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鬼語集 第1229章 浪子回頭（上）

我叫劉華，年輕時犯過很多錯，其中最大的錯誤就是炒股。

記憶裡關於父親的一切，總是模糊而溫暖的。六歲那年春天，父親騎著他那輛破舊的永久牌自行車載我去鎮上趕集。我坐在前梁上，聞著他身上淡淡的菸草味和汗味混合的氣息，那是我童年最安心的味道。他給我買了一根糖葫蘆，紅彤彤的山楂裹著透明的糖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阿華，甜不甜？”他粗糙的手掌摸著我的頭。

我用力點頭，糖葫蘆的甜在嘴裡化開，一直甜到心裡。

那天下午，父親說要去鄰村幫人蓋房子，掙點零花錢。他把我抱起來舉過頭頂，我咯咯地笑著，小手抓亂了他稀疏的頭髮。

“等爸回來，給你帶個撥浪鼓。”

他騎上自行車，身影在土路的儘頭漸漸變小，最後消失在夕陽的金色光芒裡。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活著的父親。

傍晚，鄰村的人急匆匆跑來，說父親從房梁上摔了下來。母親扔下正在揉的麪糰，瘋了一樣衝出去。我跟在後麵跑，絆倒了又爬起來，膝蓋磕破了也感覺不到疼。

村衛生所的白色床單蓋住了父親的臉。母親掀開床單，隻看了一眼，就癱軟在地，發不出一點聲音。我愣愣地站著，不明白為什麼父親躺在那裡一動不動，不明白為什麼大人們都在搖頭歎氣。

父親下葬那天，天下著濛濛細雨。母親牽著我的手，站在新堆起的墳前。她穿著素白的孝服，瘦削的肩膀在雨中微微顫抖。我仰頭看她，雨水混著淚水從她臉上滑落。

“華子，以後就咱娘倆了。”她蹲下來，緊緊抱住我，聲音嘶啞得像破了的風箱。

那一年，我六歲，失去了父親；母親二十八歲，成了寡婦。

父親走後，家裡的日子一下子艱難起來。母親白天在鎮上的紡織廠做工，晚上接縫紉活計，常常做到深夜。我趴在小方桌上寫作業，聽著縫紉機噠噠噠的聲音，那聲音像心跳，規律而執著，支撐著我們搖搖欲墜的生活。

有時候半夜醒來，看見母親還在燈下忙碌，昏黃的燈光照著她日益凹陷的臉頰。我假裝翻個身，把眼淚藏在枕頭裡。

“媽，我不上學了，我也去打工。”十二歲那年，我對母親說。

母親停下手中的活，靜靜看了我許久。然後她走過來，輕輕摸著我的頭：“華子，你爸臨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你的學業。他說咱家窮，但不能窮教育。你得讀書，讀出個樣子來。”

“可是...”

“冇有可是。”母親的聲音溫柔而堅定，“媽還年輕，能供你。”

她確實年輕，但生活的重擔已經壓彎了她的腰。廠裡的女工們談論著新買的裙子，商量著週末去哪兒玩，母親總是默默聽著，然後低下頭繼續手裡的活計。她的衣服總是洗得發白，補丁打得整整齊齊。

我考上縣重點中學那天，母親哭了。她摸著錄取通知書，一遍又一遍，像摸著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

“你爸要是能看到，該多高興...”她哽嚥著說。

為了湊夠學費，母親又多接了兩份活。我看著她日益憔悴，心裡像壓著一塊石頭。高中三年，我拚命學習，每次考試都是年級前三。不是因為多愛學習，隻是想讓母親臉上的笑容多一些，讓她的付出看起來值得。

高考結束，我收到了省城一所重點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村裡人都說劉家的寡婦有福氣，養出個大學生。母親那幾天走路都帶風，眼睛裡有久違的光亮。

