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揹著手,長久地佇立在寬大的玻璃窗前,目光沉靜地俯瞰著腳下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曹河縣城。
視野所及,確與臨平、東洪有所不同。這裡樓宇的密度更高,樣式也更為統一,多是那種計劃經濟時代典型的“方盒子”式四五層建築,灰撲撲的牆體在冬日蕭瑟的天光下,沉默地講述著往昔工業重鎮的規模與氣象。
思緒,不可避免地再次纏繞到棉紡廠那團亂麻上。一千九百萬的債務壓在心頭。但這僅僅是浮出水麵的冰山一角。曹河縣國企真實的債務泥潭有多深?恐怕無人能給出確數。這已成為一種係統性的“秘密”:各級單位、各家工廠上報的報表,無一不經過精心“修飾”與“潤色”。有的廠,如同彭樹德的機械加工廠,明明自身造血能力尚存,卻也要在賬麵上揹負些貸款,用以“示弱”與“自保”,這類“策略性負債”根本無從精確統計。
而更多早已病入膏肓的廠子,其管理層為了逃避責任,刻意隱瞞、轉移債務的情況,恐怕也絕非個例。
我回到辦公桌坐下,手指無意識地輕叩桌麵。心裡想著,曹河的縣長,接下來會是誰?梁滿倉倒下了,留下的不僅是一個病榻上的身影,更是一個權力結構的真空。
縣委書記與縣長若不能協調一致、同心同德,則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一個理念相通、能擔事、敢碰硬、又懂得配合的搭檔,對於此刻意欲破局的曹河而言極為重要。
“篤、篤、篤。”規律的敲門聲打斷了我的沉思。
“進。”我調整了一下坐姿。
門被推開,組織部長鄧文東抱著一摞材料走了進來,臉上帶著微笑。“李書記,您要的全縣領導乾部基本資訊及家庭關係檔案材料,我這邊都整理出來了,請您審閱。”
我看著那沉甸甸的一摞,厚度頗為可觀,問道:“涉及的範圍,都齊了?”
鄧文東將材料小心地放在桌角,站直身體:“李書記,按照您的要求,目前全縣在冊的、副科級以上的領導乾部,基本資訊和主要的家庭社會關係都在這裡了。除了您重點關注的國有企業領導班子,我把縣直主要部委辦局、各鄉鎮黨政主要負責人的核心情況也一併梳理進來了。嚴格按照指示,隻提取了個人基本情況簡曆和直係親屬、主要社會關係兩項。”
我點了點頭,臉上露出一絲讚許。能在短短一兩天內,將人事資訊初步梳理成型,且能領會我隻關注“基本麵”和“關係網”的意圖,這至少說明鄧文東這個組織部長,執行力是到位的,工作態度是端正的。
那厚厚一疊材料背後,想必是組織部加班熬出來。
我緩和了語氣,說道:“文東部長,辛苦了。組織部的同誌們加班加點,效率很高啊。”
鄧文東立刻微微欠身,主動表態:“書記啊,您太客氣了,這都是我們分內的工作。組織部就是為縣委選乾部、配班子服務的。您今後有任何工作需要組織部門配合的,請隨時指示,我堅決落實。”
我看著他,心中快速評估。組織部長這個位置,無疑是縣委權力架構中的要害。其人選,往往是上一任書記留下的重要“遺產”之一,與地方勢力盤根錯節。
鄧文東能從副部長接任部長,固然有鄭紅旗的認可,但那天醫院探望梁滿倉的情形我心裡還有著疙瘩。
不過,隻要他本人能力尚可能基本執行縣委意圖,我還是傾向於先用著。
“文東同誌,坐下說。”我指了指辦公桌對麵的椅子,語氣很是隨和。
鄧文東看了一眼椅子,便順從地坐了下來。
我打量著他。鄧文東四十二三歲的年紀,國字臉,濃眉,目光沉穩,麵相上確有幾分組織乾部常見的端正與內斂。
“文東部長在曹河工作,年頭不短了吧?”
鄧文東笑了笑,既不過分熱絡,也不顯疏離:“書記,我是八五年從下麵鄉鎮調上來,進的組織部黨建科,從副科長乾起。後來在乾部科當副科長、科長,再到副部長。今年……承蒙組織信任和紅旗書記關心,才接了部長這個擔子,時間還不長。”他的履曆敘述平實,卻巧妙點出了“紅旗書記關心”這個關鍵。
能從組織部副職直接躍升為處級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長,這在縣級人事變動中絕非“順理成章”那麼簡單。
我接過話頭,目光卻落在那摞檔案材料上,似是無意地提起:“我看過一些之前的記錄,上一任組織部長,好像是受李顯平書記那件事的牽連,纔出了事?”
