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脫口秀：從三皇五帝到溥儀 第87章 漢章帝劉炟

這一次讓我們將目光投向東漢曆史上最令人稱道的黃金時代——

“明章之治”的後半段，聚焦於一位以寬仁治天下、卻也為後世埋下隱患的守成之主——

漢章帝劉炟。

他並非開疆拓土的雄主，也非力挽狂瀾的中興英豪，但他用自己獨特的“柔”與“寬”。

塑造了一個帝國最美好的模樣，卻也因其過度寬仁，為東漢的衰落悄然打開了第一道門縫。

漢章帝劉炟，是漢明帝劉莊的第五子，其生母為賈貴人。

但他自幼被明帝的皇後馬氏（明德馬皇後）收養，視若己出。

馬皇後是一代賢後，史載其“既賢德，又儉樸”，熟讀《春秋》、《楚辭》，對劉炟的成長影響極大。

他的父親漢明帝，是一位以“嚴切”、“苛察”著稱的皇帝，吏治森嚴，法令分明。

而劉炟卻成長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心腸，他性格“忠厚仁慈，好儒術”。

這種差異，既可能源於養母馬皇後的柔和教導，也可能是個人的天性使然。

公元60年，他被立為皇太子。

公元75年，漢明帝駕崩，十九歲的劉炟即位，是為漢章帝。

他的登基，標誌著東漢王朝的統治風格，從明帝時代的“剛猛嚴切”，轉向了章帝時代的“寬厚仁和”。

漢章帝即位後，深刻反思了父親時代的統治風格。

他並未全盤否定明帝的政策，但在施政基調上做出了重大調整。

他深知，經過明帝十餘年的強力整頓，國家綱紀已立，當前更需要的是休養生息，涵養民力。

他的核心治國理念是“事從寬厚”，具體表現在：

1.平理冤獄，廢除酷法：他多次下詔審理冤假錯案，將四百餘名刑徒減刑或遣返邊疆。

最重要的是，他廢除了明帝時期的“楚獄”和“巫蠱之禍”的連坐案例。

這些案件牽連甚廣，人人自危。

章帝下令“所有因楚王劉英、淮陽王劉延案件被流放者，一律赦免歸還本郡”，此舉極大地緩和了緊張的政治氣氛，贏得了人心。

2.減輕徭賦，關愛民生：他多次下詔減免田租和芻稿稅，並允許百姓以布帛代替貨幣納稅，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每逢災荒，必下令開倉賑濟，並要求地方官“勸農桑，慎選舉，節用度”，實實在在地發展生產。

3.寬以待下，君臣和諧：他對待大臣十分尊重，樂於納諫。

大臣們在他麵前敢於直言，形成了較為寬鬆的朝議環境。

這與明帝時“尚書抱案見大臣”、“大臣戰栗”的場景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一係列的“寬厚”政策，迅速安撫了民心，使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恢複和發展。

史載“其時殷富，戶口滋殖”，國家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

如果說“寬厚”是章帝的治國之“術”，那麼“尊儒”則是其立國之“本”。

他將父親的“嚴切”轉化為對思想文化的整合與統一，其標誌性事件就是召開白虎觀會議。

漢代自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儒家經學內部派係林立，師法家法森嚴，對於經義的解釋各不相同，嚴重影響了國家意識形態的統一。

為了“使諸儒共正經義”，漢章帝於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下詔，將全國著名的儒家學者，如班固、賈逵、丁鴻、李育等召集到洛陽白虎觀，討論五經的異同。

這次會議持續了數月之久，學者們圍繞經義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漢章帝本人親臨現場，稱製臨決，即親自擔任會議的最終仲裁者，對爭論不休的學術問題做出裁斷。

會議的成果，由史學家班固整理編纂為《白虎通德論》（簡稱《白虎通》）。

這部著作，不僅統一了經義的解釋，更將儒家經學與讖緯神學進一步結合，神化了皇權和封建等級製度，使之成為一部國憲性質的法典。

白虎觀會議的曆史意義極為深遠：

1.思想統一：它標誌著漢代儒家經學走向了統一和定型，為此後數百年的封建統治提供了穩固的理論基礎。

2.皇權強化：會議將皇權神聖化、絕對化，如“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極大地強化了皇帝的權威。

3.文化盛事：它是中國曆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國家學術會議，展現了東漢王朝的文化自信和繁榮。

在對外政策上，漢章帝基本繼承了父親時代的成果，但風格更為穩健，甚至略顯保守。

1.西域政策的反覆：明帝末年，西域都護陳睦被焉耆、龜茲攻殺，漢將耿恭、關寵被困。

章帝即位初，曾一度欲放棄西域，罷撤都護。

但最終在班超的極力堅持下，改變了主意。

班超上書著名的“以夷狄攻夷狄”之策，表示無需朝廷大軍，可憑一己之力經營西域。

章帝予以支援，任命班超為將兵長史，授予其代表中央的旗節。

班超不負眾望，最終穩定了西域局勢。

章帝在西域問題上，從猶豫到堅決支援，體現了他從諫如流的優點。

2.對匈奴的懷柔：他延續了與南匈奴的友好關係，對北匈奴則采取防禦為主的政策，避免了大規模勞師遠征，使邊境保持了總體和平，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財力。

然而，漢章帝“寬厚”的統治風格，也帶來了致命的副作用。

他對待親屬和近侍過於仁慈，缺乏其父明帝那樣的約束力，導致了兩股勢力的悄然坐大，為東漢中後期的亂局埋下了禍根。

1.外戚勢力的崛起：章帝過於優容外戚。

他先後立了三位皇後，背後是三個強大的外戚家族：竇皇後（竇融曾孫女）家族、陰皇後（陰麗華家族）家族、梁貴人（生和帝）家族。

他提拔後族成員擔任要職，如任命大舅子竇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使其掌典禁軍。

這打破了光武帝、明帝兩朝嚴防外戚乾政的祖製，開啟了東漢外戚專權的先河。

2.宦官地位的提升：章帝因寬厚，對身邊的宦官也較少防範。

他任命宦官鄭眾為中常侍，參與機密，委以重任。

這為後來宦官勢力的膨脹埋下了種子。

章帝的“寬厚”，在對待臣民時是美德，但在約束權貴和近侍時，卻成了“縱容”。

他種下的因，將在他的兒子漢和帝時代，結出苦澀的果實。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漢章帝病逝於章德前殿，年僅三十三歲，在位十三年。

他所開創的時代，與父親明帝的時代合稱為“明章之治”，被後世儒家譽為理想的治世典範。

這一時期，吏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邊疆穩固，是東漢王朝的黃金時代。

然而，曆史地看，漢章帝是一位“功過分明”的皇帝：

?其功：他以寬仁成功轉型，帶來了社會的繁榮與和諧；他召開白虎觀會議，奠定了帝國長期的思想基礎；他支援班超，保住了西域的經營成果。

?其過：他對外戚和宦官的縱容，親手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破壞了光武、明帝精心設計的權力製衡體係，導致東漢王朝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的深淵。

他是一位偉大的“守成之君”，卻也是一位為帝國衰落埋下伏筆的“肇禍之主”。

他的故事告訴我們，過度的寬仁，若失去原則和約束，便會異化為政治上的軟弱，其危害，有時並不亞於嚴苛。

漢章帝劉炟，就這樣永遠地定格在了東漢盛世的頂點，也是其曆史轉折的起點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