大學四年，我申請了助學貸款，課餘時間做家教、發傳單、端盤子，儘量不向家裡要錢。母親每月還是會寄來一兩百，皺巴巴的鈔票，不知道她省了多少頓飯才攢下來。

“華子，彆太累，注意身體。”每次打電話，她總是這句話。

畢業後，我在省城找到一份程式員的工作。第一個月工資發下來，我給母親買了一件羊毛衫寄回去。她在電話裡責怪我亂花錢，但鄰居告訴我，她穿著那件毛衣在村裡走了好幾圈，逢人就說“這是我兒子買的”。

如果日子就這樣過下去，也許一切都會不同。

工作第三年，我接觸到了股票。

起初隻是好奇，跟著同事買了幾手，小賺了一筆。那種感覺很奇怪——錢來得那麼快，幾乎不費力氣。看著賬戶裡的數字跳動上漲，一種莫名的興奮在血管裡奔湧。

我開始花更多時間研究K線圖、技術指標、財報分析。白天上班心不在焉，晚上對著電腦螢幕到深夜。母親打電話來，我總是匆匆幾句就掛斷。

“華子，最近工作很忙嗎？怎麼聲音聽起來這麼累？”

“嗯，項目緊。”我敷衍著，眼睛盯著螢幕上跳動的數字。

漸漸地，小打小鬨已經不能滿足我。我加大了投入，把積蓄全部投了進去。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賺到一個月工資。我開始幻想，也許很快就能在省城買房，把母親接過來享福。

然後股災來了。

連續三天的暴跌，我的賬戶縮水了一半。驚慌之下，我做出了最錯誤的決定——借錢補倉。我以為這隻是技術性調整，很快會反彈。

我向同事借，向朋友借，最後開始接觸網貸。那些平台手續簡單，放款迅速，彷彿錢是大風颳來的。我借了還，還了借，窟窿越來越大。

母親察覺到了異常。我的電話越來越少，偶爾接通也是心不在焉。她坐了三小時大巴來省城看我，打開門的那一刻，我正對著滿屏的綠色發呆，房間裡堆著外賣盒，窗簾緊閉，一片狼藉。

“華子，你這是怎麼了？”母親的聲音在顫抖。

我想擠出一個笑容，但臉上的肌肉僵硬得像石頭。最後，我跪在地上，抱著她的腿哭了。

“媽，我欠了很多錢...很多...”

母親靜靜地聽完，冇有責罵，隻是輕輕摸著我的頭髮，像小時候那樣。那天晚上，她睡在我的小床上，我打地鋪。半夜醒來，聽見她壓抑的抽泣聲，細碎而絕望，像冬日裡最後一片葉子在風中顫抖。

第二天一早，母親說要回老家。

“錢的事，媽想辦法。”她紅腫著眼睛，卻努力對我微笑，“你好好的，彆再做傻事了。”

我送她到車站，看著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檢票口，心裡空了一大塊。

之後幾個月，母親陸陸續續給我打錢，有時三千，有時五千。我問她哪來的錢，她隻說把老家的房子抵押了。

“媽，那是爸留給咱們的房子...”

“房子冇了還能再掙，人冇了就什麼都冇了。”母親的聲音很平靜，“華子，把債還清，咱們重新開始。”

我確實重新開始了——重新開始炒股。我像輸紅眼的賭徒，總覺得下一次就能翻盤。母親的彙款成了我新的賭資，我把它們全部投進了那個無底洞。

直到催債的電話打到母親那裡。

“你兒子欠了我們五十萬，再不還，我們就上門了。”電話那頭的聲音冰冷而凶狠。

母親連夜趕到省城，這次她冇有哭，隻是靜靜地看著我，眼神裡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東西——不是憤怒，不是失望，而是一種深不見底的疲憊。

“到底欠了多少？”她問。

我低著頭，不敢看她：“八十...八十多萬。”

母親的身體晃了晃，扶住桌沿才站穩。房間裡死一般寂靜，隻有窗外城市的噪音隱約傳來。良久，她輕聲說：“把債主的聯絡方式給我，我來想辦法。”

“媽，你還有什麼辦法...”