鄧文東的神色瞬間收斂,聲音壓低了幾分,帶著一種複雜的感慨:“我們之前的黃部長……唉,說起來也是個能乾活的人,可惜了。他……他經濟上其實問題不大,主要還是政治上不夠清醒,給李顯平行過太多‘方便’,有些界限冇劃清,犯了錯誤。”
我笑了笑,能夠客觀評價一個落馬的老上級,說明鄧文東是重感情的。就淡然道:“文東同誌,在咱們這個位置上,‘行方便’本身,很多時候就是違規的起點。”我擺擺手,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深入,“算了,過去的事,自有組織定論。我們還是要往前看。”
我將話題拉回當前工作:“文東部長,這樣,你再統籌協調一下。春節前,時間很緊了,但咱們還是要儘可能把縣裡主要的國有企業都走一遍,尤其是那十來個千人大廠。重點不是聽成績彙報,而是聽真話,聽困難,聽基層乾部和工人代表的想法。到時候通知一下分管工業的苗東方副縣長,請他全程參與。”
“好的,李書記,我馬上落實。”
“明天去高粱紅酒廠!”
又閒聊幾句,鄧文東起身告辭,步履沉穩地離開了辦公室。
門重新關上,室內恢複安靜。我的目光落在檔案材料上。我挪過那摞材料,開始翻閱。
內容確實豐厚,目錄清晰。第一部分是縣直單位黨政主要負責人,第二部分是鄉鎮領導班子成員,第三部分,也是厚度最大的一部分,是全縣四十七家縣屬國有(集體)企業的領導班子成員檔案彙編。我看了看旁邊的“曹河縣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概要(1992年度)”。
我先快速瀏覽了那份概要。數字冰冷而刺目。整個曹河縣,職工人數超過三千的“巨無霸”國企僅有一家——曹河酒廠;超過兩千人的有兩家;超過一千人的則有七家。這十家企業的在職職工總數,就占了全縣國企職工的近四成,利稅總額更是舉足輕重。其餘的三十七家,規模雖小,但多數也麵臨著設備老化、產品滯銷、負債經營的困境。
“十家定乾坤,三十七家添煩憂”,我腦海中閃過這個判斷。曹河的國企改革,成敗關鍵,無疑係於這前十家,怪不得市裡不讓動曹河的國有企業,牽一髮而動全身啊。
接著,我開始仔細翻閱人事檔案部分。樣本量足夠大時,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便浮現出來。絕大多數乾部,尤其是企業乾部的“最高學曆”一欄,填的是“初中畢業”或“高中畢業”,偶爾有“中專”,而“大專”及以上者鳳毛麟角。
這清晰反映出,前些年國家分配來的大中專畢業生,很少能進入這些縣屬國企的管理層核心,大多在技術崗位或基層科室。
寒門子弟苦讀跳出農門,來到縣城,卻往往在複雜的人情網絡和論資排輩的國企文化麵前止步,難以真正成為決策層麵的“貴子”。
這不僅是人才的浪費,更是企業缺乏創新活力、管理僵化的深層原因之一。
“必須打破這種局麵,”我暗自思忖,“要推動一批有專業背景的大學生,走向企業領導崗位,哪怕先從副職乾起。”
翻到棉紡廠領導班子部分,廠長馬廣德那張標準的證件照映入眼簾。照片上的他麵容肅穆,目光平視,中山裝扣得一絲不苟,渾身散發著一種近乎刻板的“正氣”。
僅從麵相看,誰也無法將這張臉與“腐敗”、“瀆職”直接掛鉤。我心中冷笑:果然是“道貌岸然”四個字的最佳註腳。
而黨委副書記許紅梅的履曆則相對簡單:父母都是普通農民,本人最初是棉紡廠一線女工,後來嫁給了縣造紙廠一名中層乾部,再之後便是從廠工會、宣傳科一步步升至黨委副書記。
履曆本身看不出驚人之筆,但一個毫無背景的女工,能在十年左右的時間裡,躋身於曹河最大國企之一的黨委領導崗位,這絕非僅靠“苦乾實乾”就能解釋。這其中必然有不足為外人道的“過人之處”,或是機緣,或是手段,或是某種特殊的“交換”。
時間在翻動紙張的沙沙聲中悄然流逝。其間,又陸續有四五位縣直部門負責人前來彙報工作,多是禮節性拜訪和初步溝通。我將更多精力放在了對這些檔案材料的消化上。一天下來,雖然尚未完全吃透,但曹河縣幾個主要家族在政界、國企關鍵崗位上的分佈脈絡,已在我心中勾勒出一幅更為清晰的圖譜。
尤其是一個發現讓我有些意外:曹河酒廠的現任管理委員會主任,竟然是鐘毅書記的本家侄子,名叫鐘建。
就在我看著鐘建的檔案,辦公桌上的紅色電話響了起來。
我接起電話:“喂,我是李朝陽。”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沉穩磁性的聲音,帶著東原地區特有的口音韻味:“朝陽啊,忙不忙?方不方便說幾句?”
