天空飄起了細雪。老張裹緊外套,腦海中思緒翻騰。
陳建國點燃一支菸:“現在怎麼辦?周文彬的監控還要繼續嗎?”
“繼續,但不能隻盯著他一個人。”老張說,“如果真是兄弟作案,那弟弟在哪裡?我們一直以為‘陳先生’是一個人,但如果他們輪流扮演這個角色呢?”
“交替作案……”陳建國深吸一口煙,“難怪時間間隔有規律,一個作案,一個準備,三個月輪換一次?”
“有可能。”老張拉開車門,“回局裡,重新分析所有案件的時間線和細節。”
專案組辦公室裡,白板上已經畫出了一張複雜的關係圖。小吳正在整理從各省彙總的新資訊。
“張隊,陳隊,有個新情況。”小吳舉起一份傳真,“南方廣城市局發來協查反饋,他們那邊今年九月也發生了一起類似案件,手法幾乎一模一樣。”
“廣城?距離江州上千公裡。”陳建國接過傳真。
“受害者叫黃小雨,21歲,師範學院學生,家庭貧困,失蹤於9月15日。”小吳繼續說,“但這次有個不同點——黃小雨失蹤三天後,她的銀行卡在廣城一個ATM機被取走了兩百元。”
“取錢?”老張警覺,“之前的案件中,受害者財物都冇有被動過。”
“對,而且取款人戴著帽子和口罩,但監控拍到了他的左手——手腕上有一塊銀色寬錶帶手錶。”
又是銀色寬錶帶手錶!
“取款時間?”
“9月18日晚上十一點。”小吳說,“廣城警方已經調取周邊監控,但九十年代監控太少,冇拍到清晰人臉。”
老張走到地圖前,用紅筆標出廣城的位置:“九月十五日,那時林曉雨還冇有失蹤,江州這邊還冇發協查通報。凶手在廣城作案後,又流竄到江州?”
“流竄速度太快了。”陳建國搖頭,“廣城到江州,那個年代至少要兩三天車程。除非……”
“除非有兩個凶手,一個在廣城,一個在江州。”老張說出那個可怕的推論,“同時作案。”
會議室裡一片寂靜。同時作案,意味著受害者數量可能比他們想象的更多,也意味著這個犯罪團夥可能不止兩個人。
“還有,”小吳翻出另一份檔案,“廣城警方在黃小雨失蹤地點附近走訪時,有個報亭老闆說看到一輛黑色桑塔納,車牌是‘江’字開頭。”
江字開頭?江州的車牌!
“車牌號記得嗎?”老張急切地問。
“不記得全號,但老闆說尾號好像是‘48’。”小吳說,“而且老闆記得,開車的是個戴眼鏡的中年男人,副駕駛還坐著一個人,冇看清臉。”
兩個人。又是兩個人。
老張感到一陣寒意從脊背升起。這不是簡單的連環案,這是一個有組織的犯罪團夥,跨省流竄,分工明確,可能已經作案多年。
電話響了,是監控組的李明打來的。
“張隊,周文彬有動作了。”李明的聲音壓得很低,“他今天中午去了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明天去廣城的車票。”
廣城!剛發生案件的地方!
“幾個人?”
“就他一個人,買的單程票。”李明說,“我們要不要跟?”
“跟,但小心彆暴露。”老張說,“如果他真是去廣城,可能要與同夥彙合,或者……去處理什麼。”
掛斷電話,老張和陳建國對視一眼。
“我去廣城。”老張說,“周文彬如果去廣城,我親自跟。小吳,你留在江州,繼續排查周文彬的社會關係,特彆是看他有冇有兄弟。”
“是!”
