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脫口秀：從三皇五帝到溥儀 第49章 黨人（清流士大夫）

這一次讓我們將聚光燈投向東漢帝國最後那黑暗、壓抑卻又閃耀著理想主義光芒的舞台中央。

這裡冇有戰場上的金戈鐵馬，也冇有書齋裡的皓首窮經，這裡進行的，是一場關於信念、氣節與權力的終極較量。

主角，是一個被他們的敵人稱為“黨人”，而被曆史銘記為“清流”的士大夫群體。

時間來到東漢桓帝、靈帝時期（約公元2世紀中後期）。

帝國的肌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腐化。

龍椅上的皇帝，或沉溺享樂，或形同傀儡。

帝國的權柄，在外戚與宦官這兩大惡性腫瘤的爭奪中不斷易手。

尤其是一批通過扶立皇帝有功的宦官（如“五侯”及其後繼者），形成了盤根錯節的“宦官集團”。

他們掌控中樞，賣官鬻爵，其子弟黨羽橫行州郡，將整個官僚係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貪腐溫床。

然而，在這片漆黑的夜幕下，仍有點點星光。

一個由受過良好儒家教育、秉持著“匡扶天下”理想的士大夫組成的群體，拒絕同流合汙。

他們大多出身地方豪族，通過“察舉製”步入仕途，內心深處信奉的是“王道”、“仁政”和“士當以天下為己任”。

麵對宦官集團的倒行逆施，他們挺身而出，用手中的筆和喉舌，發起了悲壯的反擊。

曆史，將他們和宦官之間的這場持續二十餘年的殘酷鬥爭，稱為“黨錮之禍”。

在與宦官的白熱化鬥爭中，士大夫們需要領袖，也需要擴大影響力。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輿論造神運動”在大學（太學）和士林中展開。

他們模仿古代“月旦評”的形式，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形成了一種強大的社會輿論，即“清議”。

在這股風潮中，一批德行高潔、勇於抗爭的士大夫領袖被推上了神壇，他們獲得了極具號召力的稱號：

?“三君”（一世之所宗）：竇武（外戚中的清流代表）、劉淑（宗室名士）、陳蕃（位至三公，剛直不阿，是清流的旗幟）。

他們是士大夫集團的最高精神領袖。

?“八俊”（人之英）：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宇。

他們是士大夫集團中的中流砥柱，尤其是李膺，聲望極高，被譽為“天下模楷”。

?“八顧”（能以德行引人者）：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陟。

他們以高尚的品德感召世人。

?此外還有“八及”、“八廚”等，分彆指能引導人追隨、能仗義疏財者。

這套“英雄排行榜”的出爐，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明確了鬥爭方向，使得分散的批判力量凝聚成了一個有核心、有層次的“準政治團體”。

李膺，無疑是這顆夜空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李膺，字元禮，是清流陣營中最為剛猛的代表。

他的鬥爭策略不是簡單的口誅筆伐，而是真刀真槍的執法。

他擔任司隸校尉（首都軍區司令兼最高監察官）時，宦官集團頭目張讓的弟弟張朔在野王縣濫殺孕婦，逃到京師藏在哥哥家的合柱中。

李膺竟親自帶兵破柱取人，審訊完畢即刻處死。

此舉震動京師，宦官們嚇得連宮門都不敢出，見麵都說：“今天是李校尉上班的日子，千萬小心！”

李膺的存在，像一把利劍懸在宦官頭上。

公元166年，宦官集團終於找到了反撲的機會。

一個與宦官勾結的術士張成，教唆兒子殺人，被李膺處決。

宦官們指使張成的弟子誣告李膺等人“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這道奏章深深刺痛了桓帝（他本人也對士大夫結黨評議朝政不滿）。

於是，一場大逮捕展開，李膺、杜密、陳寔、範滂等二百多名“黨人”被捕下獄。

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在獄中，黨人們展現了驚人的氣節。

李膺在受審時，故意將許多宦官子弟牽扯進來，審訊官怕引火燒身，不敢深究。

外戚竇武等人也上書力諫。

最終，桓帝在次年（167年）釋放了黨人，但將他們終身禁錮，即永不錄用為官。

清流在政治上遭到了沉重打擊，但他們的聲望卻因這次迫害而達到頂峰。

公元168年，漢桓帝去世，漢靈帝劉宏即位，年僅十二歲。

竇太後（桓帝皇後）臨朝，其父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共同輔政。

這似乎是清流士大夫撥亂反正的絕佳時機。

陳蕃和竇武密謀剷除宦官集團，他們羅列了曹節、王甫等大宦官的罪狀，準備奏請竇太後將其一網打儘。

然而，在這個關鍵時刻，優柔寡斷和機密泄露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

九月，宦官曹節等人發動政變，挾持了漢靈帝和竇太後，以皇帝名義下詔逮捕竇武。

竇武率兵抵抗失敗，自殺。

時年已七十多歲的陳蕃，聞訊後率領屬官和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明門，高呼“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雲竇氏不道邪？”

最終寡不敵眾，被俘殺害。

“三君”的隕落，標誌著清流士大夫通過合法手段從內部革新政治的努力徹底失敗。

宦官集團贏得了這場宮廷政變的勝利，隨之而來的是更加瘋狂和殘酷的報複。

169年，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張儉（“八及”之一）與同鄉結黨謀反。

藉此由頭，大宦官曹節趁機慫恿靈帝批準，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對黨人的大清洗。

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這一次，手段更為酷烈。

李膺、杜密、範滂等百餘人被下獄處死。

所有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隻要有官職的，全部免官禁錮，牽連者達六七百人。

全國上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麵對死亡，黨人們展現出的不是恐懼，而是一種以身殉道的悲壯與從容。

?李膺：在第二次黨禍中，有人勸他逃走。

他說：“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

主動赴獄而死。

?範滂：更是感人至深。

他主動投案，與母親訣彆。

其母深明大義，說：“汝今得與李（膺）、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兼得乎？”

範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路旁行人聞之，莫不流涕。

這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通過《後漢書》的記載，深深烙印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裡。

他們或許在政治上失敗了，但在道義上，他們贏得了千秋萬世的敬仰。

黨錮之禍前後持續二十餘年，直到184年黃巾起義爆發，東漢朝廷為了團結一切力量，纔不得已解除黨錮。

但此時，帝國的根基已被徹底蛀空，清流的力量也元氣大傷。

“黨人”的悲劇，是理想主義在絕對權力和黑暗現實麵前的悲劇。

他們試圖用儒家的道德準則去對抗一個已經徹底體製化的腐敗係統，無異於以卵擊石。

然而，他們的意義遠不止於一次失敗的政治抗爭。

1.塑造了士大夫的精神品格：“清流”的風骨，成為後世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圖騰。

每當王朝末世、奸佞當道時，總會有人以李膺、陳蕃、範滂為榜樣，挺身而出，抗爭到底。

2.加速了東漢的滅亡：這場大清洗徹底割裂了皇權與士大夫階層的關係，使朝廷失去了最後一批有能力、有威望的忠貞之士，為後來的軍閥割據和三國鼎立埋下了伏筆。

3.留下了不滅的理想之光：他們用鮮血和生命證明，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價值，高於個人的生死榮辱。

這種“道高於勢”的信念，是中華文明能夠屢經磨難而不墮的重要精神支柱。

“黨人”或“清流”，他們是一群在註定沉冇的巨輪上，依然試圖恪儘職守、直至最後的守望者。

他們的身影，在東漢帝國的落日餘暉中，被拉得無限悠長，成為曆史天幕上一道永不磨滅的、悲壯而璀璨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