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相 第三十六章《荔枝》

約莫2020年的清明節後，首次前往廣州增城白水寨景區參加公司的團建活動，這個團建活動其實就是廣州市內一日遊，習慣坐在窗邊位置的我，總喜歡盯著向後退的風景。在快要進入景區的主乾道旁，看到當地很多農民擺賣荔枝，頓時意識到廣州增城盛產荔枝，據說荔枝很具有營養，但是從小缺少水果營養的我來說，著實對吃水果不曾講究，隻是看到這群農民擺賣荔枝，聯想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荔枝小事。印象中，首次接觸荔枝是十四虛歲那年在浙江金華的暑假，有個超市女老闆看我小男孩似的，隨即遞給我幾個紅紅圓圓的，當時的我並不認識這是人們眼裡好吃的水果，於是不假思索的拒絕了人家的好意，隨後旁邊的父親說我傻傻的，好吃的荔枝都不要，最後父親笑納了人家好意。首次見識荔枝，是否將它投入嘴裡，已無從記憶，記得隨後的一兩年暑假期間，在前往浙江金華的火車上，看到座位上有幾個白白圓圓的果實（後來才曉得是剝殼的荔枝），或者對麵座位的人覺得嘴饞而示意我來一個，我同樣不假思索的謝絕人家好意，這是記憶中第二次拒絕人家贈予荔枝的好意。

雖然記不清幾時開始吃過荔枝，其實回頭想想，童年時期就應該吃過荔枝的，隻不過那時吃的荔枝是經過工廠加工而成的罐頭，因此意識不到，罐頭裡麵的果實是荔枝，一直以為吃的是罐頭。少年時期，兩次謝絕人家贈予荔枝，應該是幼時家貧，很少品嚐到外地水果，進入故鄉的外地水果品種，記憶最為深刻的是湯山雪梨，再者鄉下常見的水果多是農田裡種的西瓜、香瓜等，連今日唾手可得的蘋果和香蕉都較為少見。至今為止，對很多好東西都保持了不碰的習性，大概率是因為成長環境中缺乏，進而身體習成了對“食”的惰性特質，時至今日，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很多，但依然極少情況會自己添置富有營養的水果，包括南國的水果之王荔枝。

對於盛產荔枝的嶺南人們而言，食荔枝極為平常，若是將時光倒回二十多年前，身在鄱陽湖平原成長的人們，荔枝並不是輕鬆便可以獲取的，在往前倒回至唐代玄宗時期的京師長安，荔枝猶如奢侈品，隻能富裕家庭可曾見。由於今日運輸及冷藏技術發達，產地嶺南新摘下的荔枝，可以保鮮當天送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在唐代，哪怕是八百裡加急處理，嶺南的荔枝要想送往李唐王朝的皇宮，恐怕都要一週以上，即使從四川產的荔枝送往京城，即使是朝廷的直達，想必也需要個三四天。古典四大美女之一的楊玉環素愛荔枝，為了博取寵妃的一笑，自有醒目的臣下為唐玄宗分憂，於是特地從路途遙遠的嶺南或者川蜀將新鮮的荔枝火速送達皇宮，以爭取贏得皇帝及楊貴妃的賞識，在這樣的背景下，晚唐著名詩人杜牧留有一首流傳甚廣的荔枝詩，是他過華清宮時感慨之作。

《過華清宮絕句三首其一》

（唐）杜牧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杜牧這組詩中的華清宮，也叫華清池，坐落於驪山之上，北接渭水，是唐代皇帝遊玩的行宮，今日是它是星級旅遊景區，是西安唐代文化的標誌性景區，是國內外遊客感受大唐風采的絕佳去處。今日的人們，對華清宮最為耳熟能詳的故事莫過於唐玄宗李隆基與貴妃楊玉環在此遊龍戲鳳，華清宮內溫泉資源豐富，據傳至今仍存留楊貴妃的浴池，不過今日看來，這浴池絲毫不起眼。華清宮至今為止，曆經上千年的滄桑變遷，雖然它是後世經過多次修繕、複原唐代遺址而成的，但也多少保留了唐代建築的風貌，得以讓後人欣賞到唐代風華。今日的華清宮，往前對比被付之一炬的阿房宮，往後對比早已隱入塵土的宋代皇宮佳苑，無疑是幸運的存在，畢竟在近現代具備保護古建築的技術條件下，很多古典建築都已然成為曆史。從杜牧這首詩及另外兩首看來，華清宮所在的驪山擁有旖旎的自然風光，作為皇帝的行宮，自然也是金碧輝煌的，宮殿樓閣在月光下顯得格外分明，唐玄宗與楊貴妃在此沉迷鶯歌燕舞的故事，更是成為詩人白居易創作長篇詩歌《長恨歌》的曆史源泉。