“陳隊,你協調省廳,申請對周文彬的全麵監控和必要時拘傳。”老張快速佈置,“如果DNA比對結果顯示他是凶手或凶手的兄弟,我們就有理由控製他了。”
“但要小心,如果打草驚蛇,另一個可能會跑。”陳建國提醒。
“我明白。”老張看了看錶,“我坐今晚的飛機去廣城,趕在周文彬之前到達。”
12月6日下午,廣城。
南方城市的冬天濕冷刺骨。老張站在廣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會議室裡,牆上是黃小雨失蹤案的相關資料。
廣城支隊長劉振華是個精乾的中年人,說話帶著粵語口音:“張隊,你們提供的線索太重要了。我們重新梳理了黃小雨案件,發現幾個新細節。”
“請說。”
“第一,黃小雨失蹤前接到的電話,是從一個公用電話亭打出的,位置在城郊結合部。”劉振華指著地圖,“我們調取了周邊商鋪的目擊證詞,有個便利店老闆說,那天下午看到一個戴眼鏡的男人在電話亭打了很久電話。”
“記得長相嗎?”
“老闆說戴金絲眼鏡,穿灰色夾克,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劉振華頓了頓,“但老闆特彆提到,這個人走路時肩膀有點往右斜。”
肩膀右斜?老張想起周倩說過,那個囚禁她的人走路時肩膀右斜。而江州的陳建國老師走路姿勢正常。
不同的凶手?
“第二,”劉振華繼續,“黃小雨的銀行卡被取款後,我們在ATM機附近的垃圾桶裡發現了一副手套。已經送檢,上麵可能留有指紋。”
“結果呢?”
“還在比對,但初步看,手套很新,應該是作案時使用後丟棄的。”劉振華說,“張隊,根據你們的協查資訊,我們懷疑這起案件和你們的係列案件有關聯。”
“很可能。”老張點頭,“我們監控的一個嫌疑人今天會到廣城,我希望廣城方麵配合跟蹤。”
“冇問題,我們全力配合。”
當天晚上七點,周文彬乘坐的長途客車抵達廣城汽車站。老張和廣城警方的人分散在車站各處,密切監視。
周文彬下車後,揹著一個黑色旅行包,在車站外攔了一輛出租車。老張立即跟了上去。
出租車在市區穿行,最後停在一家名為“悅來”的招待所前。周文彬下車,辦理入住手續。
老張在對麵的小賣部假裝買菸,用餘光觀察。周文彬看起來疲憊但警惕,辦理入住時不斷環顧四周。
“劉隊,他入住了悅來招待所203房間。”老張用對講機彙報,“請求安排人監視招待所所有出口。”
“明白,已經部署。”
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周文彬幾乎冇出房間。外賣送上門,他開門接一下就關上。窗簾一直拉著,不知道在裡麵做什麼。
12月7日晚上九點,周文彬終於出門了。他換了一件深藍色夾克,戴著帽子,步行來到兩公裡外的一個老舊小區。
老張和兩個廣城刑警遠遠跟著。小區冇有門衛,周文彬熟門熟路地走進3棟,上了三樓。
“這棟樓我們查過。”耳機裡傳來劉振華的聲音,“3棟302室是一個出租屋,租客登記資訊是‘王強’,但從冇人見過這個租客。”
“周文彬進去了嗎?”
“進去了,三分鐘前開門進的302。”
老張躲在對麵樓的樓梯間,用望遠鏡觀察。302室的燈亮了,但窗簾緊閉。
“要不要靠近監聽?”一個年輕刑警問。
“太危險。”老張搖頭,“如果裡麵不止一個人,容易被髮現。”
他們等了兩個小時。晚上十一點,302室的燈滅了。幾分鐘後,周文彬一個人走出來,手裡多了一個手提袋。
老張立即拍照。手提袋看起來不重,但周文彬走得很小心。
周文彬冇有回招待所,而是走到附近的一個公園,在一處長椅上坐下。他打開手提袋,從裡麵取出一個東西——藉著路燈的光,老張看清了,那是一個女式錢包。
周文彬仔細檢查錢包,抽出裡麵的現金,然後把錢包和其他東西扔進旁邊的垃圾桶。做完這些,他起身離開。
等周文彬走遠,老張立即衝到垃圾桶旁,戴上手套翻找。錢包還在,裡麵冇有錢,但有身份證——黃小雨的身份證。
還有一張照片,是黃小雨和父母的合影,女孩笑得很甜。
老張的心沉到穀底。黃小雨的財物出現在周文彬手裡,這意味著什麼?周文彬就是凶手?還是他是處理贓物的同夥?
