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迴響：那些震撼人心的話語 第208章 至公之境：孔子讚舜禹的執政智慧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中的這句讚歎，是孔子對舜、禹兩位上古聖王執政境界的至高評價。“巍巍乎”，形容舜、禹的品德與功業崇高偉大，令人敬仰；“有天下而不與焉”，則點明瞭他們執政的核心特質——雖擁有天下的統治權，卻不將權力視為私產，不貪圖權位帶來的私利，始終以天下百姓的福祉為根本。在孔子心中，舜、禹的執政境界是“公天下”的典範，是後世統治者與為政者的理想標杆。春秋時期，諸侯爭霸、權力私有的現象盛行，孔子對舜、禹的讚歎，不僅是對上古聖王的緬懷，更是對當時混亂政治秩序的批判與對“仁政”“公心”的呼喚。在當代社會，無論是公共治理領域，還是組織管理、個人修養層麵，“有天下而不與”所蘊含的“公心”“責任”“利他”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溯源：堯舜禹時代的“禪讓製”與“公天下”傳統

要理解孔子“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的讚歎，需先回到堯舜禹所處的上古時代，厘清“禪讓製”的內涵與“公天下”的傳統——正是這種以“公”為核心的政治製度與執政理念，孕育了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崇高境界。

（一）堯舜禹時代的“禪讓製”：權力傳承的“至公”典範

堯舜禹時代的“禪讓製”，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公天下”的重要體現。與後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世襲製不同，“禪讓製”的核心是“選賢與能”——統治者在晚年時，不將權力傳給自己的子孫，而是通過考察，將權力禪讓給品德高尚、能力出眾、深得民心的賢才，確保天下能在賢明者的治理下，實現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

據《尚書》《史記》等典籍記載，堯在晚年時，因兒子丹朱“頑凶”，不足以擔當治理天下的重任，便開始尋訪天下賢才。他聽說舜“性至孝”，麵對父親瞽叟的愚頑、後母的囂惡、弟弟象的傲慢，始終堅守孝道，以德報怨，且在民間治理中展現出卓越的才能，深受百姓愛戴。堯於是對舜進行了長期考察：將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觀察他的家庭德行；讓九個兒子與舜相處，觀察他的待人接物；派舜負責推行教化、管理百官、主持祭祀、治理水患等事務，檢驗他的執政能力。經過二十八年的考察，堯確認舜具備治理天下的品德與能力，最終將天下禪讓給舜。

舜執政後，同樣以“公心”治理天下，他任用皋陶、後稷、契、禹等賢才，分彆負責司法、農業、教化、治水等事務，使天下呈現出“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繁榮景象。在晚年時，舜因兒子商均“亦不肖”，便效仿堯的做法，考察並禪讓天下給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的禹。禹因父親鯀治水失敗被處死，懷著“救民於水患”的責任感，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最終成功治理了氾濫的洪水，讓百姓得以安居。舜通過長期考察，確認禹的品德與能力，將天下禪讓給他。

這種“禪讓製”，本質上是權力的“公器公用”——權力不是統治者的私有財產，而是治理天下、造福百姓的工具。舜、禹正是在這種製度與傳統的滋養下，形成了“有天下而不與”的執政境界，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為百姓謀福祉中，而非追求個人私利。

（二）“公天下”與“私天下”的對比：孔子讚歎的時代背景

孔子之所以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境界發出“巍巍乎”的讚歎，與春秋時期“私天下”的政治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原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公天下”理念被打破，諸侯將封地視為私產，為爭奪土地、人口與權力相互攻伐；卿大夫則將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甚至出現“陪臣執國命”的現象，權力成為滿足個人與家族私慾的工具。

例如，齊桓公雖以“尊王攘夷”為口號稱霸諸侯，但其核心目的是擴張齊國勢力，滿足個人的霸權慾望；晉文公通過“退避三舍”等手段奪取霸權，本質上也是為了晉國的私利；魯國的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分公室”，將魯國國君的權力與土地瓜分，完全將國家權力視為私產。這種“私天下”的政治現實，導致戰亂頻繁、百姓流離失所，社會陷入動盪。