從詩題可知，杜牧是經過華清宮後創作了三首絕句，這首荔枝詩是第一首，當然也是最為膾炙人口的一首，其大意是說在長安回頭眺望驪山宛如一堆錦繡，山頂上的華清宮成百上千的門依次打開，一騎馳來的煙塵滾滾，妃子們歡心一笑，無人知道是送來了新鮮荔枝。前兩句是描寫了華清宮所在的驪山美不勝收的風景，鱗次櫛比的華麗宮殿，來襯托皇帝及妃子們奢靡的生活場景，後兩句寫到從首都長安千裡之外進獻荔枝的畫麵，僅是為了博取妃子笑，從而襯托皇帝不惜勞民傷財的為寵愛之人供應荔枝，不過話又說回來，作為女人，楊貴妃是幸福的，有人為她不惜民力博她一笑。這首七言絕句及另外兩首詩都是圍繞楊貴妃而作的詠史詩，經過華清宮的杜牧，遙想及唐明皇晚年怠政、寵幸楊貴妃、安祿山為皇帝及貴妃作胡人舞蹈以求得恩寵等典型事件，富享聖恩的安祿山卻舉兵反叛，致使國家陷入了長達八年的戰亂，進而使得李唐王朝開始江河日下，看到深受藩鎮割據和黨爭困擾的政局，或許它已經微微感覺到李唐朝廷搖搖欲墜，故而創作三首詠史詩表達感慨及警示世人。

杜牧的這首詩的主旨，延續了敘述中國曆史的傳統弊端，將皇帝及上層統治階級的失誤怪罪到一位女性身上，好比商紂王的滅亡歸罪於妲己，周幽王烽火戲諸侯怪罪於褒姒，南朝陳後主亡國怪罪張麗華等。按理說，得到皇帝寵愛乃幸運之事，為其家族帶來了榮耀，卻不幸遇到了安史之亂，安祿山起兵卻打了“清君側”討伐楊國忠的名義，作為貴妃的兄長，楊國忠雖然曆史評價不高，但是把責任歸罪於他們兄妹，似乎有失公允，曆史事實畢竟是殘酷的，楊國忠被貼上了專權誤國敗壞朝綱的標簽，楊貴妃被賦予了紅顏禍水符號。安史之亂，首要責任肯定是唐玄宗晚年的昏聵導致，宰相楊國忠責任自是重大，在跟隨唐玄宗逃亡蜀郡的途中被亂兵所殺也算是咎由自取，不過要楊貴妃揹負禍國殃民的罪名，實屬說不過去。據曆史記載，楊貴妃並不過問朝廷政治，不捲入權力鬥爭，而以自己的溫順和藝術才華而贏得唐玄宗的百般寵愛，至於她與安祿山之間的故事，並不足以成為安祿山反叛的合理解釋。楊貴妃的身死，離不開其兄長的專權，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楊國忠為了私利枉顧朝廷安危做出錯誤決策，承擔禍國殃民的責任自是應當，於是牽連到貴為妃子的楊玉環，給楊貴妃貼上紅顏禍水之便簽，或是文人們調侃或者諷刺所需，而非楊貴妃真有其責。

杜牧的這首詩是根據楊貴妃嗜荔枝的特質而創作，藉以諷喻唐玄宗寵幸楊玉環而最終導致安史之亂，正常來講，單純的從千裡之外傳送荔枝到京城，上升至評價皇帝因此而勞民傷財實則有點幼稚。對於愛好荔枝的京城富裕家庭，要想吃的新鮮的荔枝並非難事，朝廷真正勞民傷財的是大興土木、營建宮殿和對外戰爭等，荔枝的上市也僅僅個把月時間，即使每天從嶺南專遞新鮮荔枝到京都長安，花銷可能還達不到廟堂上臣子年俸水平，何以談勞民傷財，更遑論楊貴妃禍國了。嗜好荔枝之辭，唐代史書上記載了楊貴妃，被杜牧演繹在唐詩中廣為流傳，在詩詞中表明自己嗜好荔枝的，北宋詞人蘇軾算是較為出名的，他的荔枝詩作以《惠州一絕》或《食荔枝》呈現在今人眼前，是繼杜牧之後描寫荔枝的名篇，它出自蘇軾被貶謫至惠州時所作的《食荔枝二首（並引）》。