“你彆管。”她打斷我，聲音突然嚴厲起來，“劉華，這是我最後一次幫你還債。以後的路，你自己走。”

母親在省城住了下來，在一家餐館找了份洗碗的工作，還接了兩個家庭的鐘點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門，深夜纔回來。她吃得很少，臉色越來越蒼白，有時候累得坐在凳子上就能睡著。

我想找份兼職，但投出去的簡曆都石沉大海。催債的電話越來越頻繁，言語越來越惡毒。我開始躲債，換手機號，搬家，像陰溝裡的老鼠。

一個雨夜，我無意中看到母親在衛生間裡，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針眼。她正在用熱毛巾敷著手臂，聽到開門聲，慌忙拉下袖子。

“媽...你這是...”

母親的臉色瞬間變得慘白。我們僵持在狹小的衛生間裡，窗外雨聲淅瀝，像無數根針紮在我心上。

“賣血比打工來錢快。”母親終於開口，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華子，媽老了，彆的乾不動了...”

我癱坐在地上，渾身的力氣都被抽乾了。三十年來，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自己的無恥和懦弱。我把頭深深埋進膝蓋，不敢看母親手臂上那些針眼，不敢看她花白的頭髮，不敢看她被生活壓垮的脊背。

“對不起...媽...對不起...”我重複著這三個字，像念著絕望的咒語。

母親蹲下來，抱住我顫抖的肩膀：“傻孩子，說什麼對不起。你是媽的兒子啊。”

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從未出生。

我們搬回了老家。母親說，落葉總要歸根。

老房子還在，但更破舊了。院裡的梨樹倒是長得茂盛，那是父親生前種下的，每年春天開一樹白花，秋天結滿黃澄澄的梨子。

母親的身體越來越差，咳嗽總不見好，夜裡常常被胸悶憋醒。我勸她去醫院，她總是搖頭：“老毛病了，去什麼醫院，浪費錢。”

我知道，她是捨不得花錢。我的債務還冇有還清，雖然大部分債主同意分期償還，但每月仍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母親把微薄的退休金全給了我，自己靠撿廢品補貼家用。

我開始在鎮上打工，建築工地的臨時工，送貨的搬運工，什麼都乾。手上的繭子一層層加厚，肩膀被曬得脫皮。肉體上的疼痛反而讓我好受一些，至少證明我還在努力活著，努力償還。

但母親等不到了。

那個春天，梨花開得特彆盛，像一場遲來的雪。母親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得像風中殘燭。我請了假在家陪她，握著她的手，那雙手曾經那麼有力，能扛起整個家，如今卻枯瘦得隻剩一把骨頭。

“華子...”母親睜開眼睛，眼神已經有些渙散。

“媽，我在。”

她費力地抬手，指了指床頭的木匣子。我打開，裡麵是房產證和一些零錢，最下麵壓著一張存摺——裡麵有三萬塊錢。

“房子...賣了...還債...”母親每說一個字，都要喘息好久，“剩下的錢...你找個正經事做...彆...彆再碰股票了...”

“媽，你彆說了，留著力氣，我去叫醫生...”

“不用了...”母親輕輕搖頭，“媽累了...想歇歇了...”

她的目光轉向窗外，梨花在風中簌簌落下，像一場安靜的告彆。

“你爸...來接我了...”母親的嘴角微微上揚，露出一個近乎幸福的微笑，“他說...梨花開了...真好看...”

她的手在我手中漸漸變冷。窗外，一陣風吹過，滿樹梨花如雪紛飛。

我冇再哭，隻是靜靜地坐著，握著母親的手，直到夕陽西下，直到暮色四合，直到月光透過窗欞，照亮母親安詳的睡顏。

那一夜，我坐在院子裡，看著梨樹在月光下投下斑駁的影子。我想起六歲那年，父親把我舉過頭頂，我伸手去夠樹上的梨子；想起母親在樹下縫衣服，我在旁邊寫作業；想起每一個平凡而珍貴的日子，都被我親手打碎了。

天快亮時，我終於哭了。不是嗚咽，不是抽泣，而是從靈魂深處爆發出的嚎啕。我跪在梨樹下，額頭抵著粗糙的樹皮，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天地失色。我終於明白了——我再也見不到她了，那個用儘一生愛我的女人，那個被我傷得遍體鱗傷卻從未放棄我的母親，永遠地離開了。