孔子一生致力於恢複周禮，推崇“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在他看來，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境界，正是“公天下”的完美體現——權力不私享、利益不獨占，始終以百姓福祉為根本。因此，他對舜、禹的讚歎，既是對上古“公天下”傳統的緬懷，也是對當時“私天下”政治現實的批判，更是對後世為政者樹立“公心”、推行“仁政”的殷切期望。

二、解析“有天下而不與焉”：舜、禹執政境界的核心內涵

“有天下而不與焉”，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它不僅指舜、禹不將天下視為私產，更包括他們執政時的“無私心”“無特權”“重責任”，是“公心”“仁心”“責任心”的完美統一。

（一）“不與”的核心：權力不私享，天下為公

“有天下而不與焉”的核心，是“權力不私享”——舜、禹雖擁有治理天下的權力，卻不將權力視為滿足個人私慾的工具，而是將其作為“公器”，用於為百姓謀福祉、為天下謀太平。

1.不傳子而傳賢：權力傳承的“至公”

舜、禹在權力傳承上的“不與”，最直接體現在“不傳子而傳賢”。堯禪讓天下給舜時，並非冇有兒子（丹朱），而是認為丹朱品德與能力不足以治理天下，若傳位給丹朱，會導致百姓受苦、天下大亂；舜禪讓天下給禹時，同樣如此，兒子商均“不肖”，便毅然將權力傳給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的禹。這種“不傳子而傳賢”的選擇，完全摒棄了“權力私有”的觀念，將天下百姓的福祉置於個人家族利益之上，是“公天下”的極致體現。

對比後世的世襲製，舜、禹的選擇更顯崇高。世襲製下，統治者往往將權力視為家族私產，即便後代“不肖”，也強行傳位，導致“昏君輩出”，百姓遭殃。如夏桀、商紂、周幽王等暴君，皆因世襲而登上王位，最終因暴虐無道而亡國，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舜、禹的“不傳子而傳賢”，則確保了權力能落在賢明者手中，實現天下的長治久安。

2.不享特權而親民：執政過程的“無私”

舜、禹在執政過程中，也始終保持“不享特權而親民”的作風，不將權力帶來的便利與待遇視為個人應得的私利，而是與百姓同甘共苦，深入民間瞭解疾苦。

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舜在未執政前，便“耕曆山，漁雷澤，陶河濱”，與百姓一同勞作，體驗百姓的生活；執政後，他依然保持簡樸的生活，“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洫”——飲食簡單，卻用心祭祀鬼神；穿著樸素，卻將祭服做得精美；宮殿簡陋，卻全力治理水利。他還“巡守四方”，走遍天下，考察諸侯的政績，傾聽百姓的聲音，解決百姓的困難。

禹更是以“親民”“無私”著稱。在治水過程中，他“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親自拿著農具帶頭勞作，與百姓一同風餐露宿；“薄衣食，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淢”，飲食衣著簡樸，卻將財力都投入到治水工程中；“三過家門而不入”，即便路過家門，聽到孩子的哭聲，也因治水任務緊急而不敢入內，完全將個人家庭情感置於百姓安危之後。執政後，禹依然保持這種作風，輕徭薄賦，關注民生，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

這種“不享特權而親民”的執政作風，正是“有天下而不與焉”的生動體現——權力冇有讓他們變得貪圖享受，反而讓他們更加牢記責任，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為百姓謀福祉中。

（二）“有天下”的責任：掌權即擔責，利民為本

“有天下而不與焉”中的“有天下”，並非指擁有天下的所有權，而是指承擔治理天下的責任。舜、禹“有天下”，意味著他們肩負起了讓百姓安居樂業、讓天下和諧穩定的重任，這種責任是他們執政的根本動力，也是“不與”的前提——正因為將“有天下”視為責任而非特權，他們纔會不私享權力、不貪圖私利。

1.治水救災：解百姓之困的責任擔當

禹治理洪水的壯舉，是“有天下”即擔責的最典型體現。當時，洪水氾濫，“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百姓“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生活苦不堪言。堯派鯀治水，鯀采用“堵”的方法，九年而不成，被舜處死。禹繼承父業後，深知治水責任重大，若治水失敗，百姓將繼續遭受水患之苦。於是，他改變治水方法，采用“疏”的策略，“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將洪水引入大海。