《惠州一絕》

（宋）杜牧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從蘇軾這首詩看來，蘇軾應該是很愜意嶺南的生活，不辭長作嶺南人，也即願意永遠待在嶺南之意，換作今日，嶺南的珠三角吸引了最多的外來人口，肯定很多人願意長久待在嶺南發展，而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時期，如蘇軾般的士大夫泰半不願意淪落至嶺南地區，畢竟宋代對嶺南的看法，尚有濃厚的蠻荒之地概念。蘇軾未被貶謫嶺南之前，因烏台詩案受牽連的好友曾被貶至嶺南，北還至京城汴梁後，蘇軾詢問朋友嶺南的境況後作詞《定風波》寫到“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足見未曾來到嶺南之地的蘇軾，對嶺南的認知頗為不善，而且在宋代時期，貶至嶺南被視為很嚴厲的懲罰，時過境遷，今日若是官員調任嶺南則是右遷。

這首絕句大意是，惠州羅浮山下四季都是春天，枇杷和楊梅天天都有新鮮的，每天吃三百顆荔枝，甚是願意一直做嶺南人。作為貶謫之臣，蘇軾作詩以及動向想必很快會傳遞到京城，可想而知，蘇軾作此詩的目的，除了表達自己在嶺南安貧樂道，其次也是告訴遠在京城的政敵，而這個政敵卻是已經榮登首相寶座的昔日好友章惇，作完此詩的第二年，針對蘇軾的新貶謫命令便下達，將蘇軾貶謫至海南的儋州。因言獲罪的經曆讓蘇軾轉變成蘇東坡，也使他名留文學史冊，頗具才華的蘇軾驗證了“古來才命不相當”的諺語，或許是腹有詩書之人，喜歡我行我素，容易輕浮禍從口出。這首詩猶如他要告訴朝廷的當權者，即使把蘇軾貶至嶺南蠻荒之地，依然可以保持樂觀豁達，但是這個豁達也讓他吃了更大的虧，京城的執政者聽聞蘇軾還不辭長作嶺南人，於是將他貶的更遠，遠至海南島。在宋代，被貶至嶺南或海南島，有可能是有去無回的貶謫，若不是時運尚可，蘇軾真的會客死海南島，在海南島的第四年，宋徽宗趙佶依照兄終弟及而繼承皇位，為了緩和新舊兩黨之爭，將貶謫的士大夫紛紛調回或者準予北還，第二年北還路上蘇軾便病逝，倘若宋徽宗晚個一年多繼位，蘇軾將會在貶謫地海南逝世。

描寫荔枝本身的詩，多半會描寫荔枝的自然特質，如白居易寫“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和詩人戴叔倫寫“紅顆真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這些荔枝詩句時至今日幾無知名度。不管是杜牧借荔枝來諷喻朝廷的掌舵人，抑或是蘇軾借荔枝來刺激朝廷當權者，這兩首詩都不是寫荔枝本身的，反而傳誦較廣，因此一首詩是否值得傳誦，和它蘊含的寓意息息相關。荔枝在國內的盛產地無疑是嶺南，曾經見識過廣州從化鄉間路上的荔枝樹，長滿荔枝無人采摘，再者它的盛產地是四川，中唐詩人張籍在其《成都曲》中描寫到“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足見唐代時四川便盛產荔枝。四川和嶺南皆盛產荔枝，一般情況下，杜牧和蘇軾詩中的荔枝都看作是嶺南荔枝，不過有人認為杜牧詩中的荔枝產自四川而非嶺南，合理的解釋是從運輸角度上，四川荔枝運往長安（今陝西西安）的確比嶺南運過去更科學合理點，按理說唐玄宗也的確不需要捨近求遠，更何況安史之亂時，他攜帶貴妃逃亡的方向便是四川。

杜牧的文學成就主要是寫詩，而蘇軾的文學成就則是寫詞，杜牧的青樓詩無與倫比，蘇軾豪放的詞獨樹一幟，兩位都是文學界的名流，可能女性更喜歡蘇軾，男性有可能傾向於欣賞杜牧，多對杜牧“青樓幸名”頗為欣羨，喜歡蘇軾多為其人在逆境中還能保持豁達的情懷，這是世人普遍缺的情感。從詩詞角度上看，兩位都是很優秀的文學家，在教育孩子背誦他們的作品時，孩子不假思索的說喜歡杜牧詩句“二十四橋明月夜”，而背誦的蘇軾十多首經典詩詞，未有引起孩子共情傾向的詩句。的確如此，蘇軾的詩詞適合傳達積極向上豁達豪放的情懷，但是難以激起讀者內心的共情傾向，在這點杜牧略勝一籌，兩人的“荔枝”詩，就思想層次來看，當屬杜牧再贏得一籌，或許蘇軾的成就在於詞而非詩，論詩抑或本文中的荔枝詩，杜牧有見微知著的藝術效果，讀後令人會有回味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