是市委組織部部長,屈安軍。我的精神微微一振。這個時間點打來,又用瞭如此正式的開場白,我心中大概有數了——關於呂連群調任曹河縣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的事,市委組織部的部務會,應該已經有了結果。
“屈部長啊,您指示,我方便。”我坐直身體,語氣恭敬。
屈安軍在電話那頭的聲音不疾不徐,帶著組織工作特有的嚴謹:“朝陽啊,剛剛部務會開完,原則性通過了呂連群同誌調任你們曹河縣委常委的相關事宜。程式上走得比較順利,相關部門都是按於書記的指示加急辦理的。政法委那邊,尚武書記也已經簽字同意備案了。”
他略微停頓,似乎是在翻閱什麼,然後繼續道:“於書記那邊,我也專門做了彙報。於書記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決支援。而且,於書記還特彆交代了。”
屈安軍的語氣加重了一些,“如果你認為還有其他合適的、信得過的乾部,也可以提出來,組織上會統籌考慮,儘量調配到曹河去,支援你打開工作局麵。書記的原話是,‘要給朝陽同誌配強配好班子,讓他冇有後顧之憂’。”
聽到於偉正書記如此大力度的支援,我心頭一熱,但也更加感到肩上擔子的沉重。
我斟酌了一下詞句,試探性地問道:“感謝於書記和屈部長的關心支援啊!部長,我……能不能再冒昧問一句,關於曹河縣長的人選,市裡……現在有冇有一個初步的考慮方向?”
電話那頭陷入了短暫的沉默,這沉默本身,就包含著豐富的資訊。
過了幾秒鐘,屈安軍的聲音才重新響起,比剛纔更低沉,也更推心置腹:“朝陽啊,關於縣長人選,市委常委會暫時還冇有正式討論。不過,就我瞭解的情況和乾部工作的一般規律來看,大概率,會從外地交流。”
這個答案並不意外,外地乾部,意味著需要更長的磨合期。
屈安軍彷彿猜到了我的心思,話鋒一轉,透露了一個更重要的內部訊息:“另外,有個情況得跟你通個氣,你心裡有數就行,千萬不要外傳。”
“您說。”我立刻集中精神。
“梁滿倉同誌在會場上突發腦出血住院後,於書記餘怒未消啊。”
屈安軍的聲音帶著回憶的凝重,“他在辦公室,專門就曹河縣乾部隊伍的問題提出了嚴厲批評,核心就是六個字:‘不團結,不乾事’。所以,在這次全市範圍的區縣聯動乾部調整中,於書記明確指示:曹河縣現有的本土班子成員,原則上一個不動,維持現狀,全部‘凍結’!”
他頓了頓,讓我消化這個資訊:“這意味著,曹河縣的乾部,在這次調整期,隻有外麵進來的,冇有自己出去的。相比於其他區縣乾部的正常流動交流,曹河的乾部,確實是……錯過了一次重要的機會。
於書記這是下了大決心,要用這種‘外科手術’式的隔離,來整頓曹河的風氣。
團結才能出凝聚力、戰鬥力,不團結,就是最大的內耗和破壞力。曹河之前的班子,把市委派去的梁滿倉都‘耗’倒了,觸碰了底線,這個處理,是警示,自然也是立威。”
我沉默了。於偉正這一手,確實魄力驚人。這等於給曹河的本土勢力畫了一道清晰的紅線,自然也為我這個新任書記掃除了許多來自班子內部的結構性掣肘。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可能讓一些原本有想法、有能力的本土乾部感到失落。
“部長,我理解市委和於書記的良苦用心啊。”我緩緩開口,話語誠懇,“但是曹河的乾部隊伍,主體是好的,多數同誌是講政治、顧大局的,願意為曹河發展出力的,能不能多少給個彆乾部機會?”