在治水過程中，禹麵臨著無數困難：自然環境惡劣，山路崎嶇、洪水洶湧；時間緊迫，洪水隨時可能吞噬百姓的生命與家園；輿論壓力巨大，父親治水失敗被處死，他若失敗，不僅會辜負舜的信任，更會讓百姓失望。但禹始終冇有退縮，以“捨生忘死”的精神承擔起治水的責任，最終成功治理洪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百姓得以回到平原安居樂業。

這種“解百姓之困”的責任擔當，正是“有天下”的核心內涵——掌權者的首要責任，是解決百姓最迫切的困難，讓百姓過上安穩的生活，而非追求個人的權勢與利益。

2.教化百姓：促社會和諧的責任擔當

舜執政時，同樣以“教化百姓、促社會和諧”為重要責任。當時，社會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百姓之間存在“父子不親、君臣不義、夫婦不和、長幼無序、朋友不信”等問題。舜深知，僅靠刑罰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教化，讓百姓樹立道德觀念，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

於是，舜任命契為司徒，負責推行“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教導百姓遵守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任命皋陶為大理，負責製定刑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通過刑罰輔助教化，讓百姓知敬畏、守規矩；同時，他還親自以身作則，以孝悌、誠信、仁愛等品德影響百姓，讓百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經過舜的教化與治理，社會風氣得到顯著改善，“百姓親和，諸侯順服”，形成了“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的和諧局麵。這種“促社會和諧”的責任擔當，同樣是“有天下”的重要內涵——掌權者不僅要解決百姓的物質困難，還要關注百姓的精神需求，通過教化提升百姓的道德素養，構建和諧穩定的社會秩序。

三、孔子讚舜禹的深層用意：對“仁政”與“公心”的呼喚

孔子生活在春秋時期，麵對“禮崩樂壞”“諸侯爭霸”的混亂局麵，他一生致力於恢複周禮，推行“仁政”，而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執政境界，正是他心中“仁政”與“公心”的完美典範。因此，他對舜禹的讚歎，背後蘊含著深層的用意——既是對上古“公天下”傳統的緬懷，也是對當時政治現實的批判，更是對後世為政者與士人的期望。

（一）批判春秋“私天下”的政治現實

春秋時期，“私天下”的現象盛行，諸侯將權力視為家族私產，為爭奪權力與利益相互攻伐，卿大夫則以權謀私，欺壓百姓，導致社會動盪、民生凋敝。孔子對這種政治現實深感痛心，他認為，這種“私天下”的做法違背了“禮”與“仁”的原則，是社會混亂的根源。

而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境界，恰好與春秋時期的“私天下”形成鮮明對比——舜、禹不私享權力、不貪圖私利，始終以百姓福祉為根本；而春秋時期的諸侯與卿大夫，卻將權力與利益視為私有，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孔子通過讚歎舜禹，實則是在批判當時的政治現實，指出“私天下”的危害，呼籲統治者迴歸“公天下”的傳統，以“公心”治理天下。

例如，孔子曾批評季孫氏“八佾舞於庭”，認為這是“僭越周禮”的行為，本質上是季孫氏將魯國權力視為私產，不顧君臣禮儀；他還批評管仲“器小”，認為管仲雖輔佐齊桓公稱霸，卻“有三歸，官事不攝”，貪圖個人利益，冇有達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境界。這些批評，與對舜禹的讚歎形成呼應，都體現了孔子對“私天下”的批判與對“公天下”的追求。

（二）倡導“仁政”的執政理念

孔子的核心政治理念是“仁政”，而舜、禹的執政實踐，正是“仁政”的完美體現。“仁政”的核心是“仁者愛人”，即統治者要以百姓的福祉為根本，關心百姓的疾苦，推行有利於百姓的政策，而非追求個人的權勢與利益。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正是“仁者愛人”的體現——他們不私享權力，是為了讓賢明者治理天下，讓百姓受益；他們不貪圖私利，是為了將資源用於解決百姓的困難，讓百姓安居樂業；他們承擔治理天下的責任，是為了讓百姓過上安穩、和諧的生活。孔子通過讚歎舜禹，實則是在倡導“仁政”的執政理念，希望後世統治者能以舜禹為榜樣，踐行“仁者愛人”，推行“仁政”，實現天下的長治久安。

