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之開局我能召喚A10 第123章 讓步

安南臨時救國政府的成立和那份《合作框架條約》的簽署，如同一塊巨石投入死水，在殘存的安南社會激起了劇烈而複雜的波瀾。

恐懼、屈辱、憤怒、絕望，以及一絲在絕境中看到生存希望的扭曲釋然，交織在每一個聽聞此訊息的倖存者心中。

顧影疏和她所代表的國家安全域性，深諳“權力需要平衡，更需要讓步”的法則。

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固然高效，但長期維持統治的成本過高，且容易催生持續不斷的抵抗火種。

因此，在確立了不可動搖的絕對優勢後，一套精密的“馴化”與“捆綁”機製開始運轉。

首先是對阮文泰為首的臨時政府官員階層進行“收買”與“賦能”。

國家安全域性的代表，一位表情淡漠、眼神銳利的年輕官員，在條約簽署後的第一次高層會議上，

對著一眾心懷忐忑、又難掩對權力渴望的安南臨時政府官員，宣佈了幾項“善意舉措”。

所有臨時政府部長級以上官員，及其直係親屬，將自動獲得“複興根據地友好人士”身份，享有與根據地中級官員同等的物資配給額度，包括但不限於優質糧食、安全飲用水、藥品、乃至少量的香菸和酒類。

這些在末世中堪稱奢侈品的物資。

同時，他們將入住經過加固和清潔、配備了獨立發電機和淨水係統的原政府高級官員宅邸或酒店套房，並配屬一支由經過審查的安南人組成的護衛隊。

更重要的是，條約中規定，所有在安南運營的、由根據地控股或指定的企業（包括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安南礦產開發總公司、海防港務集團等）。

其年度淨利潤的百分之五，將作為“行政管理津貼”和“地方發展基金”，撥付給安南臨時政府支配。

這筆钜款中的相當一部分，最終會以各種名目獎金、補貼、特殊經費流入阮文泰及其核心圈層的腰包。

這使得他們的個人利益，與根據地對安南的經濟掠奪深度綁定。

國家安全域性“顧問團”雖然擁有對高級官員任命的否決權，但在實際操作中，對於中低級官員的任命，隻要不涉及關鍵部門，通常會尊重阮文泰的提名。

這給了阮文泰一定的培植親信鞏固個人權力的空間，讓他感覺自己並非完全的傀儡，至少能在自己的“小朝廷”裡行使部分“君權”。

這種有限的權力滋味，如同毒品，會讓人逐漸沉迷併產生依賴。

臨時政府核心成員及其家族，享有有限的司法豁免權，除非犯下“嚴重危害複興根據地利益及駐軍安全”的罪行。

否則不受根據地軍事法庭的直接審判（但國家安全域性依然擁有隨時進行“調查”和“約談”的權力）。

這為他們提供了一層保護傘，使其可以相對“安心”地為自己謀取利益。

這些讓步和賄賂，效果立竿見影。

阮文泰等人最初簽署條約時的那一絲不安和羞恥感，迅速被實實在在的權力享受和物質滿足所沖淡。

他們開始主動為根據地的政策辯護，彈壓內部不同的聲音，並積極配合國家安全域性的各種要求。

因為他們明白，自己的地位、財富乃至生命安全，都已與根據地牢牢捆綁。

反對根據地，就是反對他們自己的榮華富貴。

同時，為了給這套掠奪體係披上合法性與“互利”的外衣，並真正啟用安南的經濟潛力以服務於根據地，一個被宣傳機器冠以“安南複興計劃”的大規模投資計劃，也隨之啟動。

根據地的地質勘探團隊在軍隊護衛下，深入安南北部的山區和沿海大陸架，利用先進技術重新評估礦產資源。

很快，數個大型稀土礦、高品質煤礦、錫礦和鎢礦被確認並開始建設露天或井下開采設施。

原有的部分油田和氣田也在根據地工程團隊的努力下恢複生產。

這些資源開采出來後，大部分通過修複的鐵路和港口，直接運往桂柳、嶺南等工業基地，成為根據地工業引擎的“糧食”。

一些非核心的、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如紡織廠、鞋廠、農產品加工廠、簡單五金工具廠等，被鼓勵或直接投資設立在安南。

這些工廠利用安南相對低廉的勞動力，生產出的產品，一部分供應安南本地市場，更多的則作為“根據地製造”的商品，出口或者說返銷到複興根據地及其他受其控製的區域，賺取貢獻點或換取其他物資。

這使安南的工業體係從一開始就呈現出對根據地的深度依附性，缺乏自主的核心技術和完整的產業鏈。

為了保障資源運輸和軍隊調動的順暢，連接安南北部主要礦區、產糧區與港口、邊境的公路、鐵路和橋梁被優先修複和升級。

這些工程由根據地工程兵部隊主導，大量征用安南本地勞工，支付微薄工資或僅提供食物，既完成了戰略建設，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失業問題，但本質上是為了更好地汲取安南的資源。

而在所有這些投資中，最具戰略意義、也最能體現顧影疏“精準控製”思想的，莫過於對紅河三角洲農業的改造。

根據條約，紅河三角洲核心區域的數百萬畝良田，被直接劃歸由“遠征”係統直屬的“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管理。