屈安軍在那邊輕輕笑了一聲,那笑聲裡包含了太多意味:“朝陽啊,這個話,你在我這兒說說就行了。辯證地看,於書記這麼做,固然是雷霆手段,但何嘗不是對你的一種保護和支援啊?顯平出事之後,曹河的班子本就該大動,紅旗當初提了幾個建議,但因為情況複雜拖了下來。
現在他們又把梁滿倉搞成這樣,於書記發火是必然的。而且,這對你個人開展工作,有莫大的好處啊。
你想想,你現在剛來,班子保持相對穩定,你先集中精力抓工作、樹威信。等你乾上一兩年,局麵打開了,下次乾部調整時,你再根據工作需要和乾部表現,推薦、調整幾個關鍵崗位,那時候,你的話語權和威信,不就自然而然建立起來了嘛!”
我苦笑道:“部長,這種‘威信’,我可不敢要,也不是我想要的方式。”
“這不是你要不要的問題啊,”屈安軍語氣變得鄭重,“是組織根據曹河實際情況作出的決定和安排的。你的任務啊,就是服從大局,並且利用好這個‘視窗期’,心無旁騖地抓發展、破難題!這纔是對於書記,對市委支援的最好回報。”
我明白,這個話題到此為止了。“部長,我明白了。我一定集中精力,抓好曹河的各項工作。”
“嗯,”屈安軍滿意地應了一聲,轉入具體安排,“後天,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薑豔紅同誌,會送呂連群同誌到你們縣委報到。同時,她會代表市委組織部,宣讀關於你擔任市長助理的任職通知。你們曹河縣委簡單開個小範圍的見麵會就行,範圍控製在班子成員和相關部門主要負責人。畢竟,呂連群同誌是和你又都是東洪出來的乾部,過於大張旗鼓,影響不好,要低調、務實。”
“明白,屈部長。我們一定從簡安排,把上級的精神準確傳達貫徹下去,絕不搞形式主義。”我立刻表態。
屈安軍又囑咐了幾句關於乾部交接和後續工作配合的細節,便掛斷了電話。
話筒裡傳來忙音,我握著聽筒,在椅子上靜坐了片刻。屈安軍透露的資訊量很大。
略一沉吟,我拿起另一部電話,直接撥通了呂連群的號碼。
電話很快被接起,呂連群的聲音透著壓抑不住的激動:“李書記!我……我真冇想到會這麼快!薑部長親自要來宣佈,我這腦袋現在還嗡嗡的。這效率……我乾了這麼多年組織工作,跨縣區調整能這麼迅速的,真是頭一回見!”
我能想象他此刻的心情。這不僅僅是一次職務調整,更是一種在關鍵時刻被需要、被信任。
我平靜地說道:“連群啊,組織需要你,曹河需要你。時間緊迫,形勢複雜,所以才特事特辦。你過來之後,首要任務就是迅速熟悉情況,把政法這條線給我穩下來、理順了。當前縣裡穩定壓力很大,政法隊伍自身建設和與地方一些勢力的關係,都需要下大力氣管一管。尤其是棉紡廠……土地權屬糾紛那個事,法院那邊要儘快依法推動。”
我將屈安軍關於“低調報到”的指示也簡要傳達了一下,然後說:“見麵會,範圍就控製在縣黨政班子成員,外加公檢法司和組織部、縣委辦的主要負責同誌。你是從東洪過來的,身份比較敏感,咱們一切從簡,把精力放到工作上。”
“書記,您放心!”呂連群的聲音斬釘截鐵,“我呂連群不講究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能跟著您乾,能到曹河來乾點實事,就是我心裡最大的踏實!您放心,政法隊伍這邊,絕不給您拖後腿!那個棉紡廠的案子,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說弄誰,咱們呢就弄誰!”
他頓了頓,又壓低聲音補充了一句,帶著一種急於表功的心切:“書記,其實……依我看,那個馬廣德問題肯定不小!咱們既然要動,不如讓紀委直接介入,查他個底朝天!這樣見效更快!”
我立刻糾正道:“哎,連群同誌,你這個想法可不行啊!鬥爭要有理、有據、有節嘛!紀委辦案,那是要有確鑿證據,要經過嚴格程式的。現在棉紡廠的問題首先是經營困境和曆史包袱,直接抓人,依據何在啊?豈不是把全縣幾十家國企都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是是是!”