孔子曾對弟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意思是治理一個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要嚴謹辦事、恪守信用，節約用度、愛護百姓，役使百姓要順應農時。這一“仁政”主張，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執政理念一脈相承——都是以百姓為根本，注重百姓的利益與需求。

（三）期望士人的“公心”與“擔當”

孔子不僅對統治者抱有期望，也對士階層抱有期望。他認為，士作為社會的精英，應具備“公心”與“擔當”，以天下為己任，為實現“仁政”與“公天下”的理想而努力。而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境界，正是士階層應追求的道德標杆——不貪圖個人私利，勇於承擔社會責任，以天下百姓的福祉為根本。

孔子曾對弟子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意思是士不可以不弘大剛毅，因為他肩負的責任重大，路程遙遠。把實現“仁”作為自己的責任，難道不重大嗎？奮鬥到死才停止，難道不遙遠嗎？這種“以仁為己任”的擔當，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責任擔當本質相同——都是將更宏大的目標（仁、百姓福祉）置於個人利益之上。

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路，便以“擔當”著稱，他曾表示“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願意將自己的車馬、衣物與朋友共享，即便用壞也不遺憾，這種“利他”精神正是“公心”的體現；弟子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卻依然“不改其樂”，潛心學習，追求“仁”的境界，不貪圖物質私利，這種“安貧樂道”的品質也與舜禹“不與”私利的境界相契合。孔子通過教育弟子，希望將舜禹的“公心”與“擔當”傳承下去，讓士階層成為推動“仁政”與“公天下”的重要力量。

四、“有天下而不與”的當代價值：從執政理唸到社會精神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執政境界，雖誕生於上古時代，但其蘊含的“公心”“責任”“利他”精神，在當代社會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能夠為公共治理、組織管理、個人修養提供寶貴啟示，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精神力量。

（一）公共治理：以“公心”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

在當代公共治理中，“有天下而不與”的核心精神體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政府部門與公職人員不將權力視為私有，不追求個人或部門私利，而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根本，承擔起為人民服務、推動社會發展的責任。

1.權力“公器公用”：杜絕特權與腐敗

當代公共治理強調權力的“公器屬性”，要求公職人員牢記“權力來自人民、服務人民”，杜絕特權思想與腐敗行為。舜、禹“不享特權而親民”的作風，正是當代公職人員應遵循的準則。例如，我國推行的“全麵從嚴治黨”“反腐敗鬥爭”，便是為了遏製權力私有化傾向，確保權力用於為人民謀福祉。許多優秀的公職人員，如“時代楷模”焦裕祿、穀文昌、楊善洲等，都以“公心”踐行職責：焦裕祿在蘭考擔任縣委書記時，身患重病仍堅持帶領群眾治理風沙、鹽堿地，不搞特殊待遇，住普通窯洞，吃粗糧淡飯，始終與百姓同甘共苦；楊善洲退休後，放棄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家鄉植樹造林，將價值數億元的林場無償捐給國家，不謀個人私利。他們的行為，正是當代版的“有天下而不與”，以“公心”守護權力的純潔，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愛戴。

2.責任“利民為本”：解決民生痛點

當代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標是解決民生痛點，讓人民群眾過上更美好的生活，這與舜、禹“解百姓之困”“促社會和諧”的責任擔當一脈相承。近年來，我國推行的一係列民生政策，如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教育公平、醫療保障等，都是“利民為本”的體現。在脫貧攻堅中，數百萬扶貧乾部深入貧困地區，因地製宜製定扶貧方案，幫助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其中許多乾部犧牲在工作崗位上，如黃文秀，放棄城市工作機會，回到家鄉百色擔任駐村第一書記，帶領群眾發展特色產業，最終因暴雨引發的山洪不幸遇難。這些扶貧乾部以“捨身忘我的責任擔當”，踐行了“為人民謀幸福”的使命，與舜、禹治水救災、教化百姓的責任精神高度契合。

（二）組織管理：以“利他”精神構建和諧高效的組織文化

在當代組織管理（如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中，“有天下而不與”的精神體現為“利他”的管理理念——組織管理者不將權力或資源視為個人私有，不追求個人權威或利益，而是以組織發展、員工成長、社會貢獻為根本，構建和諧高效的組織文化。

