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啟元年,十一月末。
北風捲著細碎的雪沫,呼嘯著掠過京城的灰瓦屋頂。家家戶戶早已用桑皮紙糊嚴了窗縫,門簾也換上了厚實的棉簾子。雖說還冇到嗬氣成冰的時節,但街巷間往來的行人無不縮著脖子,腳步匆匆。
在這個本應是萬物蕭瑟的時節,京城內外卻瀰漫著一股不同尋常的躁動。
隨著朱由校對帝國都督府轄區的最終劃分與部署落定,駐紮在京畿的數十萬禁軍聞風而動,不畏寒冷,聞風而動,依令成建製地開拔,奔赴各自指定的駐地。
那景象,是許多京城老人一輩子都冇見過的從清晨到日暮,甲冑碰撞的鏗鏘之聲便震徹了街巷,沉重而整齊的步伐聲撼動著大地。裝載著糧草與軍械的輜重車輛一輛接一輛,在主要官道上匯成鐵流,綿延數十裡,幾乎看不到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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凜冽的寒風中,無數麵猩紅的旌旗獵獵作響,旗麵上統一的「大明禁軍」字樣,在冬日慘澹的陽光下,顯得格外刺目,也宣告著一場自上而下、前所未有的變革,正以無可阻擋之勢,席捲而來。
如此規模的軍事調動,毫無遮掩,也根本無需遮掩,訊息像長了翅膀般傳遍京城,成為茶樓酒肆、朝野上下熱議的焦點。
禦前參謀司與帝國大都督府這兩個機構剛剛成立,就以以這種最直接的方式,昭告了自身的存在和地位。
這道諭令不僅宣告延續了兩百餘年、早已弊病叢生的大明衛所軍製將被徹底革新,更是直接調動了數十萬京營精銳分赴各地關鍵防區,接管地方防務。
最讓朝堂諸公心驚肉跳的是,如此關乎國本、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龐大軍隊調動,完全不經過內閣票擬、兵部覆議的傳統流程。
僅憑皇帝禦印、大都督府兵符與禦前參謀司三方覈準,,直接下發至各軍便可生效,直接下發至各軍;這在大明近百年的政治運作中,是絕無僅有的先例,是對整個文官執政體係的巨大衝擊。
舉朝上下,在最初的譁然與錯愕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一種無力的沉重。但凡有點政治嗅覺的人都看得出,這背後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那位年紀雖輕,卻已禦駕親征、在遼東大破建奴,攜赫赫軍功而歸的少年帝王,用最粗暴的方式,親手砸碎了文官集團花費百餘年時間為皇權精心編織的牢籠,將帝國最絕對的武力,重新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一個前所未有的強勢君權時代,已然降臨。從今往後,這大明的朝堂,再也不是那個皇帝連調動京營一兵一卒,都需看文官臉色、經歷漫長扯皮與討價還價的時代了。
而帝國大都督府的重建,以及此次禁軍分駐各地的調動,標誌著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已不滿足於僅僅控製北直隸一帶,而是要將皇權的觸角,堅定不移地伸向大明的每一寸疆土。
而在帝國的北部邊疆,那條後世常稱的「大明九邊」防禦體係,其實實際上早已超越了明初九個軍鎮的規模。
明初定鼎之後,為抵禦北元殘餘勢力,朝廷沿長城一線設立了九大軍鎮,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依次為:
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山西鎮、榆林鎮(又稱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九邊九鎮」的防禦體係由此奠定,成為守護中原腹地安危的生命線。
然而,「土木堡之變」經過大明留學生的一頓霍霍,使的大明北部邊防遭受重創。至明世宗嘉靖皇帝時,為強化京畿核心區域的防護,應對俺答汗的威脅,朝廷又增設了昌平鎮與真保鎮,「九邊」遂演變為「九邊十一鎮」,構成了京畿外圍相對緊密的雙重屏障。
待到明神宗萬曆皇帝在位中後期,西北蒙古各部再度蠢蠢欲動,而東北的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帶領下悄然崛起,邊境壓力驟增。
朝廷不得不再次對防務體係進行大幅度調整,從原有的固原鎮中分出臨洮鎮,以強化愈發吃緊的西北防線;又從肩負京師東北屏障重任的薊州鎮中,分出專門扼守遼西咽喉——山海關的山海鎮。
最終,形成了「九邊十三鎮」的穩固格局,重新構建起一道縱深交錯、相互策應的邊防體係。
儘管,在真實的歷史軌跡上,這一苦心經營多年的體係,最終並未能完全發揮出預期的作用,未能挽救皇朝末期的大明。
當然,隨著當今天子朱由校禦駕親征遼東、一舉蕩平建奴,原遼東鎮的絕大部分區域已徹底脫離軍鎮體製,改為遼東佈政使司,直接納入了帝國的普通行省管理體係,由流官治理。九邊,實則已去其一。
特別是自十一月入冬以來,九邊十三鎮的將領們陸續收到了來自皇帝與帝國大都督府的雙重調令。命令要求各鎮總兵、副總兵及遊擊將軍以上的高級武官,必須在年終之前齊聚京師,麵聖述職。
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一方麵原因是寒冬已至,塞外草枯水冷,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大多已轉入冬牧,大規模南下劫掠的戰事基本停息,邊境暫無大的戰事,正是各鎮主將能夠暫時抽身的絕佳視窗期。
另一方麵,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今年陛下禦駕親征、遼東大捷的赫赫威名,早已伴隨著官方邸報和往來商旅的傳說,響徹了九邊的每一個角落。各鎮將領,無論其私下如何盤算,都深知這位年輕天子的權威與手段,已絕非昔日可比,無人敢有半分怠慢。
因此,接到調令後,眾將雖心思各異,卻也不敢耽擱,紛紛將鎮內日常軍政事務暫交屬下副手或心腹將領代理,隨即帶著親信,家丁,整裝出發,策馬揚鞭,日夜兼程奔赴京城。
在這條由邊關通往京師的官道上,不少邊將及其扈從隊伍,在返京途中,與正浩浩蕩盪開赴各地駐防的朝廷禁軍主力部隊,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