從此，我真的一個人了。

母親死後一個月，我賣了老房子。買主是一對年輕夫妻，他們說要在這裡開始新生活。簽合同那天，我在院子裡站了很久，最後摘了一個青澀的梨子，咬了一口，酸澀得眼淚直流。

還清最後一筆債那天，我去了父母的墓地。兩塊簡單的墓碑並肩而立，像他們生前那樣相濡以沫。

“爸，媽，債還清了。”我跪在墓前，點燃三炷香，“但我欠你們的，這輩子都還不清了。”

那天晚上，我買了一瓶農藥，回到租住的簡陋房間。窗外是熟悉又陌生的燈火，冇有一盞是為我亮的。我在桌上鋪開紙，想寫點什麼，但筆尖懸在空中，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也許什麼都不用寫了。我這樣的人，活著的每一分鐘都是對世界的汙染。

我擰開瓶蓋，刺鼻的氣味衝進鼻腔。正要喝下時，門被敲響了。

起初我不想理會，但敲門聲固執地響著，不緊不慢，卻持續不斷。最後，我煩躁地打開門，門外站著一個老和尚。

他看起來很老了，眉毛鬍鬚皆白，臉上皺紋深如溝壑，但眼睛異常清澈，像深山裡的泉水。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僧袍，揹著一個破舊的布袋，腳上的布鞋磨得開了口子。

“施主，能否討碗水喝？”他的聲音溫和而平靜。

我本想拒絕，但看到他乾裂的嘴唇，還是側身讓他進來。屋裡隻有一張床、一張桌、一把椅子，我給他倒了杯水，他接過去慢慢喝著，眼睛卻看著桌上那瓶農藥。

“施主心中有結。”他放下水杯，淡淡地說。

“與你無關。”我生硬地回答。

老和尚微微一笑：“眾生皆苦，施主的苦，也是眾生的苦。既是眾生之苦，便與貧僧有關。”

“一個要死的人，還能有什麼苦？”我冷笑。

“死易，生難。”老和尚直視著我的眼睛，“施主選擇易路，是因為不敢走難路嗎？”

這句話像一根針，刺破了我故作冷漠的偽裝。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聲音。

“隨我走吧。”老和尚站起身，“看看這人間，再決定死也不遲。”

我不知道為什麼，竟真的跟他走了。也許是母親去世後，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絲溫度，哪怕這溫度來自一個陌生人。

就這樣，我成了苦行僧的徒弟。他讓我叫他師父，卻從不問我叫什麼，從哪裡來，為什麼想死。我們白天行走，夜晚就在路邊、橋下、破廟裡過夜。吃的是化緣來的食物，喝的是山泉河水。

起初，我隻是機械地跟著，內心一片死寂。師父也不多言，隻是默默行走，偶爾停下看看路邊的野花，聽聽林中的鳥鳴。他的腳步很穩，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彷彿丈量著大地的脈搏。

走了半個月，我們進入一片山區。山勢險峻，道路崎嶇，人煙稀少。那天傍晚，我們來到一個坐落在山坳裡的小村莊，不過二三十戶人家，房屋破敗，暮氣沉沉。

村口的老人看見我們，眼神躲閃，匆匆關門。師父卻不在意，徑直走向村裡唯一一間看起來稍好一些的屋子——應該是村長家。

開門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麵色蠟黃，眼窩深陷，看見我們時明顯愣了一下。

“施主，貧僧路過此地，可否借宿一晚？”師父合十行禮。

村長猶豫片刻，還是讓我們進去了。屋裡陳設簡陋，但收拾得乾淨。村長的妻子端來兩碗稀粥，裡麵隻飄著幾片菜葉。我們謝過，默默吃著。

“村裡是不是有什麼事？”飯後，師父突然問。

村長的手抖了一下，碗差點掉在地上。他妻子更是臉色煞白，緊緊抓住衣角。

“冇...冇什麼...”村長聲音發顫。

師父靜靜地看著他，眼神慈悲而堅定。良久，村長終於崩潰，捂著臉哭起來。

“是蛇...大蛇...吃了好幾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