“不要隻說是,穩妥處理才行,雞飛狗跳的那還怎麼抓生產、搞改革?穩定是前提,發展是目的。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把企業從困境中拉出來,把該厘清的法律關係厘清,把該追責的問題,放在法律下去解決。辦成事,不出事,這纔是第一位的!”
呂連群在電話那頭愣了一下,隨即連聲道:“是是是,書記批評得對!是我考慮不周,急躁了。我明白了,堅決按您的指示辦!”
我放緩語氣:“嗯,明白就好。政法隊伍是‘刀把子’,要用在關鍵處,也要用得合法合規。你來了,先把隊伍帶好,把風氣扭過來,具體的案子,依法推進就是。”
“明白!書記,我保證完成任務!”呂連群的聲音重新充滿了乾勁。
放下電話,我靠在椅背上,把呂連群調過來,這步棋算是落定了。他或許有些江湖氣,辦事有時略顯毛躁,但忠誠和執行力度是夠的。我心裡暗道:“在當前曹河政法係統可能與地方勢力牽扯過深的情況下,有一個能堅決貫徹縣委意圖、迅速掌控局麵的人,至關重要啊。隻要政法這條線穩住了,就有了依法處置的底線和工具。
晚上回到市裡的住處,我約了李叔(出來小坐,順便想探探王守謙事情的進展。但得到的訊息並不樂觀,李叔表示,至少還需要半年左右的時間纔能有明確的說法。這也意味著,短期內,無法指望這位王守謙把公安工作直接助力。
也好,我暗自想,路終究要靠自己一步步走出來。
第二天清晨,我翻開日程安排表。上午的重點行程是:前往曹河酒廠調研。
曹河酒廠目前的格局,是國企改革中的一個特殊產物。實質上是平安縣的高粱紅酒廠與曹河酒廠(的“聯姻”,並由東原市東投集團介入形成的“三方合作”模式。
利潤分配協議白紙黑字:東投集團拿走三成,平安縣拿走三成,曹河縣留下四成。
這相當於用曹河縣的硬體和工人,嫁接外來的技術、品牌和銷售。好處是短期內盤活了瀕死的酒廠,保住了就業和部分稅收;隱憂則是利潤大頭被外部拿走,曹河縣實質上成了“代工廠”,長遠發展自主性受限。調研的行程,縣委辦早已與酒廠和高粱紅酒廠方麵溝通妥當。
兩輛黑色的桑塔納轎車駛出縣委大院。我和縣委副書記鄧文東、辦公室副主任蔣笑笑同乘一輛,副縣長苗東方則與縣工業局、財政局、計委的幾位負責人坐另一輛。
車子行駛在曹河格局方正的主乾道上。街道兩旁的行人,無論是騎自行車的職工,還是步行的,無一不裹著厚重的棉衣,臃腫的身形在寒風中瑟縮前行。
路旁商店門麪灰暗,隻有新近出現的零星個體商鋪招牌,透出些許不一樣的色彩。這就是工業縣城的典型冬景,沉重,緩慢。
車內,鄧文東正向我介紹著曹河酒廠的基本情況,語氣平穩客觀。我聽著,目光卻投向窗外,淡然介麵道:“文東部長,其實平心而論,曹河酒廠在這個合作裡,現階段是吃了些虧的。我們提供了現成的廠區、熟練的工人1,但利潤的大頭,卻被平安和東投拿走了。這就像是……我們出地出人,彆人來種莊稼,最後收成的大部分歸了彆人。”
鄧文東臉上露出一絲無奈的苦笑,這是觸及現實利益時常見的表情:“李書記,您說得是實情。可當時……咱們的酒廠已經走到破產邊緣了,車間停產,工資發不出來,工人天天到縣政府門口。平安縣的高粱紅酒正火,東投集團財大氣粗。他們能來合作,對當時的曹河來說,是救命稻草啊。條件雖然苛刻,但起碼保住了廠子,讓工人們有碗飯吃,縣財政也還能少貼一些。咱們……冇多少討價還價的資本啊。平安縣和東投集團,在當時那個節點上,確實比我們強勢得多。”
十點整,車子駛入曹河酒廠大門。酒廠的規模果然不同凡響,廠區道路寬闊,車間廠房雖然陳舊,但排列整齊,氣勢猶存。
然而,讓我略感意外的是,在廠長孫向東身邊,我還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東原市東投集團董事長張雲飛。
他穿著一件深色的呢子大衣,站在料峭的寒風中,正與孫向東交談著什麼,看到車隊進來,臉上的笑容更盛幾分。我心裡暗道:“這雲飛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