這家公司與其說是一個企業，不如說是“遠征”係統在農業領域的觸角延伸。

原本土地上的安南農民，無論是自耕農還是前地主，一律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僅在完成公司下達的生產指標後，可以獲得固定的“複興盾”工資和勉強餬口的口糧配給。

他們從獨立的農民，變成了農業公司的“合同工”，被編入一個個生產大隊，在嚴厲的監管下進行勞動。

根據地提供了經過命運科技實驗室基因編輯優化的“超稻”種子。

這種水稻具有驚人的抗逆性抗旱、抗澇、抗常見病害和高產特性，單位麵積產量遠超舊時代的任何品種。

同時，海量的化肥、以及成千上萬架農業無人機被調集至紅河三角洲。

整個紅河三角洲被劃分成網格，每一塊土地的數據都通過無人機和地麵傳感器，實時彙聚到“遠征”係統的農業管理子模塊中。

係統根據數據模型，自動生成最優的灌溉、施肥、施藥方案，並通過無人機編隊精準執行。

農業公司的管理層和核心技術員全部由根據地派遣人員擔任。收穫的糧食，在填飽本地“合同工”和臨時政府基本需求的肚子後。

絕大部分都被作為“戰略儲備”和“償付債券利息的實物資產”，通過武裝運輸隊，源源不斷地運回覆興根據地。

紅河三角洲，這個昔日的“安南糧倉”，如今徹底變成了林禹戰爭機器和金融體係的“營養液輸送管”。

在這一係列組合拳下，安南臨時政府的權力性質和結構也在悄然發生著深刻的演變。

最初，阮文泰等人還試圖在某些非核心領域保留一些自主決策的影子。

但隨著根據地投資的湧入，特彆是“行政管理津貼”的發放，臨時政府的官僚體係迅速腐化並加深了對根據地的依賴。

他們很快發現，自己的“權力”並不來源於治理安南民眾的能力或民意支援，而是完全來源於能否讓根據地滿意，能否高效地配合完成資源掠奪和秩序維持的任務。

他們的角色，從最初或許還帶有一絲“曲線救國”幻想的政客，徹底淪為了依附於根據地龐大軀乾上的“買辦”階層。

他們的主要工作變成了：

協助鎮壓反抗，利用對本地情況的熟悉，幫助國家安全域性和根據地駐軍甄彆定位、清剿抵抗組織。

維持表麵秩序，管理日益龐大的安南偽軍和警察隊伍，用於彈壓底層民眾的不滿和零星的抗議，

確保資源開采和農業生產不受乾擾。

充當緩衝層，所有來自根據地的苛刻命令、物資征調、勞工招募，都通過臨時政府的名義下達。

這使得安南民眾的怨氣首先指向了阮文泰政府，而非幕後的根據地，有效轉移了矛盾。

文化粉飾，按照根據地宣傳部門的要求，臨時政府控製的媒體開始大量宣揚“複興根據地無私援助”、“共同抗擊末世”“

在根據地幫助下恢複生產生活”等論調，極力淡化條約的不平等性，將根據地的掠奪描繪成“必要的合作”和“通往複興的唯一道路”。

國家安全域性則隱身在幕後，通過“顧問團”和無處不在的特工網絡，牢牢掌控著大局。

他們允許甚至鼓勵臨時政府內部存在一些無關痛癢的派係鬥爭和腐敗，因為這有利於分而治之，防止其形成統一的對抗力量。

隻要阮文泰等人保持“忠誠”和“有用”，他們的些許貪腐和內部傾軋，在顧影疏看來，不過是維持統治的必要成本。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個畸形的、高度依附性的買辦政府模型在安南逐漸固化。

這個政府的存在，不是為了安南的民族利益或民眾福祉，其核心功能隻有一個。

作為複興根據地高效汲取安南資源、維持地區控製、並承擔底層民眾怨恨的“白手套”和“減壓閥”。

在升龍府原市政廳，如今掛上了安南臨時救國政府和新成立的“紅河平原農業發展公司”兩塊牌子的建築裡，阮文泰坐在寬敞奢華的辦公室裡。

品嚐著根據地特供的綠茶，看著窗外正在被清理和重建的街道。

他知道自己背上了一個沉重的罵名，但他更清楚，離開了根據地的支援，他和他的家族瞬間就會被憤怒的民眾或其他軍閥撕碎。

他現在所能做的，就是緊緊抱住這根唯一能讓他活下去並享受權力的粗壯大腿，哪怕這意味著出賣故土的一切。

而在遙遠的複興根據地指揮中心，顧影疏看著螢幕上關於安南“農業豐收在望”、“礦業生產步入正軌”、“臨時政府有效維持秩序”的一係列綠色指標，嘴角掠過一絲冰冷的弧度。

讓步？那不過是給狗戴上的鑲鑽項圈，看似華麗，卻依舊牢牢攥在主人手中。

她要的，是整箇中南半島，都變成複興根據地這台戰爭機器下，一個安靜而高效的零部件。