“劉隊,找到受害者物品了。”老張對著對講機說,“請求立即控製周文彬。”
“明白,等他回到招待所就行動。”
然而,周文彬冇有回招待所。他走到一個公用電話亭,打了五分鐘電話,然後攔了一輛出租車,直奔長途汽車站。
“他要跑!”老張立即上車,“跟上!”
出租車在夜晚的街道上疾馳。老張一邊跟蹤一邊聯絡劉振華:“周文彬可能察覺了,正在往汽車站方向去。”
“已經在車站布控,他跑不了。”
但周文彬冇有進汽車站。出租車在距離車站五百米的一個路口停下,周文彬下車,快步走進一條小巷。
老張和廣城刑警追進去時,小巷裡空無一人。這是一片待拆遷的老城區,小巷縱橫交錯,很多房子空置。
“分頭找!”劉振華帶人趕到,“他跑不遠。”
搜尋持續到淩晨三點,冇有找到周文彬。他就像蒸發了一樣,消失在這片老城區裡。
回到廣城市局,老張疲憊地坐在椅子上。桌上放著黃小雨的錢包和照片,女孩的笑容刺痛了他的眼睛。
“張隊,我們查了周文彬打電話的那個公用電話亭。”劉振華走進來,“通話記錄顯示,他打的是一個江州的手機號碼。”
“誰的號碼?”
“機主叫周文浩。”劉振華遞過一張紙,“我們已經聯絡江州方麵,正在查這個人的資訊。”
周文浩。這個名字再次出現。修車廠老師傅說,那個修車人接電話時喊對方“文浩”。
“兄弟。”老張喃喃道,“周文彬,周文浩。果然是兄弟。”
就在這時,老張的手機響了,是小吳從江州打來的。
“張隊,查到了!”小吳的聲音激動,“周文浩,38歲,是周文彬的親弟弟!他1996年因搶劫罪入獄,1998年3月剛刑滿釋放!”
1998年3月釋放,4月劉雯失蹤,7月趙芳芳失蹤,10月林曉雨失蹤。時間完全吻合。
“周文浩現在在哪?”老張問。
“失蹤了。”小吳說,“出獄後他在江州待了一個月,然後就不知去向。我們查了他的通訊記錄,發現他經常和一個廣城的號碼聯絡。”
“號碼給我。”
小吳報出號碼,正是周文彬在廣城打電話的那個號碼。
一切都串起來了。哥哥周文彬,弟弟周文浩。一個可能是主犯,一個是從犯。他們跨省流竄,以貧困女大學生為目標,作案多年。
但老張心中還有一個疑問:如果周文彬在廣城,那江州那個取款人是誰?誰戴著銀色寬錶帶手錶取走了黃小雨的錢?
除非……還有第三個人。
“小吳,繼續查周家還有冇有其他兄弟或親屬。”老張說,“這個團夥可能不止兩個人。”
“是!”
掛斷電話,老張走到窗前。廣城的夜空冇有星星,隻有城市的霓虹在閃爍。在這個巨大的城市裡,隱藏著不止一個獵手,他們在暗處窺視,尋找下一個獵物。
而警方現在知道了他們的名字,知道了他們的關係,卻還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周文彬逃走了,周文浩失蹤了。如果他們警覺了,可能會暫時蟄伏,也可能會瘋狂作案。
老張拿起黃小雨的照片,女孩的笑容那麼年輕,那麼充滿希望。她才二十一歲,本該有大好人生。
“我會抓到他們的。”老張輕聲說,“一定。”
窗外,天邊泛起魚肚白。新的一天開始了,追捕還在繼續。
而在這場獵人與獵手的遊戲中,天平正在慢慢傾斜。警方離真相越來越近,但危險也在增加——困獸猶鬥,絕望的罪犯往往最危險。
老張揉了揉發澀的眼睛,拿起電話撥通陳建國的號碼:“陳隊,申請對周文彬、周文浩的全國通緝。是時候收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