1.權力共享：激發團隊活力

優秀的組織管理者會摒棄“集權式”管理，注重權力共享與民主決策，讓員工參與到組織管理中，激發團隊活力。這與舜、禹“任用賢才、分權治理”的做法相似——舜任用皋陶、後稷等賢才分管不同事務，不獨斷專行；當代企業中，許多優秀管理者也會建立“扁平化管理”“員工持股”等製度，讓員工擁有更多話語權與決策權，增強員工的歸屬感與積極性。例如，華為公司推行“以奮鬥者為本”的文化，通過“員工持股計劃”讓員工分享企業發展成果，不將企業利益集中於少數人；同時，華為注重人才培養，為員工提供廣闊的發展平台，鼓勵員工發揮才能，這種“利他”的管理理念，讓華為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持活力，成為全球知名企業。

2.責任共擔：推動組織與社會共贏

當代組織管理越來越強調“社會責任”，要求組織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要關注環境、社會與員工利益，實現“組織與社會共贏”。這與舜、禹“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擔當相呼應——舜、禹治理天下，不僅關注百姓的物質生活，還注重社會和諧；當代組織也應將“社會責任”納入發展戰略，如推行“綠色生產”減少環境汙染、參與公益事業幫助弱勢群體、保障員工權益提升員工幸福感。例如，阿裡巴巴集團在發展電商業務的同時，積極參與鄉村振興，通過“農村淘寶”項目幫助農民銷售農產品；參與公益救災，在地震、洪水等災害發生時捐款捐物，幫助災區重建；同時，阿裡巴巴注重員工福利，為員工提供完善的醫療、養老保障與職業發展通道。這種“責任共擔”的做法，既提升了組織的社會形象，也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實現了“組織與社會共贏”。

（三）個人修養：以“公心”與“擔當”實現人生價值

在當代個人修養中，“有天下而不與”的精神體現為“公心”與“擔當”的品質——個人不貪圖私利，不追求個人名利，而是以幫助他人、服務社會為己任，在奉獻中實現人生價值。

1.摒棄“私利至上”：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當代社會，一些人受“功利主義”影響，將“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人生目標，忽視他人與社會利益，導致人際關係緊張、社會矛盾加劇。而“有天下而不與”的精神提醒我們，應摒棄“私利至上”的價值觀，樹立“利他”“為公”的理念。例如，“感動中國”人物張桂梅，放棄城市的優越生活，在貧困山區創辦免費女子高中，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教育崗位，幫助數千名貧困女孩圓了大學夢。她不追求個人名利，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中，甚至積勞成疾仍不放棄，這種“公心”與“擔當”，讓她實現了“改變貧困女孩命運”的人生價值，也成為無數人學習的榜樣。

2.主動承擔責任：在奉獻中成長

“有天下而不與”的精神還要求個人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在奉獻中實現成長。無論是參與誌願服務、幫助身邊的人，還是在工作中認真負責、精益求精，都是“擔當”的體現。例如，許多大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參與“支教”“社區服務”等誌願活動，為偏遠地區的孩子傳授知識，為社區居民提供幫助；一些普通公民在麵對突發事件時，挺身而出，如參與火災救援、救助落水者等。這些行為雖看似平凡，卻體現了“公心”與“擔當”，讓個人在奉獻中獲得成就感與幸福感，實現人生價值的提升。

五、結語：以“至公之境”照亮當代社會發展之路

孔子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的讚歎，穿越兩千多年的時光，依然閃耀著“公心”與“責任”的光芒。舜、禹的執政境界，不僅是上古“公天下”傳統的典範，更是當代社會發展的精神財富——它提醒我們，無論在公共治理、組織管理還是個人修養中，都應摒棄“私利至上”的觀念，以“公心”對待權力與資源，以“擔當”承擔責任與使命。

在當代社會，我們雖不再麵臨“治水救災”的艱钜任務，卻麵臨著貧富差距、環境汙染、社會矛盾等新的挑戰。要解決這些挑戰，需要我們傳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的精神：在公共治理中，以“人民為中心”，讓權力服務於人民；在組織管理中，以“利他”為導向，實現組織與社會共贏；在個人修養中，以“為公”為追求，在奉獻中實現人生價值。

願我們都能以舜、禹為榜樣，踐行“至公之境”，讓“公心”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讓“擔當”成為每個人的行動自覺，共同構建一個公平、正義、和諧、美好的當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